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2013年3月1日 信报 前言：朴槿惠尽管贵为南韩史上首位女总统，以“三无”（无父母、无丈夫、无子女）之身入主青瓦台（南韩总统府），真是倍感苍凉，她在自传《我是朴槿惠》（据说由她亲笔撰写）的开篇便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在那里的生活反而充满许多禁忌事项”，又说小时候母亲就常常对她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 她也是目下东亚（中、日、南韩、北韩、台湾）首位女元首，必须即时面对凶险的东亚地缘政治，“朴槿惠时代”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别的象征，倒是一个有关女权的政治寓言。 独裁者之女 首先，她是前总统朴正熙的长女，就像上世纪以来的亚洲女元首（女总统、女经理）那样，自愿自觉也好，非自愿非自觉也好，她们从政，都不免被理解为继承父荫，终其一生，都活在乃父的巨大的阴影底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独立运动波澜壮阔，那是民主政治的萌芽时期，涌现了好一些独裁统治者，南韩前总统朴正熙正是其中一人。朴槿惠是朴正熙的长女，一如菲律宾的阿罗约夫人（Maria Macapagal-Arroyo）是前总统马卡帕加尔（Diosdado Pangan Macapagal）之女，印尼的梅加雅蒂（Megaw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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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回，作者继续追念与季羡林的情谊，思考世人对季羡林的想法。她对晚年的季羡林感到痛心，认为他“被使用”得太过份了。“人到衰老，是否还应该承担社会公共角色”，也许是作者想大家反思的地方。寒不改叶 温不增华—— 季羡林：追念与思考张曼菱待到一九九一年，季老和我又在他简洁的书桌前相见；真是人生如梦，恍若隔世。听完我讲述自己后来的经历，季羡林欣慰地说：“你没有出国，这就对了。你还下了海，这就更对了。”季羡林青年时代尝尽离国之悲，所以他一生坚信不能离开祖国。风暴陡起，我没有去国，这令他无限欣慰，从此他对我倍加器重。一九九二年我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取庄重文文学奖。先生知道后，当晚就一直盯着电视，看晚间新闻，最后一个镜头才是我。他舒了一口气，说：“曼菱从此可以无碍了。”自从这次生死阔别，我与季羡林之间有了一种跨越沧桑的牵挂之情。看到先生如此孤直，我由衷钦佩。那种孤零零站在历史之途的苍凉辛酸，不是走过来的人，是很难体味的。再度相逢后，我开始每年给他寄些小东西，实而不华；大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先生曾经喜悦道：“曼菱跟男孩子似的，还知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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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年代，胡志德在香港一个不起眼的小书摊找到《围城》一书，结下缘分，做钱钟书研究；李欧梵则和左派、右派人士自由地交流往来，在真正的多元文化中如鱼得水。回忆这个宝匣，让我们轻轻而珍重地打开。——编者琐忆香港七〇年代自由氛围——访李欧梵胡志德 明凤英在博文小书摊邂逅《围城》胡志德（简称胡）：七〇年代初，我在香港找到上海版的《围城》。很难得。在皇后大道东路上有一个小店铺，门口只摆一个小摊子，叫博文书店。 小时候住香港，最怕皇后大道东。因为那条街很脏，有很难闻的味道，穷人也多。每次父母开车经过皇后大道东，我和弟弟吓得立刻把头埋在后座椅子上，不敢看窗户外边。要等车子开过那里，我们才敢爬起来，从后窗往外边看一眼。七二年，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到香港找材料，暂时住在那栋有名的“重庆森林”大厦里。我想一定要克服以前对皇后大道东的心理障碍，故意跑到那里走一趟。结果看到一个小书店，门口摆个小书摊子，很小，里面窄窄的，一面墙都是书架，上面全是好书。那个老板个子矮矮的，看见一个老外会看文学书，就走过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跟我说：“你知道这本书吗？《围城》，与众不同哦。”我翻了几页，立刻喜欢上了，觉得很过瘾。之前，我读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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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社区”也就是“创建人”、“创建心灵”、“创建故乡”。掀起新历史潮流，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开始了。创建守望相助的社区池田大作先哲云：“贤人居安思危，愚人居危思安。”为了在紧急的时候或预防灾害、事故发生时能够做到守望相助，我们日常需要加强和扩展与社区居民的联系。我们可从与左邻右里打招呼开始，让社区成为一个日常能够“见面”的地方。尤其孩子们是整个社区的宝贝。另外，平时能够殷勤探访和照顾老人和病人的社区，虽然眼看不见，但绝对会形成一股顽强的力量，帮助建设能够抗拒灾害的社区。“社区家庭”也好，“地球家庭”也好，作为“共生”、“支援”的场所，能加深并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此，让我想起了一位精神奕奕的为社区贡献的妇人所说的话。“只要有勇气跟他人打个招呼、说句话，就能结交无数的好朋友。”一九九九年，美国丹佛市近郊，两名美国高中生携带自动步枪冲入一间中学展开大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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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是共产党员吗？曾钰成是共产党员吗？从几十年前的「反共」到今天的「抗共」，大概都涉及一种集体潜意识，可称之为「恐共症」。早前与世长辞的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乃铁价不二的「老牌共产党员」，可他认为共产党并不可怕，倒是有点可怜：「就像一条在岸边搁浅的鲸鱼，死不瞑目，犹瞪眼望着退潮……」。霍布斯邦是犹太人，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那一年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少年时代在德国经历了纳粹党的高压统治，最终选择了在英国定居，他的自传名为《趣味横生的时光》（Interesting Times），此书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我的人生经历几乎完全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纪。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并且见证了三大洲许多其它国家的事物。」外交咒语英国共产党员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都是社会上的极少数，霍布斯邦在〈身为共产党员〉一章写道：「共产主义如今已经死亡。苏联以及绝大多数依照其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亦即曾为我们带来鼓舞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产物 ──都已经彻底崩溃，只留下一片物质上与道德上的废墟。现在很明显即可看出，如此志业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在他看来，十九世纪特别漫长，早在十八世纪末的连场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此所以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反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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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后，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来信，说高华走了。她同时向几个朋友转达了高华最后的问候，她说，“高华情况恶化后，口很干，电话来了，都由太太代答。这天他接过电话，问我，圣诞节到哪里去玩？然后让我问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将一个个名字念出来。”景明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很懊悔：“我是那么笨，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道别，失去最后的机会告诉他：高华，我们爱你。”我想，她不是没有料到，是内心拒绝相信。高华病后五年里，景明每隔两三天会打电话去问候，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会以最轻松得体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几天没接到景明电话，高华反而会担心她出什么事了。如高华夫人说，景明是上帝给我们送来的天使。在高华面前，她是最无须懊悔的一个。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来自天堂门前的问候，心被瞬间穿透，留下一个永远不敢回望的处所。得到的太多，回报的太少太少。那种感觉，就像回想自己已经远去的亲人。相信这样的感觉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语言贫乏。此后一个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在看有关高华的消息和文章。常常想，同代人里，高华为何如此与众不同，没有一个人如高华那样，能得到那么多不同类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处，他却始终很自然就踏踏实实留在地面，没有一点点虚饰，真实、干净。有朋友试图在寻找塑造他的文化因素，我发现，没什么道理可讲，别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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