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赢家》2016年8月整理/何立文撰文/郭蓉美国女星娜塔莉·波特曼30岁时获奥斯卡女主角奖，这位拥有哈佛学位、精通四国语言、当过导演、做过制片的女星一路青云，完美得令人嫉妒。娜塔莉的两部代表作《这个杀手不太冷》和《黑天鹅》似乎可以作为她本人的照写：一个有着精明头脑的天才，一个孤傲执着的艺坛精英。娜塔莉被赞誉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女性，确是毋可置疑的。1994年，年仅13岁的娜塔莉，踮着脚踏过人们的心房：她夹着根烟，双腿悬空在栏杆前；她抱着一盆银皇后，心事重重地走在大街上。稚嫩倔强的眼神，令人神迷又心碎。“能演玛蒂尔达是天赐的礼物，这之后我很幸运能继续演出、不断学习，这是决定性的经历。”回顾出道之作，娜塔莉充满感激，“我会出演吕克执导的任何影片，随叫随到。”父是医生母是艺术家娜塔莉是家中独女，1981年6月9日生于以色列，母亲是艺术家，父亲是医生，3岁时她随全家搬到纽约。“从小家里并不富裕，没有大房子，也没有豪华轿车，但父母会把钱全部花在艺术和旅行上，我们常去剧场、影院、博物馆……我很幸运，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年，面对大导演吕克·贝松，小娜塔莉一点也不紧张，试镜时，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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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月》2015年8月文/严家炎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一大前提下才来争取个人事业的发展。金庸先生永远是我们尊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一九九一年，我曾在旧金山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过两次金庸小说，当时在座的陆铿先生不久即在香港一家刊物上作了较详细的报道。但那时我尚未与金庸先生见过面。与金庸先生真正相识，是一九九二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三个月研究期间。那是在文化界十一二位朋友相聚的一次小型宴会上，由陆铿先生介绍，金庸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宴席结束时，金庸先生又约我几天后到他的山顶道家中小聚。这次“小聚”倒真是一次相当酣畅的欢聚。我们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他的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又从围棋胜负聊到顶尖国手陈祖德以及金庸先生向他学习棋艺；再从香港将要回归聊到他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以及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的辞职……总之，是我向金庸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一直到厨师送来了下午的点心，我们的谈话才告一段落。餐后，金庸先生亮出旁边小桌上放着的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并将它们送给我。我当然非常高兴和感谢，随后向主人告辞。金庸先生又让他的司机驾车送我回中文大学的住处。第二次与金庸先生见面，记得是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的北京，那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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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月》2015年8月文/陈文芬编者按：此文为大陆版《另一种乡愁》增订版序。作者介绍马悦然大半生致力研究汉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保存和发觉坚持不懈。二〇一二年十月，瑞典学院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问悦然：“莫言得奖你高兴吗？”悦然说：“高兴。”我又问：“为什么高兴？”悦然向来只翻译他自己欣赏的作家，如李锐、曹乃谦、高行健、北岛、杨牧等。悦然不是莫言的译者，他只是接受瑞典学院诺奖提名小组委员会的委托翻译莫言的作品。悦然考察了各种语言的莫言译本，发现其中很少有短篇作品。他明确指出，莫言的作品短篇胜过长篇，《小说九段》中的风景描写有着沈从文一般简洁风景画的力道，作者描述的外在环境与内心朴质性情的互相交映，尤其使人感动。“他是双脚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孩子。”他回答记者的话第二天刊载于《瑞典日报》头条。 回答“为什么高兴莫言得奖”，悦然说：“我高兴一个乡巴佬得奖，尤其是一个中国的乡巴佬得奖，沈从文、曹乃谦、莫言都是乡巴佬作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一九四八年，马悦然到中国调查方言，在四川生活了两年，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并成为一生的好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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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明月》2015年8月文/陈平原据说有人向查先生告状，认为把学生送北大一年，是对浙大学术品质的不信任，也是对查先生的不尊重。于是乎，大侠不高兴了。听闻此言，我赶紧打退堂鼓。本意是为查先生补台，怎么会变成拆台的呢？一九九九年五月，新浙江大学成立不久，金庸慨然接受邀请，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二〇〇五年十月，金庸以年事已高及拟前往剑桥大学进修为由提出请辞，学校再三挽留，最终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决定，改聘金庸为名誉院长（《金庸改任浙大人文学院名誉院长》，香港《文汇报》，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在这七八年间，金庸在浙大招收博士生一事，闹得满城风雨。相关报道一般都会提及金庸先在历史系招收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后在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博士生，“后者则是和在浙大做兼职教授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合招的一个博士点”（《金庸辞职的前前后后》，《西安晚报》，二〇〇五年一月六日）。因我从不在媒体面前谈论此话题，因此，既未见“傍大家”的批评，也没有“不作为”的指责。时隔多年，此事早已烟消云散，但我依旧“耿耿于怀”：当初一片热心，只因个人能力有限，加上周边气氛诡异，最终没能帮查先生完成培养优秀博士生的心愿，实在遗憾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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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月刊》2016年8月文/王三义读《顾准和他的时代》，了解那么多历史细节之后，更感到我们真的愧对顾准。首先，人才自由发展的环境还没形成；其次，顾准的精神境界和气概在当下中国找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细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的说法）的即兴表演，我们的学术走向何方，让人忧虑。 王晓林新著《顾准和他的时代》二〇一五年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此前，这部书的打印稿我阅读过，印象很深。在佩服王晓林的毅力和见识之余，也让我认识到，以前对顾准思想的了解，既不深也不细。王晓林退休后才读顾准遗作，历经六年写成这部书时，已年过六旬，一非作家，二非学者，到了该享受安闲的年龄，名利于她已如浮云，辛辛苦苦图个什么呢？无非是被顾准思想的魅力所打动，欲罢不能，顺着自己的思路写出来，呈现给喜欢顾准的读者。《顾准和他的时代》的成书由来，王晓林在自序中有交代。她在准备写《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一书时，才知道有顾准这个人。她阅读顾准的文字后受到震动，找来顾准所有文章、日记和“自述”深入阅读。这一读就放不下，顺藤摸瓜，把顾准提到的著作也找来阅读，读不懂的向别人请教，长时间沉浸在对顾准的探究中。当她弄明白了顾准这个人和他的思想时，顾准也改变了她。按她的说法：“对于我，读顾准不仅是一次异常艰难的精神跋涉，也是一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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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赢家》整理：周小娟董其昌是明代官衔最高的画家，入仕数十年，是中国历史上颇富争议的人物。他的书画成就和理论在当朝备受追捧，此后又影响中国百年。后世有人指他贪财好色，欺诈乡民，导致有“民抄董宦”事件发生，成为董其昌一生最大污点。虽然《明史》学者替他说好话，指他因得罪另一个特权家族肇祸。如果董其昌只专注于本身的艺术工作而不从政，则可避免介入官场斗争，或许风平浪静过一生。董家先祖曾在朝中为官，到董其昌这一辈已家道中落。董父严格限制儿子的其他爱好，在其严厉督促下董其昌13岁就得中童生，但两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董其昌31岁时还屈居平湖一带以教授私塾为生，生活清苦。为了排解烦闷，他开始接触禅学，与友人结成陶白齐文社，追慕陶渊明、白居易风骨，夜夜对酒当歌，俨然一介狂生。35岁才正式踏入仕途万历十六年（1588年），董其昌第三次赴南京参加乡试，终于考中，因文采超群，得到王世贞的赞赏。次年，35岁的董其昌赴北京参加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正式踏入仕途。明代有六科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期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3年后举行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以编修、检讨等职，正式成为翰林，稍留馆，其余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系官，谓之散馆。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董其昌任翰林院编修后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5年后群臣请立皇太子，遭到神宗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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