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锐 转载自《明报月刊》2013年第7期 我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离开北京来到吕梁山区的，在一个叫做邸家河的小山村里当了六年插队知识青年。插队的时候没有想到日后会当作家，更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把一个叫做马悦然的瑞典人带到邸家河来做客。一九八六年我开始了系列小说《厚土》的创作，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副标题“吕梁山印象”。小说陆续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一些反响。一九八八年的六月十日我接到一封来自瑞典的信，写信人是陈宁祖女士，她自我介绍她的丈夫马悦然是瑞典汉学家，正在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在不同的刊物上看到《厚土》，说是“很想翻译”。我当时根本不认识马悦然何许人也，当然也更不知道他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教授、瑞典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主席等等这一系列头衔。只是觉得有人“很想翻译”自己的作品，这让我觉得很高兴。于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情。先是笔墨的，后是感情的，现在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从《厚土》开始，接下来是《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在前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悦然一本一本地翻译了我大部分的小说。一九八八年《厚土》的瑞典文译稿完成，交给布拉别克（Bra Bocker）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初，悦然告诉我，他和宁祖很想到吕梁山来看看，并且他已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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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之/文 转载自《明报月刊》2013年第7期家中的书架上有本书，中文书名《茂竹展叶》还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书法手笔。这本书是一九九四年马悦然先生七十寿辰时，由他的得意门生阎幽卿（Joakim Emvall）牵头编辑的一本英语诗文集，收录了马先生的学生与同事的诗作或学术论文等数十篇，作为给他的寿日献礼，前面还登录了数百学者和学术机构贺寿名单。书中也收录了我的英语论文《毛后中国的文化风景》，而本书第一篇则是他的同事、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机构瑞典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的一首诗，迻译如下：原 型这洞穴里的图画已提升到纸上：中国和尚骑着一条鱼，大如一条船。在他竹竿上伸展开的叶子让速度永存。他的眼睛和嘴唇被水的阻力大大张开。但姿态本身静止不动而手中的缰绳看不见：他骑着就像他并不在骑。两者都是红色，和尚是由皮革制作的教义构成而他的微笑与之保持距离，这鱼又是鳞片和惊奇聚成——它们圆圆的眼睛知道它们属于一个恐惧与疯狂的地下王国。在一起它们又具有能力改变自己周围白色世界的形式：泡沫、折痕以及开端，已经在走出这个画框。该书的中文书名《茂竹展叶》其实就是埃老此诗中“在他竹竿上伸展开的叶子”那一句的浓缩表达，英文书名则直译为Outstretched Leaves on His Bamboo Staff，藉此比喻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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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文 转载自《明报月刊》2013年第7期一块简陋的路牌孤零零地举着胳膊站在岔道口上，一眨眼，就从平坦的柏油路挤上了坑坑洼洼的土路。宽阔辽远的群山之间，这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一路向上渐行渐远，细如游丝，终于挣断了线，好像它不是淹没在荒远的山顶上，而是淹没在幽深冷寂的蓝天里。游客如织、寺院林立的台怀镇转眼落在了身后，热闹和喧嚣也像是被突然浇灭的篝火。群山无语，只有漫山遍野的松树，和它们重叠的塔形树冠，静穆地站在透澈的阳光里。我们要去的吉祥寺就在土路的尽头，那个地方叫清凉桥。清凉桥地处五台山偏僻的台中，离台怀镇二十多公里，因为路远，来五台山游访的客人很少有人能去清凉桥的。我们不辞劳顿赶去清凉桥是为了拜访一位僧人，准确地说是要去拜访一位僧人的灵塔，这位僧人的法号叫能海。能海法师是悦然的忘年交。一九九〇年秋天第一次和悦然见面，就听他说起过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高本汉，一个就是能海。高本汉教授是悦然的汉学导师，而放下军刀立地成佛的能海法师是悦然的忘年之交。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人居然都和山西有着极深的渊源。高本汉教授一九一〇年底来到当时的山西大学堂任西斋语言学教习，直到辛亥革命爆发离开中国，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回到瑞典。正是在山西教学期间，高本汉教授骑着毛驴深入实地做艰苦细致的方言调查，随后写出了奠定他学术地位也极富盛名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至今，在山西大学文学院主楼的走廊里还悬挂着高本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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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平原 文章转载自《明报月刊》2013年第7期作者“以港为鉴”，对内地大学的行政和人事安排如何影响学术、官场与学术界的纠结、学术论文与奖金的关系等一一深入剖析，由于作者分别在香港和北京讲学，能够亲身感受两地大学对待教授的作风的异同，故不乏一针见血的见解。——编者 自2004年教育部全面开放香港高校内地招生以来，大陆民众对港大、中大、科技大等香港名校的关注持续升温，赴港求学成了参加高考、出国留学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站在教育部的立场，此举牵涉面很小（去年香港各大学在内地招生1600人左右），没什么了不起；可这“另一种大学”的启示，其实意味深长。我不相信“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薛涌语），但我承认港校招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及前景造成了巨大冲击，起码起到了鲶鱼效应，催逼其反躬自省。晚清以降，中国人的现代大学之路走得不是很顺畅。不说各有宗旨的教会学校，政府筹办或掌控的公立大学，先是借鉴德国（经由日本），很快转为学习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转道苏联，改革开放后又回到了美国。如今正努力“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教育界，谈及大学问题，不是哈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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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香港文汇报 2013年7月4日■香港文汇报‧人民政协专刊记者 王晓雪、何凡、凯雷“窑洞对”原始版1945年，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王若飞登门拜访黄炎培，并送来刚结束的中共七大的有关文件，尤其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黄方毅说：“当时国共关系处于僵局，父亲拜读后很想再次推动国共和谈，便与几位社会贤达一起拜访蒋介石，请求恢复和谈；另一方面，通过王若飞向中共转达此意，于是促成了延安之行。” 也就是在这次延安之行中，黄炎培提出了著名的“黄氏周期率”。黄方毅说，“父亲在延安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然而他担心，将来如何？于是，当毛泽东问父亲感想怎样时，父亲就讲了‘黄氏周期率’”。 1945年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如此记述“窑洞对”：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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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回，作者继续追念与季羡林的情谊，思考世人对季羡林的想法。她对晚年的季羡林感到痛心，认为他“被使用”得太过份了。“人到衰老，是否还应该承担社会公共角色”，也许是作者想大家反思的地方。寒不改叶 温不增华—— 季羡林：追念与思考张曼菱待到一九九一年，季老和我又在他简洁的书桌前相见；真是人生如梦，恍若隔世。听完我讲述自己后来的经历，季羡林欣慰地说：“你没有出国，这就对了。你还下了海，这就更对了。”季羡林青年时代尝尽离国之悲，所以他一生坚信不能离开祖国。风暴陡起，我没有去国，这令他无限欣慰，从此他对我倍加器重。一九九二年我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取庄重文文学奖。先生知道后，当晚就一直盯着电视，看晚间新闻，最后一个镜头才是我。他舒了一口气，说：“曼菱从此可以无碍了。”自从这次生死阔别，我与季羡林之间有了一种跨越沧桑的牵挂之情。看到先生如此孤直，我由衷钦佩。那种孤零零站在历史之途的苍凉辛酸，不是走过来的人，是很难体味的。再度相逢后，我开始每年给他寄些小东西，实而不华；大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先生曾经喜悦道：“曼菱跟男孩子似的，还知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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