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文/陈志明为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赶在二○一七年最后一天即十二月三十日，“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主办方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校史馆以及校档案馆等。临近纪念展开展大约一周，通过多方周折，主办方终于拿到了王东明特意为展览亲笔题字：“独上高楼”落款是：“王东明，二○一七，冬至。一百零六岁。”二○一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拨通远在台湾的王东明先生电话后，她跟本刊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她的年龄：“你知道，我今年已经一百零六岁了。”温暖的笑声中透出一点小得意。王东明眼中的王国维王国维有过两次婚姻，两位夫人共为其养育了六子二女。王东明上面有四个哥哥，是家中长女。大哥潜明去世最早，一九二六年因染上伤寒病故；二哥高明逝于文革；随着五弟慈明二○○九年辞世，如今兄妹八人中，尚在人世的就只有王东明一人了。她现今住在台北县永和市，有佣人随身照顾，儿子也经常前来探望。台北市海宁同乡会的乡亲是她常常约见的朋友，每周有两次聚会，足以排遣寂寥。前些年，除了聚会，她还喜欢逛艺术街、假日花市，乐华夜市的台湾小吃豆花和萝卜丝蛋饼也是她的最爱。&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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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5月27日文/林沛理一直当颁发诺贝尔奖文学奖的瑞典学院是个「连载笑话」(extended gag)，每年给我们一个捧腹大笑的机会，自己却一脸严肃、一本正经，十足冷面笑匠。前年，它把奖项给了美国摇滚乐唱作人鲍勃·迪伦（Bob Dylan，港译卜·戴伦），而不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奥茨(Joyce Carol Oates)或者村上春树，把所余无几的公信力都糟蹋在自己「与世隔绝」的文学品味上。这个决定连迪伦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以近乎失踪的方式缺席颁奖礼，不仅表现出一种「摇滚乐式的反权威」(rock and roll irreverence)，更是自知之明。今年这个十八人组成的委员会出的丑更难看、闹的笑话更好笑。一个成员的丈夫涉及性骚扰，坏了委员会颁奖的兴致，所以今年万众期待的诺贝尔文学奖从缺。村上春树定做的礼服又没有机会曝光。圣经训示世人，结婚这个问题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Marriage is something not to take lightly)。 我倒认为，诺贝尔奖，特别是它的文学奖，我们无须太认真看待(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s something not to take seriously)。 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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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马克思马克思秘密情史情何以堪马克思中国启示录人道主义呼唤制度创新重提马克思不是心血来潮马克思强势回归重返「神坛」马克思对言论自由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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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信报 财经月刊》2018年3月文/张建雄张居正败在「铁面无私」，能要求自己，要求李太后和万曆不得过分，但如此「铁面」，在明朝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张居正为整顿吏治，发出「考成法」，要监察全国2万文官在税收和捕盗两项工作的成绩，亦即是与2万名读书人为敌10年，此仇如何不报，张居正一死，14项大罪齐出。王安石和张居正分别是宋明两朝的杰出人物，但历史上都被视为当时权臣，而不是所谓「古大臣」，原因是权臣不能服众，而服众之难，古今一般，谁也当不上大臣。王安石是正牌宰相，参知政事时49岁，当政7年就罢官，隐居10年，宋神宗死，新法全罢，有用者亦未执行，王安石鬱死，但死敌司马光亦只多活5个月，北宋在变来变去之间，在王安石死后仅41年就亡国，孰是孰非，钱穆评为「两派，可责亦可恕」。亡国不能预言，张居正时代，宰相一职已被废多年，张居正只是内阁首辅，只供顾问，而有专权，所以言官日日责其擅作威褔，取代皇帝。但皇帝在其执政10年，只是9至19岁，又如何当权？张居正执政在47岁至57岁之间，和王安石都是最成熟的年华。王安石还有10年隐居生涯，留下大量著作，虽然死时门庭冷落，世态炎凉，还不致祸及儿孙；张居正虽然改革成功，「循名责实，起衰振敞」，用人治河守边得当，「太仓积栗，可支用十年，冏寺（太僕寺）积金至四百余万两」，但死后被抄家，只因「虽能治国，不能服人」，「法度虽严，非议四起」。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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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信报 财经月刊》2018年3月文/杨与安苏雪林笔名绿漪，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散文家。中年开始欣赏研究《楚辞》，认为屈原作品辞采瑰丽，结构千变万化。意境幽邃深远，卓绝古今。《楚辞》把整个中国的神话、宗教、历史、天文、地理包括其中，巧妙地编织在沈雄瑰丽的篇章里，并与世上几种古文化息息相通。“天问”一词颇为怪异，是何因由呢？汉屈赋权威王逸说：其实是问天，但天尊不可问，故不曰问天而曰“天问”，解释亦极合理。楚辞中《天问》素来难明，最初见于《史记》屈原列传，二千多年解读都不顺人意。司马迁说它“怪迂”，王充《论衡》说他“诡异”、“汪洋无涯，多惊耳之言”。班固曾说《天问》，《离骚》那些“宓妃”、“佚女”、“昆仑”、“悬圃”，既不见于中国经传，则必为异端，大可不必理会。扬雄和刘向说“不能尽悉”。《天问》一篇，因为文理杂乱，典故出处多不见于中国古代历史。屈原是个大诗人、大作家，后人全无依据又何能说屈原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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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7年5月28日文/章海陵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最近由湖南台首播，观众以巨大热情追看，媲美曾广受欢迎、达到万人空巷盛况的电视剧《新星》。但有一个重要区别不能不提：当年是八十年代，中国电视网的覆盖仅及大中城巿，尚未抵达小城镇、农村和边远山区。而今，高科技互联网无远弗届，只要拥有一部智能型手机，全国范围民众就可全天候观看剧集，不受任何时间地点限制。《人民的名义》和《新星》共同享有的高收视率更值得评说。两剧都不是科幻戏，不是警匪戏，不是爱情戏，而是政治戏，剧中还不乏开会场面、口水仗对白，但观众对这些讨嫌的“票房毒药”不以为意，照样看得津津有味。可见中国平时反映政治现实的影视作品太少，“物以稀为贵”成推高收视率的原因之一。当年千家万户追看《新星》，今天全国百姓热捧《人民的名义》，也说明中国观众对政治前景、对改革事业绝无冷感，并寄希望于体制内杰出人物。中国梦不如说是领袖梦、清官梦。你看，《新》剧讲述主人公李向南关心人民生活，反对官僚主义，批判特权思想，向往并执着于政治改革，而更重要的是在百姓心目中，他是新来的年轻县委书记。《人》剧则细说当下中国的权贵势力和利益集团大肆贪腐及鱼肉民众，正义勇敢的侯亮平以人民的名义跟他们展开殊死搏斗。群众对他抱有信心，因为他是来自中央的反贪局长。相映成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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