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2013/4/20近日，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修订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本书是作者戴煌经过多年采访和积累资料编写而成，此前先后由新华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真实记录了胡耀邦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断面，生动再现了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全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详叙了1977年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呕心沥血的动人事迹；第二部分描述了几宗曾轰动全国而内情却鲜为人知的大案的平反过程。本报摘编了书中部分内容，以纪念胡耀邦逝世24周年。戴煌：我因为耀邦而被解救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1978年9月17日，中央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这一次大解救，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笔者本人，也是在这场大解救中被解救出来的一个。我是在1957年所谓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后，在“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党内座谈会上，因提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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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晚报》2022-10-13壹 一则电影动态促成的相会北京媒体朋友传来消息，一位香港著名导演计划拍摄120年前晚清华工丁龙捐建美国名校汉学系的故事。这个消息把刚刚沉寂下来的丁龙传奇又推入大众的视野。丁龙是谁？中国读者通过最近廿多年海内外媒体的报道，也算对他1901年的事迹有所了解。有缘亲自见证它从传奇还原成史实的过程，禁不住思绪万千。从丁龙捐款建立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到这段传奇被发掘落实，再到发现丁龙出生地、故居和后人，应该说花了差不多近两个甲子的时间。待笔者终于有缘握住丁龙后人手的时光，算下来已隔了121年。2020年春天，我的朋友陈家基先生跟我联系，想用我十年前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一篇文章寻找丁龙。我当然同意，随后我也将他转来的台山侨联“寻龙”文章在美国推广，起初大家并不知道寻找能否有希望。没想到不久陈先生即传给我喜讯：不仅找到了丁龙的后辈亲戚，还找到了他的故乡家谱以及他当年主人卡本蒂埃的书信；最后，家基先生告诉我，他跟当地的侨联和他的工作团队联系上了丁龙后人。陈先生是把丁龙传奇还原成历史的重要推手。如果没有他艰苦和执著的寻找，丁龙的传奇可能永远只能是个传奇。丁龙的后人也得知了香港导演要拍摄这部电影的消息，他们表示支持并愿意提供信息，这让我感动。结识丁龙后人是陈家基先生介绍的。这些晚辈在揭秘和解谜丁龙史实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丁龙六位孙辈美国合影基于纽约的疫情，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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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音乐文化闲聊阁20210821作者简介：沈容，江苏人，1922年生。初中时期开始做抗日地下工作。后在中央大学读外国文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任编译。曾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副处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厂导演、首席责任编辑。“文革”后，任广东电视台台长、北京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本文来源于沈容的回忆录《红色记忆》，原题为《热闹的月坛北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年，中国著名记者李普从广东调到北京，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他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他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其中包括了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与张玉凤，这使得月坛北街五号楼热闹非凡，而李普一家则更是在这里接触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红墙内幕。本文摘自《温故》第二期，作者系李普妻子沈容，原题为《热闹的月坛北街》。--------------------------------- 可怜天下父母心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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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新闻》20190706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出生于名门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如此优越的家庭环境让他自小就博览群书，12岁时又有幸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后又陆陆续续在德国、美国等著名学府求学。中西合璧的教育之下，让他在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 1925年，陈寅恪回国，素有名望的他与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被清华大学聘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文学大家都来听他的课。国学大师吴宓这样评论陈寅恪：“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和著名史学家严耕望等人都对他评价颇高。不过，比陈寅恪小20岁的钱钟书却对他深感不屑，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陈寅恪和钱钟书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书香世家，都曾留学海外，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儒，而且还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史上的两颗巨星。本该惺惺相惜的俩人，为什么会有“钱钟书看不起陈寅恪”的传闻呢？钱钟书对陈寅恪的“不待见”，主要反映在两件事上，一是对待陈寅恪赠其书的态度，二是唐朝历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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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历史评论文/陈红民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全新的国际环境，在对外交往中受着双重的挤压：一方面，清政府在与列强对抗中，不断上演着反抗—战争—失败—割地赔款的屈辱，在列强的威逼下国权一步步地沦丧；另一方面，一些在地缘上临近中国，原先与中国有着朝贡关系的小国也纷纷离去。前一种情形人所共知，而后一种情形则较少为学界所注意。研究近代中国的对外交往，确定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需要从两方面着手，既要研究中国是如何与大国强国打交道的，也要研究中国是如何与小国弱国打交道的，这是一体两面，后一种情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揭示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制是如何被打破的。朝鲜是历史上与中国关系最悠久最密切，地缘相近的国家之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清政府如何面对朝鲜内部要求摆脱与中国旧有的“宗藩关系”，独立自主开展外交活动努力的那段历史，显示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另一种困境。宗藩体制的瓦解：遣使事件前的中朝关系中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与先进的文化而成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中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强大的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东亚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万国来朝贡，仰贺明主，一统华夷。普天八方四海，南北东西……天下归一”的局面。中国根据各国各族与中原王朝的亲疏关系与接受中华文化的程度，将其划分成层次不同的外交圈。而各国各族统治者出于自己的利益，也多“倾心向化”，以臣服中国，学习中华文化为基本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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