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作者：孙继成孙继成（下称「孙」）：感谢您接受《明报月刊》的访谈，中国有句古语：「英雄莫问出处」，既然您把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译成了英语，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先问问英雄英译者的出处，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吧。郝玉青（下称「郝」）：我爸爸是英国人。我在英国长大，后在牛津大学读历史专业。二十多岁时，我曾独自到中国游学，这次的游学激发了我学习汉语的兴趣，因为在这次旅行中，听不懂中国话，我自己感到十分遗憾，于是，回到欧洲后，我决心开始学习中文。我先后花了三年的时间来专心学习汉语，先去了牛津大学中文专业学习，然后去台湾师范大学语言中心深造中文，最后又返回英国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读中国文学和历史；拥有当代中文研究的硕士学历。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十分偏爱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宋词；汉语的文言文几乎令我痴迷，对屈原、李清照的诗词都十分喜欢。我偏爱那些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这也是我后来迷上金庸武侠小说的重要原因。孙：您的先生是台湾人，您和先生、儿子在家里交流的时候，使用什么语言？是中文、英文转换的吗？郝：我和先生平时都是中英文交流，沟通方便就好。至于儿子，先生主要对他说中文，我对他讲英文，在学校里他能自己学瑞典文。孙：您丈夫是金庸书迷吗？他对您翻译金庸作品有什么感想？郝：我先生特别喜爱有历史元素的小说，他说金庸一度是他初中时书桌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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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文/孔捷生我初读《边城》还是青涩少年，朦胧觉出与蔚为洪流的革命文学截然不同。及至青年期，革命落潮，反思浩劫的新文学正值巅峰，我也成为其中一朵浪花。在那个青年作家纷纷勇闯禁区的激荡年代，乍读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竟和当初读沈从文一般，如同一缕清流注入骚动不宁的文学河床，空灵澄澈。光从沈从文、汪曾祺的文字就感知到有某种传承关系。我见过沈从文，和汪曾祺亦有缘份。一九八○年初，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同学都是各地新锐作家。晚上无事我们会出去走动，看望文学前辈。当时所长是丁玲，她只来讲过一次课。我不大喜欢她，觉得她的面相、眼神、语言都很凌厉，我也从未登过她的门。沈从文没给我们授课，一九四九年后他已远离文学，再也不碰了。那晚，同学古华说：「我们去见沈从文前辈。」尽管当时文坛还在冷藏沈从文，但其文学魅力无人能及，能见到他实在荣幸，我们二人便去了。那年头北京全无夜生活，昏黄灯光下的街道甚为清冷。沈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宿舍楼，楼梯幽暗，我们拾级而上，如同摸索着走近一间尘封的文学偏殿。但一进沈家就觉得温暖。沈从文和古华都是湘籍，他不单未见过我，连我名字和作品都不晓得。沈从文前辈却认真地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沈夫人张兆和还用笔记下来。沈从文自称出土文物张兆和是世家闺秀，“合肥四姐妹”分别嫁给昆曲名家顾傅玠、语言学家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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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文/陈志明为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赶在二○一七年最后一天即十二月三十日，“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主办方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校史馆以及校档案馆等。临近纪念展开展大约一周，通过多方周折，主办方终于拿到了王东明特意为展览亲笔题字：“独上高楼”落款是：“王东明，二○一七，冬至。一百零六岁。”二○一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拨通远在台湾的王东明先生电话后，她跟本刊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她的年龄：“你知道，我今年已经一百零六岁了。”温暖的笑声中透出一点小得意。王东明眼中的王国维王国维有过两次婚姻，两位夫人共为其养育了六子二女。王东明上面有四个哥哥，是家中长女。大哥潜明去世最早，一九二六年因染上伤寒病故；二哥高明逝于文革；随着五弟慈明二○○九年辞世，如今兄妹八人中，尚在人世的就只有王东明一人了。她现今住在台北县永和市，有佣人随身照顾，儿子也经常前来探望。台北市海宁同乡会的乡亲是她常常约见的朋友，每周有两次聚会，足以排遣寂寥。前些年，除了聚会，她还喜欢逛艺术街、假日花市，乐华夜市的台湾小吃豆花和萝卜丝蛋饼也是她的最爱。&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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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文/江青三月十八日李敖在台北作古，不到一个小时，知道我和李敖相熟的女友给我传来：“小青：李敖走了！”的噩耗。这些日子我每天关注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有关李敖的报道和评论，正好与他五光十色、起伏跌宕的人生历程一样多面而复杂，我只能说叹为观止罢！对这位极具争议性“人物”我不敢妄评，也没有资格。但作为相交断断续续超越半世纪的朋友，我可以谈谈个人和他交往的点滴片段，好留下他翩翩的、令人难忘的戏语容颜，也好告慰这位友人在生命后期常引用陆游的这句诗自夸：“我死诸君思我狂！” 我认识李敖这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狂人，是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三年李翰祥导演在香港成立“国联电影公司”，那年我随“国联”去台湾拍创业片《七仙女》，正好李敖的书《传统下的独白》同一年出版，轰动一时。我在关心《七仙女》上映宣传时，在媒体报章上也注意到了这本令各方人马“七嘴八舌”的书。在好奇心驱使下我找来看，此书收录了他二十篇综合文体杂文，其中一九六一年他一鸣惊人的出道之作《老年人与棒子》也在其中。我对书中的内容虽不完全了解，但全书反抗、藐视威权和传统的态度，及有声有色、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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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5月27日文/骆丹、江迅马星原在香港举办水墨画展《揽古浮光》，主题撷取古诗词意境。画作未囿于单一色调，在水墨画与漫画间碰撞出艺术火花。画是静默的诗，诗是语言的画。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商务印书馆尖沙咀图书中心展览厅展出的马星原水墨画中，藏着千百年的“静默”。云低雨急，一白发老人盘膝独坐于草庐下。风吹、雨打、溪流，任凭万物皆动，唯有老人神态索然，心如止水，波澜不惊。黑灰色和墨蓝色的构图，尽显萧索，衬出老人家凄凉的心境。这是马星原（马龙）的新画作《听雨僧庐下》，让宋末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中那几句“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一览无余。马星原介绍说：“这首词写的是人生中少年、壮年和晚年三个境界，而这幅画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向往的心境。雨落下来，人坐在这里，他没有用眼睛看眼前这个环境，而是用他的心去看的，人心是安静的。这是我向往的一种平静的生活状态。所以画中我注重的是一个‘静’字。”这次展出的二十五幅画中未见太多颜色，又不囿于传统水墨画的单一色调，“我一开始就不想用太多的色，颜色太多会令画面混浊不清，但是如果没有颜色我又觉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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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5月27日文/林沛理一直当颁发诺贝尔奖文学奖的瑞典学院是个「连载笑话」(extended gag)，每年给我们一个捧腹大笑的机会，自己却一脸严肃、一本正经，十足冷面笑匠。前年，它把奖项给了美国摇滚乐唱作人鲍勃·迪伦（Bob Dylan，港译卜·戴伦），而不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奥茨(Joyce Carol Oates)或者村上春树，把所余无几的公信力都糟蹋在自己「与世隔绝」的文学品味上。这个决定连迪伦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以近乎失踪的方式缺席颁奖礼，不仅表现出一种「摇滚乐式的反权威」(rock and roll irreverence)，更是自知之明。今年这个十八人组成的委员会出的丑更难看、闹的笑话更好笑。一个成员的丈夫涉及性骚扰，坏了委员会颁奖的兴致，所以今年万众期待的诺贝尔文学奖从缺。村上春树定做的礼服又没有机会曝光。圣经训示世人，结婚这个问题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Marriage is something not to take lightly)。 我倒认为，诺贝尔奖，特别是它的文学奖，我们无须太认真看待(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s something not to take seriously)。 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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