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〇年代,胡志德在香港一个不起眼的小书摊找到《围城》一书,结下缘分,做钱钟书研究;李欧梵则和左派、右派人士自由地交流往来,在真正的多元文化中如鱼得水。回忆这个宝匣,让我们轻轻而珍重地打开。——编者琐忆香港七〇年代自由氛围——访李欧梵胡志德 明凤英在博文小书摊邂逅《围城》胡志德(简称胡):七〇年代初,我在香港找到上海版的《围城》。很难得。在皇后大道东路上有一个小店铺,门口只摆一个小摊子,叫博文书店。 小时候住香港,最怕皇后大道东。因为那条街很脏,有很难闻的味道,穷人也多。每次父母开车经过皇后大道东,我和弟弟吓得立刻把头埋在后座椅子上,不敢看窗户外边。要等车子开过那里,我们才敢爬起来,从后窗往外边看一眼。七二年,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到香港找材料,暂时住在那栋有名的“重庆森林”大厦里。我想一定要克服以前对皇后大道东的心理障碍,故意跑到那里走一趟。结果看到一个小书店,门口摆个小书摊子,很小,里面窄窄的,一面墙都是书架,上面全是好书。那个老板个子矮矮的,看见一个老外会看文学书,就走过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跟我说:“你知道这本书吗?《围城》,与众不同哦。”我翻了几页,立刻喜欢上了,觉得很过瘾。之前,我读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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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社区”也就是“创建人”、“创建心灵”、“创建故乡”。掀起新历史潮流,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开始了。创建守望相助的社区池田大作先哲云:“贤人居安思危,愚人居危思安。”为了在紧急的时候或预防灾害、事故发生时能够做到守望相助,我们日常需要加强和扩展与社区居民的联系。我们可从与左邻右里打招呼开始,让社区成为一个日常能够“见面”的地方。尤其孩子们是整个社区的宝贝。另外,平时能够殷勤探访和照顾老人和病人的社区,虽然眼看不见,但绝对会形成一股顽强的力量,帮助建设能够抗拒灾害的社区。“社区家庭”也好,“地球家庭”也好,作为“共生”、“支援”的场所,能加深并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此,让我想起了一位精神奕奕的为社区贡献的妇人所说的话。“只要有勇气跟他人打个招呼、说句话,就能结交无数的好朋友。”一九九九年,美国丹佛市近郊,两名美国高中生携带自动步枪冲入一间中学展开大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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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是共产党员吗?曾钰成是共产党员吗?从几十年前的「反共」到今天的「抗共」,大概都涉及一种集体潜意识,可称之为「恐共症」。早前与世长辞的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乃铁价不二的「老牌共产党员」,可他认为共产党并不可怕,倒是有点可怜:「就像一条在岸边搁浅的鲸鱼,死不瞑目,犹瞪眼望着退潮……」。霍布斯邦是犹太人,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那一年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少年时代在德国经历了纳粹党的高压统治,最终选择了在英国定居,他的自传名为《趣味横生的时光》(Interesting Times),此书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我的人生经历几乎完全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纪。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并且见证了三大洲许多其它国家的事物。」外交咒语英国共产党员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都是社会上的极少数,霍布斯邦在〈身为共产党员〉一章写道:「共产主义如今已经死亡。苏联以及绝大多数依照其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亦即曾为我们带来鼓舞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产物 ──都已经彻底崩溃,只留下一片物质上与道德上的废墟。现在很明显即可看出,如此志业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在他看来,十九世纪特别漫长,早在十八世纪末的连场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此所以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反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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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后,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来信,说高华走了。她同时向几个朋友转达了高华最后的问候,她说,“高华情况恶化后,口很干,电话来了,都由太太代答。这天他接过电话,问我,圣诞节到哪里去玩?然后让我问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将一个个名字念出来。”景明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很懊悔:“我是那么笨,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道别,失去最后的机会告诉他:高华,我们爱你。”我想,她不是没有料到,是内心拒绝相信。高华病后五年里,景明每隔两三天会打电话去问候,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会以最轻松得体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几天没接到景明电话,高华反而会担心她出什么事了。如高华夫人说,景明是上帝给我们送来的天使。在高华面前,她是最无须懊悔的一个。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来自天堂门前的问候,心被瞬间穿透,留下一个永远不敢回望的处所。得到的太多,回报的太少太少。那种感觉,就像回想自己已经远去的亲人。相信这样的感觉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语言贫乏。此后一个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在看有关高华的消息和文章。常常想,同代人里,高华为何如此与众不同,没有一个人如高华那样,能得到那么多不同类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处,他却始终很自然就踏踏实实留在地面,没有一点点虚饰,真实、干净。有朋友试图在寻找塑造他的文化因素,我发现,没什么道理可讲,别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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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之死,令我悲痛,这悲痛压在内心深处,如铅似冰,既沉且冷。其实,近几年来,我年老“心硬”,加之患目疾难以读书,人已似死去一半,对“生”之留恋已大为淡漠,对“死”之悲感也已麻木,故对亲朋之死,多淡然处之。但此次高华被万恶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却难以抑制一种巨大的悲痛,因为我们太需要他了——单就正在蜕变成官场和商场的中国大学来说吧,现在多么需要像高华那样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学者来为失魂的大学招魂啊!我最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要想知道一个国家文化的堕落和衰败,当首看它的大学的精神状态。要想知道大学的精神状态,只要看看大学校长和教授的言论就差不多了。清华的校长发出政治誓言:大学要“精忠报党”,吓得老校友资中筠(一位当代颇有良知的学者!)不敢回母校参加那官味十足的百年庆典。北大校长则拒绝人类普世价值,不敢面对中国教育的严重问题,高调鼓吹文化民族主义。两校的教授中都有为“文革”、“大跃进”唱赞歌,为极左路线叫好者,种种丑态,不一而足。面对如此文化颓败、道德滑坡和精神萎缩,大部分知识分子失语,保持着思想奴隶的沉默,这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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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传我意 (卷首语:潘耀明)什么是祖国?一条流动着的河流而已。河的两岸老是在改变,河上的波浪不断地在更新。①去年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出版一百周年,本来很想写一篇纪念文章未果,便想在此赶快补记一笔。《约翰.克利斯朵夫》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主角克利斯朵夫永远在经历磨难,在接受磨难;而且永远在黑暗的生活里追寻艺术的光与热,他有一股不屈不挠的活力,他说:「与其靠幻想而生存,毋宁为真理而死灭……可是,艺术,难道不也是一种幻想吗?不,艺术不应当成为幻想,而应当是真理!真理!睁大眼睛,从所有的空际里吸取生命底强有力的气息,看见世界万物底真面目,正视着人间的苦难──然后放声大笑!」这是伟大的生活态度,永远不屈服于环境,永远开拓新的生活。但,中国的文艺家,他们的经历,比之克利斯朵夫来得更迂曲,更坎坷,更慑人心魄,他们受到的打击是暴烈的,不仅仅在精神上,还在肉体上;不仅仅是身心的摧残,还有政治的迫害……。克利斯朵夫所经历的,他们经历过,克利斯朵夫所没有经历过的,他们都经历了。他们之中,不少人具有「死守真理,以拒庸愚」(黄秋耘语)的大勇主义精神。当然,时代不同了,中国的文艺政策已获得比过去较大程度的开放,所以文化艺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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