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赢家》
整理：周小娟
董其昌是明代官衔最高的画家，入仕数十年，是中国历史上颇富争议的人物。他的书画成就和理论在当朝备受追捧，此后又影响中国百年。后世有人指他贪财好色，欺诈乡民，导致有“民抄董宦”事件发生，成为董其昌一生最大污点。虽然《明史》学者替他说好话，指他因得罪另一个特权家族肇祸。如果董其昌只专注于本身的艺术工作而不从政，则可避免介入官场斗争，或许风平浪静过一生。
董家先祖曾在朝中为官，到董其昌这一辈已家道中落。董父严格限制儿子的其他爱好，在其严厉督促下董其昌13岁就得中童生，但两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董其昌31岁时还屈居平湖一带以教授私塾为生，生活清苦。为了排解烦闷，他开始接触禅学，与友人结成陶白齐文社，追慕陶渊明、白居易风骨，夜夜对酒当歌，俨然一介狂生。
35岁才正式踏入仕途
万历十六年（1588年），董其昌第三次赴南京参加乡试，终于考中，因文采超群，得到王世贞的赞赏。次年，35岁的董其昌赴北京参加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正式踏入仕途。明代有六科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期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3年后举行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以编修、检讨等职，正式成为翰林，稍留馆，其余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系官，谓之散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董其昌任翰林院编修后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5年后群臣请立皇太子，遭到神宗斥责，董其昌受牵连被排挤出京，调任潮广提学副使，刚开始还称病不去就任。两年后，他在潮广提学副使任上得罪当地世家，对方怂恿生元捣毁学政公署，董辞职归乡，明神宗慰留，直至半年后回到松江。此后朝廷先后任董其昌为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等职，他均推辞不去就任。
明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朱常洛即位，思念旧讲官董其昌，下旨召他为太常少卿，但光宗一个月后驾崩，董其昌没来得及赴任。天启皇帝登基，因先帝忧恤旧臣的遗命，擢升董其昌为太常少卿、侍读学士，同年兼任纂修官，参加编纂《神宗实录》
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和阉党激战正酣，董其昌离开京师是非之地出任南京礼部尚书。随着东林党在斗争中失败，大批官僚被阉党清洗。董其昌出自江南，与东林党来往密切，即使身在南京也连遭弹劾，屡次乞休被皇帝挽留，最终任职不足一年便返回原籍。
崇祯五年（1632年），魏忠贤已死，政局趋向清明，77岁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次年阉党余孽又掀起党争，董其昌最后一次请求归故里。他上书皇帝写道：自己已近八十高龄，且疾病缠身，气喘不能行步，腹胀几于绝食。崇祯七年。1634年。董其昌得返松江，两年后病逝，朝廷给予祭葬之荣，追赠为太子太傅，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政权授予其谥号“文敏”。
忽官忽隐深谙明哲保身之道
董其昌的政治生涯堪称传奇，他在天启朝魏忠贤专权的复亲政治环境下与各方结好以求自保，（谥号“文敏”便来自先依附东林党后投靠阉党的阮大铖），又不依附任何一方，常以身体不佳为由请长假回乡修养，忽官忽隐，深谙明哲保身的精髓。
晚明政坛出现一种奇特现象，上层阶级职业上的出路很少，他们把创造力放在其他兴趣而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正如“汤显祖作为剧作家、冯梦龙作为故事作者、吴承恩作为小说家、王世贞作为散文作者、李哲作为独立不羁的思想家以及董其昌作为画家和书法家”
《明史》中记载董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应该是个自视甚高之人。少时他对书法不感兴趣，参加松江府会试时还因为字迹不佳，被知府衷贞吉从榜首拉到第二名，被侄子董原正反超。年少气盛的董其昌受到很大刺激，决心苦练书法，3年时间便初见效果，中年时，他的书法已闻名大江南北。
当时，以祝允明、文微明等为代表的吴门书派正如日中天。董其昌书风以淡雅生秀为特色，为晚明书坛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他将几位原本没有多少师承关系的松江籍书家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松散的地域群体，起初无法与吴门书派相比，直到推出莫如忠、莫云卿父子，松江画派才真正值得一书，但其中能与吴门派抗衡的，也只有董其昌一人。
清初，松江人沈荃把董其昌书法推荐给康熙皇帝。作为入主中原的清早期皇帝，康熙帝对汉人书法很有兴趣，早年勤学欧颜，后转又崇尚董其昌啊。沈荃进入翰林院全因善书，康熙十年（1671年）他因此入职南书房。看戏通过沈荃了解和学习董其昌，一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还钟情此书风。由于康熙的大力推崇，董其昌书法成为朝中科举、齐廷供奉、干禄求仕的指定载体，在清代几百年中，很难有一个书法家享此殊荣。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董书大多数被收进了宫中秘阁，流落于民间的真迹绝少，唯独题有“玄宰”（董其昌字玄宰）二字的墨迹犯康熙名讳，人们不敢进呈御览，才有部分流落世间。清乾隆时期，随着碑学萌芽和乾隆对赵孟頫的推崇，董其昌书风逐渐被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帖学书风，和以汉隶书写为主的碑派书风取代。
线条果断直且抽象
相较之下，董氏的绘画和艺术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更加深远。董其昌早年一心科举，学画非常晚，23岁才拜陆树声为师，真正开始投入精力学画更是科举及第进入翰林院之后的事。在大收藏家韩世能的主持下，晚明翰林院如同一所艺术学院，董其昌经常与同僚一起观摩讨论韩的藏品，其中很多是两宋五代之前真迹，这在没有博物馆可供大众学习的古代非常可贵。董其昌一贯倡导临摹古代精品，自己也是积极的实践者。
董其昌画以柔润、软秀为主要特色，使用于笔作画，这种果断的线条，直且抽象，并不保留对自然物的描述性，而用扭动而旋转的笔触将山水形态简化为图绘程式。画者既不关心画面的叙事性情节，也无所谓画面是否写实，托名实景，奉现的却是“思”的纵横驰骋，是画家心中的画面。
2015年嘉德秋拍中的《疏林茅屋图》中即有董画之特有风格，画中绘冈峦连绵，清江寂然。近处山坡一隅，坡上树木扶疏，摇曳生姿。中部有秀润之山，山脚有小桥临水，向前则是一片空蒙的水面。远处山峦起伏处，草木葱茏，三五茅庐历历掩映于疏林之中。董其昌用书法笔触画树，自成一路，“画树之法，须专以转折为主，每一动笔便想转折处，如写字之于转笔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树有四枝，谓四面皆可作职着叶也，但画一尺树，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须笔笔转去，此秘诀也。”
这幅水墨纸本画用纸极佳，光洁细腻，全卷纵26厘米，横150厘米，为清古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有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多枚印章。遗憾的是未落年款，从笔墨书法看，应是他盛年之作。
行万里路以古人为师
董其昌作品题材多为自然景色，他一生中无数次游历过山川大河，在朝为官时也不例外，过着悠游林泉，萧闲疏旷的士大夫生活。他认为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要到自然中去体味山川的精神。他于1617年创作的《高逸图》即万年游览宜兴时的乘兴之作，受到倪瓒简略用笔的影响，近景采用简淡的用笔来表现几棵树的曲折，更有动感。作品也体现了秋天的萧条宁静，但又与倪瓒作品中的空寂孤独有所不同。董其昌首推文人画的中美标准即“淡”，——“潜行众妙之中，独立万物之表者”是为淡。他曾用幽淡、古淡天然、平淡、天真幽淡等词评判倪瓒画作，赞扬画作有不事雕琢、不求工细、不造作的清高不俗之气。
如果董其昌只是一个单纯的书家和画家，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如此颜色鲜明的痕迹。借助位居高官的便利，董其昌一生博闻多见，对书画史上历代精品都有研究，融会贯通之后提出了“南北宗论”的著名理论，他将唐至元代的绘画按画家的身份、画法、风格分为两大派别：将水墨演染的文人画（以王维为代表）比作南宗，而将清绿勾斫画法（以李思训为代表）称为北宗，抬高尚派士大夫文人画而贬低北宗职业画家的作品。
董其昌关于中国绘画发展史的论断严重禁锢了后代画家，后世对其崇南抑北的态度时有非议，但正如美术家陈师曾所说，中国传统绘画从早期追求“形似”（写实）而进一步发展到文人画“神似”（写意），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国绘画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不断地阻止艺术为匠气所统治。
史学家王守稼认为，董其昌重名不恋官，仕途46年中，有一半时间都请假在家，是名副其实的乡宦。董其昌虽不恋权位，却真正是贪财好色。
董其昌祖父这辈起未有登科及第者，更无成功商人，董家家境贫苦，甚至为了逃重役从上海县（今闵行）举家迁到华亭县（松江）。董其昌踏入仕途后，开始通过书画润笔等手段赚取利益，雅债堆积时还找人代笔，启功作有《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梳理了文献中记载的董其昌主要代笔人。
董其昌两子无恶不作
晚明恶霸乡宦利用特权强占民资渐成风气，董其昌居乡其间与官员富户来往密切并从中谋利，甚至干预司法。
董其昌好色人尽皆知，即使垂垂老矣也不减对美色的垂涎，家中豢养多位小妾，甚至醉心研究房中术。文人风流本不算什么大的缺点，但董其昌却因此惹下大祸，导致晚明著名的“民抄董宦”事件，神宗曾亲下旨严查。这件事在《明史》和《明实录》中没有提及，多见于野史笔记，以《民抄董宦事实》中最为详尽。
明朝万历四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松江（今上海松江）的繁华地段水泄不通，成千上万的百姓团团围住几处大宅院，群情激愤。被围的宅院门前，站着上百个手持棍棒的高大汉子，与人们对峙，空气中充斥着火药味。僵局维持了没多久，围观群众中有人拍到了房顶，开始揭瓦拆房，守护的汉子用棍棒攻击，群众骚动起来，蜂拥而上，瞬间拆毁了一栋房屋。不久，有人开始纵火，把屋中桌椅等易燃物品都投入火中，霎时，数百间房屋变成一片火海，又在很短的时间变成灰烬。
百姓为何如此暴怒要纵火烧房？这户人家又为何会让人彻骨痛恨？
说起来，这户人家的名头确实不小，户主就是声名显赫的一代书画大师董其昌。按说，家乡出了一位这么有名的人物，当地应该引以为傲，为何董其昌却激起了当地百姓的公愤了呢？
据记载，董其昌官居高位，名重一时，富甲一方，其家族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豪门望族，家产富足，广有良田，而且借着与官府的关系，仗势欺人，纳税极少。他的绝大多数家产并不是靠卖书画挣来的，而是靠强取豪夺、兼并霸占他人的田产土地得来的。而且，董家还囤积居奇，垄断柴米油盐，使得当地百姓必需品匮乏，几乎难以度日。例如。他的三子董祖源为了扩建自己的宅第，强拆民房，把百姓房屋掀掉房顶，让人无家可归。他本人则有房屋两百多间，都富丽堂皇宛如宫阚，甚至比他父亲还富有。
品德更差的是董其昌得次子董祖常，此人是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他看中了松江府生员陆兆芳一个仆从的女儿绿英，并诱奸了她，想长期据为己有。陆兆芳与董祖常是同学，坚决不同意把绿英卖给董祖常，董祖常也不问太多，就派家仆陈明带了两百多人在深夜闯进陆宅，抢走了绿英，还顺手掳走了陆家资产。陆兆芳到县衙控告，却毫无结果。在乡绅的规劝下，他不得不自认倒霉，假装生病闭门不出。
激起民愤聚众声讨
这一事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但人们慑于董家淫威，都敢怒不敢言。后来，街上忽然传唱一段名叫《黑白传》的戏曲，很受欢迎，迅速风靡全城。这个剧本第一回的名称叫“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人们一看就知道是讥刺影射董其昌的。董其昌号思白，其家在龙门寺附近，“白公子”指的是其子董祖常，“黑秀才”指的是陆兆芳。该曲诙谐幽默，挖苦讽刺董家，令人捧腹。
董其昌父子大怒，当即派人将讲唱此曲的钱二叫来讯问。钱二被逼无奈之下，供说是生员范昶所写。董其昌将范昶抓到府中，让他跪地谢过，并斥骂仗打。范昶羞愤交加，冤屈无处诉说，出来仅十来天就死了。
范昶的家族也不是一般人家。他的父亲范廷言曾任万州刺史，五品官员，母亲冯氏也是当地名门之女。范氏家族遭此大祸，冯氏家族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们联名写出了《冯氏合族冤揭》，为范昶辩冤。范昶的妻子龚氏、儿子范启宋的妻子董氏都与董其昌家有远亲关系，他们和冯氏仗着有这层关系，带着几名婢女，乘着轿子来到董其昌家哭诉冤屈，讨要说法。
没想到，董其昌根本无视范、冯两家的背景，不仅让人将三人乘坐的轿子掀翻扔进河沟，把83岁的冯氏推倒在水中，还将龚氏、董氏及几个婢女都剥下裤子，赤身裸体，让众人围观。之后，又拖拽着扔到了坐化庵中，用泥巴涂到她们脸上，几名妇女衣不蔽体，满面泥浆，鲜血流到脚跟。围观的人摩肩接踵，人人发指。“董氏之恶，至此极矣”！
消息传来，范家、冯家异常恼恨。范启宋遭受奇耻大辱，连夜启程到苏州学院控告，一些亲戚也到府衙处交揭帖。按说董其昌应该向人赔罪道歉，可他却恶人先告状，凭着和官府衙门的关系，指称范氏家属到董家哭闹纠缠，寻隙滋事，要县衙对范家进行控制。
董家这一超出人伦的行为激起了当地百姓的极大愤慨。以庠序生员为首的民众，决定起来反抗。
事情发生后的初九日到十二日，短短三天时间，个学校的生员迅速聚集起来，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董行动。
檄文称董其昌为“兽宦”
生员是府、州、县等学校里就读的学生，其中大多是秀才，也包括廪生、增生、附生等，年龄多在20到40岁，有资格参加乡试成为举人。这些人饱读诗书，满腔正义，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地方事务，臧否官吏，怀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讲学集会，评论政治。他们清议的力量很大，足以影响当地民风和官员升降。
当时，松江地区共有松江府学、华亭县学、上海县学、青浦县学和金山卫学五个学校，简称“五学”。以往，生员行动多以学校为单位开展，但这次，整个松江地区五学生员群情激愤，极为罕见地联合起来，共同起草了声讨董其昌的檄文。
这篇檄文称为《五学檄》，将董其昌称为“兽宦”，揭发他的各种罪恶行径。此文荡气回肠，词锋犀利，慷慨激昂，生员都被调动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松江城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控诉、声讨董其昌及家人的揭帖和大字报。“兽宦董其昌……枭孽董祖常”之类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布满街衙，甚至连湖广、川陜、徽州等地客商也都收到了揭帖。百姓中间流传着“若要柴米强（意为便宜）先杀董其昌”的民谣。从学校到社会，从松江到周围方圆数百里的百姓都被空前的讨董气氛鼓励着，骚乱情绪不断发酵。
十三日，直接负责处理此事的署松江县事吴玄水刚刚回到任上，就得到董其昌的招呼，面对生员的控告，他没有任何反应，让人大失所望。
十四日，一些生员到松江府为范启宋鸣冤。府衙接报后，也搁置一边，再无消息。
十五日，十多名五学生员一起聚集在明伦堂商议拦轿喊冤。明伦堂是生员聚集清议之所，被视为效忠守节之地，在士子心中地位很高，生员在那里拦住了烧香的海防总兵黄朝鼎、理刑吴之甲，跪地讲述当时情形，历数董其昌父子的恶行，恳求严惩凶犯。两人听完生员哭诉，表示将认真查办，生员才退去。
就在生员哭诉之际，百姓已经开始在董家聚集。人们喊声震天，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到了傍晚，人们正要离开，忽然传出范母已死的消息，董其昌担心群众攻击，就纠集了上百名打手守御宅第。
百姓见状，认为董其昌毫无悔过谢罪之意，叫嚷得更凶。十六日清晨，又有上万人聚集过来，当地县衙见群情激愤，难以控制，只好下令拘捕董家作恶多端的仆从陈明，并当场杖责25大板，以示公道。但百姓仍然团团围住，丝毫没有散开的意思。
暴民烧掉两百余间
僵持了一晚上的百姓最终和守卫发生了冲突，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
愤怒的百姓最先拆掉了陈明的房屋，撬开了他妻子的棺材，并将尸体焚烧。董祖源两百余间楼台歌榭被点燃，顷刻化为灰烬。董其昌的书画作品、奇玩珍宝等也都被抢走，董其昌带着家人仓皇逃出去躲藏。
民抄董宦事件是董其昌一生最大的污点，很多史家据此认为董其昌大行有污，是危害乡里的恶霸。历史学家傅衣凌却提出：“晚明处于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在中央政府则宰辅弄权，宫廷相勉，最终演成东林党与非东林党的党争；在地方上，万历以后，兵变、士变、儒变、民变、妖变、佃变、奴变到处爆发，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嘉靖，隆庆以后的江南官宦致仕乡居时暴横霸道，为害一方，董其昌在松江作为乡居官宦，自然也习得当时乡宦的普遍风气。无论如何，董其昌怂恿族人所作之事早已脱离读书人的斯文与理智，与泼皮无赖并无二致，沾染了太多的市井气。
董其昌小档案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汉族，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
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瓉，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雋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其存世作品有《岩居图》《明董其昌秋与八景图册》《画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贴》（刻贴）等。
董其昌山水画有两种面貌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笔法的笔墨修养，融汇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雋雅逸，他在天启二年六十七岁时临摹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采取青绿设色、水墨兼并浅绛的综合绘画技艺手法，充分表现出他的人物工笔精湛、山水风格独特画坛艺术自然传承的巨匠魅力。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董其昌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无需炫异矜奇，而真气横溢，充塞纸间。
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的色彩。但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创作，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董其昌以行草书造诣最高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画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箚，流布人间，珍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倍加推崇、偏爱。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峰，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千字文
董其昌一生书画作品无数，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也有一定的数量。
书法方面，无论是草书、行书还是楷书，都有代表性的作品。提起草书，首当其冲的要数《千字文》了。《千字文》是董其昌的代表作之一，他在学习王羲之草书的书法上，还加入了自己的想法和创作。所以，《千字文》如同行云流水般通畅美观，而且笔墨之间，运用技巧突出字里行间的抑扬顿挫。加上董其昌在绘画方面也很有很高的造诣，在书写《千字文》之时，也应用了绘画技巧，让草书形散而意不散。字体美观而飘逸，有极高的品鉴价值。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大赞董其昌的草书排列美观有序，深得自己的喜爱。
董其昌研习书法十余载，最终总结出了自己的书写特色，赢得后人追捧无数，而董其昌的《千字文》也奠定了他在草书方面的成就。在明末清前中期，董其昌的书法成就更被信奉为标本，朝廷和民间学者纷纷临摹。而《千字文》也成为董其昌的经典代表作，更是经久不衰。至今，《千字文》已被出版多次，更进一步说明《千字文》的欢迎程度。
董其昌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体现在他行书、草书和楷书等方面。而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和造诣远远不止在他的作品，还体现在他对中国书法和中国画发展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