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社区”也就是“创建人”、“创建心灵”、“创建故乡”。掀起新历史潮流，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开始了。创建守望相助的社区池田大作先哲云：“贤人居安思危，愚人居危思安。”为了在紧急的时候或预防灾害、事故发生时能够做到守望相助，我们日常需要加强和扩展与社区居民的联系。我们可从与左邻右里打招呼开始，让社区成为一个日常能够“见面”的地方。尤其孩子们是整个社区的宝贝。另外，平时能够殷勤探访和照顾老人和病人的社区，虽然眼看不见，但绝对会形成一股顽强的力量，帮助建设能够抗拒灾害的社区。“社区家庭”也好，“地球家庭”也好，作为“共生”、“支援”的场所，能加深并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此，让我想起了一位精神奕奕的为社区贡献的妇人所说的话。“只要有勇气跟他人打个招呼、说句话，就能结交无数的好朋友。”一九九九年，美国丹佛市近郊，两名美国高中生携带自动步枪冲入一间中学展开大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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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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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是共产党员吗？曾钰成是共产党员吗？从几十年前的「反共」到今天的「抗共」，大概都涉及一种集体潜意识，可称之为「恐共症」。早前与世长辞的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乃铁价不二的「老牌共产党员」，可他认为共产党并不可怕，倒是有点可怜：「就像一条在岸边搁浅的鲸鱼，死不瞑目，犹瞪眼望着退潮……」。霍布斯邦是犹太人，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那一年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少年时代在德国经历了纳粹党的高压统治，最终选择了在英国定居，他的自传名为《趣味横生的时光》（Interesting Times），此书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我的人生经历几乎完全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纪。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并且见证了三大洲许多其它国家的事物。」外交咒语英国共产党员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都是社会上的极少数，霍布斯邦在〈身为共产党员〉一章写道：「共产主义如今已经死亡。苏联以及绝大多数依照其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亦即曾为我们带来鼓舞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产物 ──都已经彻底崩溃，只留下一片物质上与道德上的废墟。现在很明显即可看出，如此志业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在他看来，十九世纪特别漫长，早在十八世纪末的连场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此所以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反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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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后，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来信，说高华走了。她同时向几个朋友转达了高华最后的问候，她说，“高华情况恶化后，口很干，电话来了，都由太太代答。这天他接过电话，问我，圣诞节到哪里去玩？然后让我问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将一个个名字念出来。”景明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很懊悔：“我是那么笨，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道别，失去最后的机会告诉他：高华，我们爱你。”我想，她不是没有料到，是内心拒绝相信。高华病后五年里，景明每隔两三天会打电话去问候，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会以最轻松得体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几天没接到景明电话，高华反而会担心她出什么事了。如高华夫人说，景明是上帝给我们送来的天使。在高华面前，她是最无须懊悔的一个。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来自天堂门前的问候，心被瞬间穿透，留下一个永远不敢回望的处所。得到的太多，回报的太少太少。那种感觉，就像回想自己已经远去的亲人。相信这样的感觉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语言贫乏。此后一个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在看有关高华的消息和文章。常常想，同代人里，高华为何如此与众不同，没有一个人如高华那样，能得到那么多不同类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处，他却始终很自然就踏踏实实留在地面，没有一点点虚饰，真实、干净。有朋友试图在寻找塑造他的文化因素，我发现，没什么道理可讲，别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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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之死，令我悲痛，这悲痛压在内心深处，如铅似冰，既沉且冷。其实，近几年来，我年老“心硬”，加之患目疾难以读书，人已似死去一半，对“生”之留恋已大为淡漠，对“死”之悲感也已麻木，故对亲朋之死，多淡然处之。但此次高华被万恶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却难以抑制一种巨大的悲痛，因为我们太需要他了——单就正在蜕变成官场和商场的中国大学来说吧，现在多么需要像高华那样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学者来为失魂的大学招魂啊！我最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要想知道一个国家文化的堕落和衰败，当首看它的大学的精神状态。要想知道大学的精神状态，只要看看大学校长和教授的言论就差不多了。清华的校长发出政治誓言：大学要“精忠报党”，吓得老校友资中筠（一位当代颇有良知的学者！）不敢回母校参加那官味十足的百年庆典。北大校长则拒绝人类普世价值，不敢面对中国教育的严重问题，高调鼓吹文化民族主义。两校的教授中都有为“文革”、“大跃进”唱赞歌，为极左路线叫好者，种种丑态，不一而足。面对如此文化颓败、道德滑坡和精神萎缩，大部分知识分子失语，保持着思想奴隶的沉默，这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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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传我意 （卷首语：潘耀明）什么是祖国？一条流动着的河流而已。河的两岸老是在改变，河上的波浪不断地在更新。①去年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出版一百周年，本来很想写一篇纪念文章未果，便想在此赶快补记一笔。《约翰．克利斯朵夫》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主角克利斯朵夫永远在经历磨难，在接受磨难；而且永远在黑暗的生活里追寻艺术的光与热，他有一股不屈不挠的活力，他说：「与其靠幻想而生存，毋宁为真理而死灭……可是，艺术，难道不也是一种幻想吗？不，艺术不应当成为幻想，而应当是真理！真理！睁大眼睛，从所有的空际里吸取生命底强有力的气息，看见世界万物底真面目，正视着人间的苦难──然后放声大笑！」这是伟大的生活态度，永远不屈服于环境，永远开拓新的生活。但，中国的文艺家，他们的经历，比之克利斯朵夫来得更迂曲，更坎坷，更慑人心魄，他们受到的打击是暴烈的，不仅仅在精神上，还在肉体上；不仅仅是身心的摧残，还有政治的迫害……。克利斯朵夫所经历的，他们经历过，克利斯朵夫所没有经历过的，他们都经历了。他们之中，不少人具有「死守真理，以拒庸愚」（黄秋耘语）的大勇主义精神。当然，时代不同了，中国的文艺政策已获得比过去较大程度的开放，所以文化艺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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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文汇报记者 章罗兰 转载自：香港文汇报2012年10月29日（星期一）■谢尔．埃斯普马克 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令坊间掀起阵阵诺贝尔旋风。为国人所熟知的著名汉学家、诺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刚刚抵沪，另一位重量级诺奖相关人士——现任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并曾17次出任评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亦接着到访。不过，埃斯普马克此行的身份是「作家」，因其潜心十年创作的七卷长篇《失忆的年代》之首卷《失忆》本月正式登陆中国。 文：香港文汇报记者 章罗兰 图：本报上海传真诺贝尔奖令诸多作家趋之若鹜，那么奖项评委会成员究竟有几分「成色」？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曾17次出任评委会主席」等响当当的头衔，谢尔．埃斯普马克更重要的身份是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并曾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院长。作家余华在读过埃斯普马克的作品后，曾为其感到惋惜，因在他看来，埃斯普马克与诺奖的特别渊源，反倒成为他问鼎诺奖的最大障碍，「如果不加入瑞典学院，他也会像特朗斯特罗姆（瑞典著名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那样，拿到一大笔钱（指获得诺奖奖金）。」事实上，虽然缺少一座诺贝尔奖杯，埃斯普马克却早已是「得奖专业户」，他曾揽获多项瑞典和国际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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