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1月7日

文/凌志渊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口述、资深财经记者Andrew Tanzer撰写的《郭鹤年自传》（英文版新加坡Landmark出版，中文版香港商务出版），甫一面世，便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因为郭鹤年在自传中的「爆料」内容，涉及不少国家级和国际级的政经秘辛，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引起广泛的讨论。舆论为郭鹤年在世界政经领域的身份地位却愿意当一个「爆料者」而称奇，也为他在跨度近一个世纪历史中的详尽记忆而惊讶。

《郭鹤年自传》是世界级富豪少有的自传，并不避讳写出自己的致富之道，透露商场竞争的激烈过程，也写出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位九十四岁的百亿富豪并不打算留下一本平平无奇、四平八稳如庭训一般的回忆录给子孙，而是写出他一生经历和思索得出的大量对政治、经济、经营等等见解，不但有成功心得，也包含失败、挫折乃至自己犯下的错误的教训，甚至是许多名人隐之而不及的家族私密。这位纵横四海的企业家，坦荡的作风与不畏权势后果的魄力，或许正是他一贯作风，也加倍增添了本书的可读性。

郭鹤年一九二三年生在马来亚南端的新山，与新加坡一衣带水，父亲做小生意很快赚了不少钱但不会理财，他童年遇到大萧条和二次大战，家道中落。二十几岁时，他靠着在伦敦的食糖市场赚到第一桶金，随后在马来亚开设糖厂、面粉厂等等，发迹成为东南亚富豪，并且移居新加坡，后来又为了税务较低而移居香港。

他比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甚至东南亚许多政经界领袖都长寿，也与他们共同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期间还参与不少事务，他的回忆录因此变得情节丰富，而他的直言不讳，更使得本书具有震撼性的历史意义，读者仿佛看见在一些关键时刻，历史如何受到扭曲，而他如何在其间奋斗求存。

生长于英殖民时期的马来亚，少年时期马来亚被日本侵占，使得郭鹤年萌生浓浓的反殖情怀。六十年代初他在伦敦从事食糖生意，与英国糖业贸易商嘉利高(C. Czarnikow)的高层会面，那位高层以教训的语气反对他在大马建糖厂，让他觉得英国殖民主义和垄断思想在那个年代仍然阴魂不散。他早年也曾面对英资银行的种族歧视，说他们宁愿贷款给拾荒的白种人，也不考虑贷款给正当的本地商人，「肤色决定一切」。他还记得当年一家英资洋行的收款单上赫然印着：「欧洲职员签署后，收据方为有效」。

郭鹤年认为，殖民主义是人类最大的祸根之一，对加害者和被殖民者皆如是。「英国公务员十个当中有九个都是好人，无论在学校教书或在路上遇见他们时，均表现如常，十分友善。但当他们走进专属的俱乐部或谈生意时，却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二战时期郭鹤年曾任职日资三井公司，但他对日本占领军的残暴不满，战后他发现，日本虽战败，但日商负责人仍然以殖民主义者嘴脸对待他。

综观自传的叙述，郭鹤年的出生地马来亚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后，都不幸地笼罩着浓浓的种族情结，始终走不出来，英国人带着种族歧视的心态统治殖民地，而全书批判最严厉的，也正是他对马来西亚在独立后进一步走向种族保护主义的痛心。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马来西亚爆发「五一三暴动」，上千华人被打死，已经移居新加坡的郭鹤年刚好回吉隆坡开会，目睹暴徒四处火烧楼的疯狂行径。他感叹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初的一代领袖，如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敦拉萨、敦伊斯迈，「都是很优秀的人，深爱并关心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些他所熟悉的领袖并没有太强的种族偏见，因此执政联盟中，无论是巫统或马华公会找他作大笔捐款，他「总是心甘情愿、愉快、大方地给与捐助」。

他特别提到东姑虽然具有人情味，会帮助朋友，但「从不利用裙带关系」，他有一次为朋友写信给财政部长陈修信，请求帮忙宽赦税务问题，陈修信为此大怒，把信拿去给敦伊斯迈医生看，说「你看看首相对我做了什么」，后者笑着把信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事情就结束了。郭鹤年说：「这是东姑帮朋友的极限。」

不少大马读者不免感慨，相对于后来的政治，那还真是清明的时代呀。郭鹤年以诸如此类的事例来说明当时许多建国者都怀抱热情与使命感。因此他紧接着写道：「任人唯亲者则完全不同，他们都是阿谀奉承之徒，把领导人吹捧得膨胀自大。领导人便拿国家利益去分配给他们。一个国家的财产、项目和生意是绝不容许任何人将之配送的。」

他说：「任人唯亲的领导会以加快振兴国家为借口，来掩饰他的所作所为。他会摈弃所有基本原则，如无视公务员规章，简单直接地把项目交给某个华裔或马来裔亲信。国有银行被逼贷款给这些项目，一些亲信甚至为贪官污吏撑腰。」

郭鹤年指出，虽然在英国人时代已经给予马来人一些优惠，马来亚一九五七年独立后也延续这些优惠，但并没有过度的偏袒与倾斜。然而五一三事件却对马来西亚的体制造成巨大冲击。一些长期以「马来人地位低下受华人印度人压迫」为诉求的马来极端分子进一步在政治上挤压东姑等温和与开明派领袖。

五一三之后，郭鹤年看到马来西亚商界开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他为了协助国家发展，应政府要求走入船运业，开设钢铁厂，在借助华人力量的过程中，马来领袖大致表现公道。 然而五一三之后，马来领袖剩下一个逻辑：「马来人需要援助」。

一九七一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现任首相纳吉之父）启动一项为期二十年的「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希望在二十年内缩小马来土著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

国家部门下令非马来人开设公司，必须把百分之三十股份出售给马来人，并且是要求低于当时的市值，但马来人在获得配股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把股份套利，在华人买回来后，过几年再查访股份结构，发现马来人持股又低于百分之三十，又会要求再配股给马来人。

郭鹤年质问，这无疑是强盗行为：「难道有政府认可，就不算是抢掠吗？」他说，马来人急于缩小与华裔之间的经济鸿沟，却走了有害的捷径，副作用则是种族主义越演越烈。

为此，一九七五年，敦拉萨病危，副首相胡申翁接班在即，郭鹤年甘冒大不韪去见这位老朋友兼老同学。书中详细描述两人见面的过程，郭鹤年谨慎地陈述他的观点，希望胡申翁接班之后，以人格、才干和勤奋程度三大素质作为用人原则，而不是种族和宗教。他以恳求的口吻对胡申翁说：「请你选用聪明的人，心存正道的人，那些正直、有才干、勤奋、坚毅不屈的马来西亚人，不论种族、肤色和信仰，任用他们。」「这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简单方程式」。

胡申翁全程几乎没有出声地聆听，然后静默了几分钟，说「我做不到」。

书中毫不掩饰郭鹤年对这一局面的失望与痛心，他形容自己看到的景象，仿佛一列火车朝着错误的方向行驶，胡申翁没有足够力量去举起火车放回正轨。那是这位商业奇才唯一一次试图去影响马来西亚历史进程的努力。

马来西亚领袖除了早期央求郭鹤年协助建设一些大型国家企业，也找他作为与中国之间的传话人。

说服中共停止马共广播

一九八零年代，马国政治部请他转达中国，停止马共的广播，并且以书面保证停止支持马共及其领袖陈平，郭鹤年当时已是亿万富豪，却毅然只身奔走，终于促成马国政府与陈平签署和平协议，马共走出丛林。书中有精采描述。郭鹤年在这事件中也不无特殊情感，因为他的一位哥哥郭鹤龄便是马共成员，五十年代在丛林中死于英军枪下。

郭鹤年成年后把公司和家安在新加坡而不是新山，因为新加坡是国际商港，资讯流通，但他在七零年代移居香港，则是因为新马两国对企业征收的税率近乎惩罚性而且极其严苛，赚一元基本上只能剩下五毛钱，甚至让他觉得税务审计「有点像宗教裁判所」。而相比之下，当时香港的营业税只有百分之十七。

搬去香港以后，相比于新加坡，那又是更开阔的环境。他形容，全世界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年都会去香港，资深副总裁会去新加坡，副总裁或部门经理则去吉隆坡，这是当时国际企业界的次序，而今天，首席执行官会去北京和上海。

移居香港改变了郭鹤年的事业和家庭，他毫不遮掩地向读者交代他在香港爱上现在的妻子何宝莲，为此他大哥、老同学和母亲都曾责怪他。元配谢碧蓉在获知之后经过一番深思，不愿离婚，慨然接受现状，「准备好与另一个女人一起拥有你」，于是他就有了两头家。

七十年代在香港，郭鹤年最早的重要投资就是九龙香格里拉大酒店，之后就连续在香港大兴土木，并接着进入大陆。

兴建北京国贸的挫折

在大陆初期经历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碰壁和打击，包括兴建北京国贸中心项目过程中的波折和阻碍，他都仔细描述，并归纳出心得与读者分享。在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大危机是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型肺炎爆发，当时港岛香格里拉酒店的入住率曾经只有百分之二。媒体充斥各家企业紧缩业务裁员的消息，但他拒绝考虑，因为那无异于将员工遗弃在沙漠里。

有趣的是，就在往建筑业越做越大的时候，郭鹤年才想起年轻时在马来西亚新山的家，还在从事种植和面粉加工业，没想过做房地产，有一天碰上一个印度人，看了他手掌就不断告诉他，「你会盖很多很多房子，不停地盖房子」。

自传也爆出郭鹤年与印尼富商林绍良之间的生意恩怨。郭表示在林的邀请下合作生意，因为有感印尼市场庞大，因此从七十年代开始二十几年间，出钱却没有一纸协议，投资了全球最大面粉加工厂，但大股东是林绍良，运营好几年后才开始分红，却不如他预期的比例。郭鹤年说：「我常常有被林氏坑骗的感觉，他们总是拿印尼政府做借口，甚至不用提『政府』两字，一开口就说这是国父（苏哈图）的想法。林绍良为人较公道，尤其是对我，但他的三儿子林逢生长大后则不然。」他叙述事件到后来，甚至说出「林逢生试图设计欺骗我」。

而在印尼拓展业务过程中，他也认识了苏哈图，后者则是在划出地段发展时，示意企业家让他自己的子女加入成为合伙人。

虽然是郭鹤年的传记，但贯穿全书的灵魂人物是他的母亲郑格如。这位出身福州的闺秀年轻时被父母从大学里中断学业，盲目到南洋嫁给一个陌生人，才发现丈夫又吸鸦片又好赌，性格也不合，后来又有外遇。

郭鹤年不停强调母亲对他人格的影响，直到他中年以后，一旦有生活和业务上的疑惑，都会去请教母亲，而母亲总能在言语和思考中，以及从佛理上，为他找到解答的路径。母亲的教育让他在商业和公司管理上建立严谨的道德原则，也让他从小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亲切感。

母亲晚年笃信佛教，常根据中文报章报道的社会悲惨和苦难者新闻，拿着剪报要公司助理去捐钱，并且要求匿名。郭鹤年这段叙述猛然令人想起新加坡报社早年经常收到一位「无名氏」的捐款。从来没有人知道那是谁。

郭鹤年虽然是在马来亚出生，却有很深的中国情怀。文革期间中国大陆严重缺糖，派人秘密与他接触，希望透过国际商品市场进口，基于对中国的感情，郭鹤年开始一连串的部署，避免引起国际市场注意，私底下在全球食糖市场调兵遣将，不但解决了问题，还为中国赚取了一笔外汇。

难忘与邓小平见面

郭鹤年也曾与几代中国领导人见面，包括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他在一九九零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与邓小平会面，是邓小平最后一次的公开正式会晤。邓小平当时说：「三十年后，中国将会成为亚洲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而亚洲将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地区。」郭记忆犹新，并指邓说这话时很谦逊。在他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位善良、友好、无私的人。但当邓谈到台湾问题时，郭第一次看见他带着一丝极度的挫败感。对于习近平，郭鹤年则称许他的反贪腐。不过，他指出，中国现正面对的两个最大挑战，分别是恢复道德教育与确立法治。

郭鹤年具有非常浓厚的商人性格，经商手段快、狠、准，做事勤奋果断，对下属异常严厉，但采取把股份与下属共享的方式，而赢得下属的忠心。他懂多国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福州话、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有助他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建立人脉。读英校的他，凭着娴熟的英文，六十年代初在伦敦打入商品交易商圈子，并了解英国商人的行事风格，借此掌握行情资讯，在国际糖期货市场大赚，奠定「糖王」地位。

纵横商场七八十年，足迹遍布全球，郭鹤年的经历当世已经没几个人能比。三百多页的自传显然远远不足以涵盖他精采的一生，但已经令人手不释卷。他坦率与诚恳的自剖，还有对文化、企业经营、人才、资本主义乃至金钱价值等等观念的系统性看法，简洁而切入要害，引人深思，让本书有不同于一般传记的阅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