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190912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艰难无比的战争，因为清朝的遗留问题致使原本强大的中华民族远落后于其他国家，遭到列强的侵略而留下百年屈辱史，可这些都难不倒中华儿女们。在这场伟大的胜利中，离不开革命先辈们在正面战场上地厮杀，当然也离不开只身潜入敌营的情报英雄。正是他们不顾个人危险，甚至甘愿忍受骂名，为我军获得了一份又一份机密情报。今天笔者给大家讲述的主人公就是抗战时期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且被称作“情报大王”的袁殊。1931年，经潘汉年介绍，年仅20岁的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情报系统，拥有了第一重身份——共产党员。1932年春，袁殊经由表兄贾伯涛（黄埔一期生）介绍，打入中统局内部，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好巧不巧的是，在中统局袁殊被安排到情报股从事间谍工作，而他也被包装成一个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中统局要求他以记者的身份打入日方情报机构，窃取日本上海领事馆的身份。在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地批准之后，袁殊经过精心策划，成功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进入日本情报机构。此刻他成为了一个“三重间谍”，利用这个身份为我党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并且让国民党以及日本都得到了我党想让他们知道的情报。这还不算完。1937年4月，为了开拓信息来源，袁殊加入了青洪帮，通过他的计谋与人脉，快速在青帮混得风生水起，成为了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人物。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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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新闻》20190830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萧华摇摇头：“好像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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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新闻》20190420生命是一场单程冒险，你必须独自去寻找。没有人能够替代你思考，思想如此重要，你怎么可以轻易地交给别人？不经思考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所看到的东西。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思考。思考是思想的起源，但思考却并不等于思想。思考是形成思想的过程。惟有从永恒的角度，超越自然和历史的局限，把握事物的本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顺应事物发展趋势，正确思考得出的价值理论体系，才称得上思想。思想从更广义的视角看，就是正确思考的升华。思考于个人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人生若缺乏思考，不仅减少生命的厚度，人生的意义也荡然无存。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思考的人生毫无意义”。而思想更高于思考。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生活不会落入俗套，他的人生会放异彩。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人物无不都是思想家。平凡的人虽成不了思想家，但也不能少了思想的支撑。思想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是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人类每一次大的变革，都离不开思想力量的指引，人类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是思想力量推动的结果。思想的进步，带来社会的进步，促进历史的前行。巴尔扎克说“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思想对于个人的成长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思想的力量决定和影响着人生。思想的力量来自于她是人的生命“灵魂”。人是靠思想活着的，如果人没有了思想，就会成为行尸走肉。人的高贵也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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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新闻》20190908近代因为清王朝的衰弱，整个古老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任意欺凌的对象，当时的中国那是积贫积弱，在备受外部入侵的同时，内部还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所以当时西方给了我国一个羞辱性的名字，叫做“东亚病夫”。而当时西方总结我国失败的原因，最关键的就是信仰。西方一直嘲笑我国没有信仰，但是直到今天，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人的信仰才是世界最伟大的，甩了世界几十条街。西方人近代研究我国五千年历史，认为中国之所以衰败，是因为没有信仰。而西方认为人如果没有信仰，就会无所畏惧，而且也无法团结起来，才导致了近代中国的内乱和衰弱。西方就是因为有了信仰，在基督教指引下，团结一致的对外入侵，获取财富，才有了西方近代的强大。而且认为中国人信仰儒学，道家，法家等都不是信仰，只是一个个处事的原则和文化的原则而已。而唯一称得上信仰的只有佛教，而佛教在近代中国也是很微弱，没有严密的组织，更加没有严密的信仰约束。很多还只是初一十五去寺庙上香，而且遇到灾难或者祈求愿望时才会想起佛教，所以西方认为这也不是信仰。西方从近代开始，一直在嘲笑我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为此甚至还断定我国难以发展。但是，直到今天，西方人看到我国短短几十年，在一贫如洗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办大事，表现出极大的团结和凝聚力，并且极其的高效，使得整个国家面貌和建设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整个工业从无到有，到世界工厂，以及中国快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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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投行业务资讯2019年8月26日本文源自亚洲新闻周刊杂志，原文标题《李嘉诚公开回复国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我更像你的邻居老头而已》李嘉诚：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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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人物》2019年第14期文/崔隽、敬宜 2019年6月，史久镛在北京家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脱去庄重的法袍，史久镛是一位普通的老先生。见到《环球人物》记者时，史久鏞起身招呼记者坐下喝水。话题从北京的天气和交通展开，有一种闲话家常的亲切感。不过，国际法官的素养和习惯在史久镛身上仍然有迹可循。为了表示对来访者的尊重，即使在家里，他也要穿着熨帖的夹克和衬衫，再配一双光亮的皮鞋，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哪年哪月哪案的记忆仍然清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英文法律词汇常常脱口而出。93岁，史久镛的年岁比联合国国际法院（以下简称国际法院）的历史还要长。从外交部法律顾问到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再到国际法院法官、院长，他说自己的人生经历，恰恰也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发展的一个缩影。放大镜和录音笔不离手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那天，史久镛没有到现场领取改革先锋奖章。家人说，已经年逾九旬的史久镛，到现场参会身体确实有点吃不消了。那枚奖章现在就摆在客厅的陈列柜里。“我没想到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做梦也没想到。”坐在记者面前的史久镛重复了几遍“没想到”。最近这些年，从国际法院退休的史久镛常常为外交部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上了年纪，腿脚不如从前麻利，他常用口述录音的方式将咨询意见送给有关部门参考。放大镜和录音笔成为他不离手的工具。2013年，菲律宾不顾中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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