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的神话》
文/江涌、高寅
现代金融主要是英美金融模式，即资本市场导向模式。当今世界话语权主要掌握在英美手里，因此多年来，该模式近乎被渲染为国际金融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世界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那些逐渐丧失主体性与判断力的国家，从政府高层、企业高管，到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对现代金融顶礼膜拜，趋之若鹜，把英美模式吹嘘得神乎其神，制造出一系列神话。这些神话极度夸大现代金融的积极作用，认为现代金融能够促进一切、发展一切、拯救一切，只要与现代金融相结合就能够点石成金、变灰暗为光明、化腐朽为神奇，现代金融俨然成为哈利波特的“魔法手杖”。然而，在英美，在世界，一而再、再而三的事实反复印证：现代金融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用于投机掠夺、暴富敛财、加剧经济动荡的功效越来越大。传统金融的核心要义是服务实体经济，现代金融的明显趋向是控制实体经济，自成一体，使当代资本主义蜕变为以高度投机性和风险性为特征的“赌场资本主义”。上帝早就死了，神话还在盛传。
一、市场充分竞争的神话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通讯技术不断创新的催化下，现代金融市场已经升级为继河海水路、旱地陆路、航天航空之外联通全球的第四种道路——金融网路。在这张庞大的网路中，在东西半球24小时，金融信息不间断流转，市场交易不间断进行，无数金融主体参与并构建了金融竞争机制，全球利率汇率等资产价格的任何细微变动，都会即刻引起相关市场主体做出相关判断决策。按理说现代金融市场早已实现了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所提出的充分竞争，实现了一般均衡，即“资源和商品的价格能自行调节达到相互适应的水平” ，并且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现实与理想大相径庭。现代金融市场不仅没有实现充分竞争，在有些领域甚至连最基本的竞争都不存在。
1. 寡头垄断——金融超级航母
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投资银行以美国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美林，日本的野村证券、大和证券，英国的华宝公司等最为知名；金融财团以美国的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波士顿、第一花旗银行，日本的三菱、住友、三井、富士，英国的巴克莱银行、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等为代表；会计师事务所以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等“四大”为典范；评级机构则以惠誉、穆迪、标准普尔所谓“三大”为核心。这些声名赫赫的机构或财团在相关金融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占据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多数交易量，控制着惊人的财富，拥有足够影响政府决策的话语权，是金融市场中名副其实的“金融超级航母”，形成了事实上的寡头垄断。大树底下，寸草难生。只要是“金融超级航母”涉足的海域，一切大大小小的船只，最终要么归顺，要么毁灭。
2.金融衍生品信息不对称
根据金融衍生品及其交易方式，金融衍生品市场可分为金融远期市场、金融期货市场、金融期权市场和金融互换市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产生大冲击，重创世界经济。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貌似高大上的金融创新产品——次级房屋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 Loan）及其衍生品。美国房地产商与房贷机构乐观预期房价一路上涨，积极地将贷款发放给资质信用差、难以长期持续还贷的个人，然后由投资银行将这些次级贷款打包成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并通过造假使其获得了很高的信用评级，兜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万丈高楼无法建立在沙滩之上。随着时间推移，持续上涨的房价遭遇拐点，信用差的购房人无力还贷，次级贷款及其衍生品无法按时兑付。金融市场高度关联，各种产品环环相扣，机构之间千丝万缕，“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出现，迅疾引爆金融危机。
在金融市场中，一些专业投资者在面对各大银行、证券公司和互联网金融机构推出的股票、债券、信托、保险、基金等理财产品尚且眼花缭乱，更不要提很多对金融一知半解、只看重收益率的普通大众了。在越来越激烈的同业竞争而越来越多的监管缺失下，有关金融机构或从业者的道德风险越来越严重，在向投资者介绍金融衍生产品时，大肆宣扬收益，有意忽略甚至努力掩饰风险。在利润驱使下，设计者会倾向将一般金融衍生品，衍生为更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在杠杆作用下，风险被不断放大和传导，最终连设计者也无法知晓其中的复杂结构以及潜藏风险。如此这般，对于投资者和监管者而言，诸多金融衍生产品不只是存在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而是完全空白的“信息盲区”。投资者就是在这种不对称乃至盲区中被不断误导，作出一错再错的投资，积累不断增大的风险，最终走向危机与毁灭。
3.金融强国推行金融霸权
美国是当今世界警察，用军事武力推广并维护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同时也是当今世界霸主，通过本国的各大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拥有近乎绝对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神经，仅仅是否加息与降息的新闻，就能轻易登上世界各国报道的头版。和平年代，金融霸权已经跻身与军事霸权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国家战争的利器。
美国借以号称“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 的华盛顿共识为幌子推行金融霸权。华盛顿共识是由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9年提出，总结了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这一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政策是醉心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国际金融机构与全球金融势力的时髦意识形态”。 华盛顿共识以IMF、世界银行为依托，在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家实施，结果往往使当事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即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导致更多更大的问题。
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神话
金融的基本功能就是存款贷款、汇兑货币、融通资金，这些基本功能是为了适应日益扩大的商品交换对货币需求而派生出来的，本质上必须为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才不悖初衷。但是，现代金融市场发展越发使实践与理想、现实与初衷背道而驰。现代金融不但成为投机者进行投机的手段、敛财的工具，而且越来越多地为强权国家（中的特定利益集团）所利用，后者以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名义，搅乱他国经济系统，达到军事手段难以实现的经济掠夺乃至政治颠覆之目的。在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市场，甚至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日益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金融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教条成了神话。
1.投机是现代金融的特质
从传统金融产品派生出来的各类衍生品，已经成为各类金融投机者追逐利润的工具，基本种类包括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等金融合约。不可否认，以低买高卖或规避风险为特征的金融行为，能够让资本流向利润价值较高的地方，实现投资者的货币增值，提高资本获利性，增加特定人群的财富积累，不能算是多么不道德的事。但是，当正当投资过渡到恶性投机时，就走向事物反面。
现代金融体系中，“‘投机性投资’取代了‘生产性投资’，成为全球经济的推动力。每一天，全世界有近2万亿美元在这个‘金融赌场’中流动，其中大部分属于投机性投资。” 《后凯恩斯经济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佩利曾撰文指出，有充分证据表明，石油交易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在油价涨势最猛之时，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占交易的七成，而七年前只有四成不到。 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投机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全球金融市场的微妙变化，投机行为通过电脑键盘以及互联网可以在分秒间完成。在追涨杀跌的狂热氛围中，金融市场泡沫在转瞬间被放大膨胀，又会在转瞬间灰飞烟灭。大起大落的金融资产价格引起金融剧烈震荡甚至引爆经济危机。
2. 增长的陷阱——金融自由化
推进金融自由化是现代金融中的主流语境与时髦行为，仿佛一涉及自由化即可解决所有问题，经济社会就会更快更好更健康地发展。金融自由化基本包括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金融部门业务范围自由化、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以及国内外资本流动自由化。但是，“金融自由化政策本身存在着原生性不稳定因素, 造成宏观及微观冲突，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金融自由化在零星国家即便赢得一时的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长期的停滞与衰退。一如照明弹，在带来短暂的刺眼光明之后，无边的夜幕会更加地黑暗。越来越多的实践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在金融体系不够严密、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国民素质不够水准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强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就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经济灾难。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西方金融集团蛊惑下，在内部信奉自由经济理论的学者鼓噪下，东欧国家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结果导致大量银行破产，官商勾结腐败丛生。根据英国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从1990年至1998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人均GDP均为负数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已经发生多次银行业危机，“急于求成的金融自由化与无效而乏力的政府监管结合在一起”，“加重了银行部门的脆弱性”。 拉美非但没有收获经济稳定增长的预期收益，反而因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应有本钱而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反面教材的典型案例。
3.全球金融危机的核爆效应
金融自由化不仅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而且往往还会积累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1929年10月24日，高歌猛进的美国金融市场开始崩溃，股票价格一落千丈。这是此前金融自由化带来恶性金融投机的必然结果。“美国在1929年至1933年这个期间，整个生产下降了约29％，物价水平平均每年下降5％，失业率由1929年的4％上升到1933年的25％。” 经济金融化使得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进而演变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由此进入长达十年的大萧条时期。诸多历史著作揭示，大萧条带来的大冲击，是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
约略七十多年后，就像剧场的加映一样，历史再次重演。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终于演变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资本市场市值蒸发超过50万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严重衰退，各新兴国家经济严重受创，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国际金融危机如同金融核爆，直接摧毁亿万财富于无形，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折算成了货币海量蒸发、劳动者大规模失业、经济持续低迷、社会动荡不安的另类表现形式。
三、金融衍生创新的神话
现代金融市场衍生产品分类层次多样，在产品形态层面包括远期、期货、期权和掉期，在原生资产形态层面包括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而根据交易方法又可分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每一种分类中，又可与其他分类相互搭配，形成更加精细的子分类。虽然金融衍生品令人眼花缭乱，但本质上依旧以原始金融产品价值，如存贷款、利率、汇率以及实体资产及大宗商品价格为基础。现代通讯技术进步使金融交易方式发生了剧变，“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发展互联网金融、全民理财成为当前最前卫的理念。但是，金融市场衍生创新在有限惠及民众福祉的同时，也造成了系列隐患与恶果。
1.衍生品规模骇人听闻
1972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货币市场推出第一代金融衍生品——外汇期货合约，市场投资者以及产品设计者从中尝到规避风险、获利匪浅的初步甜头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无数衍生品被金融从业者创造出来，并卖给全世界。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众日渐富裕起来，有积蓄从事其他类型投资，金融理财广受欢迎。在北京的菜市场等中老年密集地点，很容易看到所谓“理财专家”现场宣传，吸引投资客户。金融业的发展与创新，如今连普通大众都能切身感知。
美国金融投资专家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有句名言，“人家恐惧我疯狂，人家疯狂我恐惧”。当一帮老爹爹老婆婆都时不时地聚集在一起谈论股票投资心得的时候，金融市场的风险积聚已经不是理智分析师所能把握的了。正是金融行业的疯狂扩张与虚拟资产的野蛮生长，导致虚热实冷，虚实倒挂，世界经济明显头重脚轻，国际社会越发步履蹒跚。2014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超过700万亿美元，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和500强企业中大部分都已参与其中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为77.85万亿美元 。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大约是GDP总量的10倍，如此庞大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就像一颗核弹悬于世人头顶，随时会被引爆，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2.互联网金融——是带刺的玫瑰还是致命的汤药
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互联网+”概念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报告指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当前互联网金融形式主要包括第三方支付、P2P网贷、大数据金融、众筹等。金融原本只是为具备一定知识背景的专业投资者所熟知，但在互联网络四通八达的当代，通过网站、智能手机、金融机构网点被推向每一个识字的人，全民理财时代到来。然而，由表及里不难看到，“互联网+”主要是由所谓市场激励机制产生创新，这类创新往往只会创造出可以产生更多佣金的产品，没有或很难创造出能更好管理风险的产品。然而，实际经济管理中，“产生更多佣金的产品”以及“更好管理风险的产品”两者缺一不可。
互联网金融未从根本上改变金融衍生品的运转形态，只是极大地拓展了传统金融产品以及金融衍生品的销售范围，只要借助互联网，一个金融平台可以面向全世界圈钱，以众筹、第三方担保等形式，完成了传统金融行业无法完成的大规模融资、大规模放贷等艰巨任务。但是，绝大部分普通投资者只是看到金融产品高收益的一面，而忽视或者被金融市场隐瞒的高风险的另一面。进入2015年以来，频繁爆发的P2P行业倒闭危机，尤其是股市的“夏日风暴”，更是揭示缺乏有效监管的金融与网络的叠加风险。很显然，互联网金融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它不只是恋人手中一束带刺的玫瑰，更可能是慈母喂给自己幼儿的一勺致命的汤药。
3.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
迄今，大部分金融创新旨在规避会计准则、监管法规以及法律规定，恰恰是这些会计准则确保金融体系的透明度，监管法规保证金融体系的运行稳定和交易公平。但是一段时期以来，被吹嘘的玄乎其玄的“所谓金融创新，只是让泡沫在破灭前被吹得更大，破灭后残局更难收拾” 。作为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发明，金融衍生产品是造成金融系统内部错综复杂、利益交织的重要原因。
在“贪婪”心魔的驱使下，银行家们为在短期内获得巨额利益（即挣大钱、挣快钱）而开始了“创新”，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体系生产了大量而复杂的金融品，这些金融产品不断被衍生，最后复杂到连很多设计者也难以清楚了解产品的结构，以及具体的债权与债务关系。在依照市值定价的会计标准下，持有这些金融衍生品的机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的真实状况，更不知道自己那些持有类似金融衍生品的客户的负债是否超过资产价值。
金融投资专家巴菲特认为，衍生品“能创造出通常被疯狂夸大的报告利润”，“会形成多米诺骨牌链式风险”，“是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存在危险，尽管现在很强大，但具有潜在的致命性”。 多年来，金融衍生产品在设计销售过程中，一直存在信息不对称、夸大收益、隐藏风险、使用杠杆、连锁反应等不良特征，高收益高风险的赌博特性愈发明显，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像赌徒一样，执迷于各类金融衍生品，而在杠杆作用之下，投机的负面效果异常凸显并成倍放大。
1995年，有着200多年经营历史的古老银行——巴林银行破产了，起因是交易员进行巨额金融期货投机交易，造成了银行9.16亿英镑的巨额亏损；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宣布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令，缘于该公司负责人违规操作，参与石油期货投机，直接亏损5.5亿美元；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将百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压垮，原因就在于其持有的巨量与住房抵押贷款相关的“毒药资产”在短时间内价值暴跌，股价较2007年年初最高价已经跌去95%，不能自救也无他救，不得不破产。雷曼兄弟破产引爆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有2300万、2009年则有2100万美国人，因为丧失房屋抵押赎回权而失去了住房，昔日无限憧憬未来的梦幻者，如今沦落为无家可归者。金融武器的杀伤力非同一般。
四、市场自我修正的神话
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以此为基础进行商品等价交换” 。新自由主义诋毁劳动价值，无视价值规律，无限夸大所谓市场机制，认为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与供求机制可以自发、及时而有效地调节人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实现优胜劣汰。一旦某种商品利润过高，很快就会引来更多的生产供应商，相应商品数量日益增多，竞争愈发激烈，如此必然导致价格下降，市场供求趋于均衡。理论上这种自我修正的市场功能，在现实经济中越来越罕见，号称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越来越不遵循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越来越无法靠自身力量实现自我修复，“创造性毁灭”的理念自然也就成为神话。
1.投机特征妨害自我修正
在一般竞争性市场，看不见的手，也会失灵，偶尔失灵；在寡头或垄断市场，看不见的手，时而失灵，经常失灵；在现代金融市场，看不见的手，总是失灵，随时失灵。在新古典模型中，价格机制（低买高卖）使价格趋于收敛，供求趋于均衡，任何对均衡的偏离往往只是暂时的。但是，当今的现实是，金融市场越发动荡，金融危机越发频繁，经济预测越发困难。也就是说，对均衡的偏离成为常态，市场总是失灵，如此市场当然也就失去了自我修复功能。“今天只有那些自欺欺人的人仍然主张市场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主张社会能够依靠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来确保市场中的每件事都能以公正、恰当的方式运行，坚持市场能够以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式独自运转。”
现代金融市场因为充斥投机，其市场特征不是低买高卖，而是追涨杀跌，而且总是伴随着所谓“羊群效应”。股票（等资产价格）下跌，往往不是引来更多的需求，投资者（投机者）不是马上逢低买入，很可能是持币观望，等待出现更低的价格，也很可能引发恐慌性抛售；相反，股票（等资产价格）上涨，往往不是导致获利回吐，而是增加购买，期待出现高的价格，获取更多的收益。这种价格的离散，使供求机制完全失灵。追涨杀跌使金融市场极有可能在下跌中滑入萧条，在上涨中滋生泡沫，而且萧条或泡沫会不断恶化，直到崩溃，直至毁灭，很难稳定在投资者或金融当局能够预期、接受的某一态势上。而且，在这类毁灭过程中，难见有任何创造性。
2.创造性收益私人化，毁灭的代价社会化
所谓“创造性毁灭”，是指一种创新的出现必然导致旧产品、旧企业或旧模式的退出。昨日的弄潮者，今天的落伍人。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浪潮的出现和消退使资本主义经历周而复始的繁荣和衰退阶段。 “创造性毁灭”是资本主义抑或市场经济活力、魅力、魔力之所在。然而，这种曾经铿锵有力的论断是老黄历，资本主义正全面而深刻地走向颓废。现如今，创造的成果往往被少数人享有，毁灭的代价或毁灭的风险总是由多数人承担，亦即收益集团化、私人化，损失社会化、国家化。金融领域的“创造性毁灭”真相是，创造的成果绝大多数被华尔街肥猫门享有，毁灭的代价或毁灭的风险则通过政府无原则救助而由全国纳税人承担。
现代金融的创造性集中体现在，创新了毁灭金融本身、毁灭资本主义自身的方式方法。现代金融市场创造性地将杠杆引入投资、投机，放大了投机收益与亏损，如此释放、激励了投资者作为赌徒的心魔，原本投资者损失的最多只是本金，而在金融杠杆的作用下，投资损失被数十倍甚至成百倍地放大；创造性地运用金融衍生产品掩盖风险，许多“有毒资产”在证券化后，被包装成评级优秀、盈利良好的投资产品，误导投资者；创造性地诱骗无任何投资经验的人群成为投资者，诓骗越来越多的中小投资者加入到“搏傻游戏”行列，成为金融资本刀俎上的鱼肉。“几乎每天，金融部门的人们都在上演着恶劣的行径——庞氏骗局、内幕交易、掠夺性放款，大量从倒霉的信用卡用户身上尽可能榨取利润的诡计。”
3. 金融市场最终还是以政府为依托
金融市场一旦陷入衰退，走向沉沦，根本无法进行自我修复。在没有政府的强力干预（小国则需要大国干预，大国则需要国际联合干预）的情况下，只能滑向深渊，彻底崩溃。只有依靠政府的强力干预，使投资者恢复信心，才能够逐步除却阴霾，迎来光明。
1929年美国股灾爆发，奉亚当·斯密(Adam Smith）自由主义为圭臬的胡佛政府听之任之，最终引发全局性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性大萧条。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为了缓解迫在眉睫的国内矛盾，饮鸩止渴，让法西斯势力上台，法西斯政府为转嫁危机，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2008年当雷曼兄弟破产行将引发金融海啸之际，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美国财长保尔森居然给国会女议长下跪，请求通过相关救助法案，挽华尔街金融资本狂澜于既倒，扶美国资本主义大厦之将倾。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来势凶猛，但是美国以及世界大国政府通过频繁磋商，央行联合行动，对牵涉面特别广、影响特别大的金融机构持续注资，对实体经济持续投资，终于避免了全球大萧条的发生，并使得世界经济在艰难中曲折复苏，缓慢增长。
五、监管当局英明的神话
不知从何时起，现代金融笼罩着越来越多的光环，甚至越发带有神秘色彩。从业者必须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高深的专业素养，出身名校、拥有高学历（如硕士博士）是入行的基本门槛。要对这类群体及其所构成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理论上必须有知识储备更多、能力更强的机构和个人才能进行，这就是所谓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通常而言，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具备丰富全面的经济法律知识，能够洞察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各类不法与违规行为；必须恪守公正廉洁的行业准则，能够对金融案件查处做到不偏不倚；必须具备全球金融视野，能够对新事物快速学习并有效开展国际监管合作。但是，现实让人非常失望，部分金融监管者不仅缺乏必要的能力，而且还没有基本的准则，他们与金融不法分子沆瀣一气，监守自盗，令人发指。
1.监管者的道德风险
马克思认为人类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阶级性、民族性、劳动性、群体性等构成人的社会属性。” 金融监管者不是机器人，不是电脑程序，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金融监管者首先作为人而存在，具有自然属性，是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生命体，决策和判断受到自身喜怒哀乐的情绪影响；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即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受到所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血缘关系等诸多条件的影响，也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和素质觉悟高低的制约，绝不是以一般抽象而存在。因此，金融监管者的监管能力以及监管举措，一定会受到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影响，公正、客观、有效、完备的金融监管说来容易，做起来则很难。
美联储主席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专业人士，甚或一个平庸的银行家，如此华尔街更好操纵，但是媒体舆论（实际被资本掌控）偏偏装神弄鬼，将其渲染成高大上——“经济沙皇”，智慧过人，近乎无所不能。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特区香港当局大义凛然，几天时间支出1181亿港币，用财政资金，买入33家恒生指数企业股票市场流通量的15%。对此，崇尚市场经济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很不以为然，在此后的国会作证时，公然批评香港政府“托市”不当。然而，没过多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因过度投机而深陷绝境，格林斯潘亲自召集14家银行，筹资36亿美元加以拯救，连起码的避嫌都不顾——该企业老板刚当过格林斯潘的副手。一直以超然独立标榜的美联储，不顾一切地帮忙一家不受直接监管的私营非银行金融机构，引发有关“道德风险”、“代理人”等诸多争论，值得玩味。
2.监管者的能力受到质疑
监管部门通常依照最省力的办法实施监管。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不到泡沫破灭之时，人们是无法确定是否存在泡沫的。美联储倾向认为，没有有效办法慢慢地收缩一个泡沫，而等到泡沫破灭之后去修复损失则会相对容易一些。 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与工具的创新，远远超过了华尔街的掌控能力，超过了美联储等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准。正是贪婪的心魔作祟，对金钱的无止境追求，驱使华尔街争先恐后去设计制造金融衍生品，盛装魔鬼的潘多拉匣子，在华盛顿的默许下，最终被打开。华尔街创造并与华盛顿联手释放了魔鬼，却没有方法与能力加以管理。这让世人对华盛顿的金融监管者的能力表示严重质疑。瑞士信贷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算了一笔账：如果当初政府出手救雷曼，成本应该不超过 60 亿美元，但保尔森当时不出手的决定，却使全世界最终营救金融体系的成本超过 1.3 万亿。
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是前纳斯达克主席，凭借着官方背景的光环以及积累的广泛高端人脉，制造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麦道夫“庞氏骗局”。在麦氏诈骗过程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因有人举报而特派专员进行了多次调查，但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证交会的行为实际上为麦道夫诈骗起到了背书的作用——你看，证交会并没有查出问题，投资麦道夫是安全的。从客观上说，监管当局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由于证交会的监管失败，“麦道夫得以继续并扩大其骗局，诱使越来越多的无辜投资者上当受骗” 。
3. 监管者的道德能力都有问题
一举一动都被媒体高度聚焦、被舆论渲染得跟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在自己任期的后半段时间即21世纪初期，为满足华尔街后台老板的需要，不断调低利率水平，形成实际上的负利率，而极低的乃至负利率直接鼓励投机，助推美国房价不断攀升至泡沫水平。即便是谨言慎行的学者都会倾向认为，美联储的不当行为，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构成了美国金融监管大厦的基石。但是，在华尔街强大游说下，为美国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于1999年被废除，监管当局还变本加厉（似乎要给予弥补原法案给华尔街造成的“巨大损失”）地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2000》，确保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使用不再受到有效约束。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次级贷款被大量无休止发放给信用缺失、还不起贷款的人群，如此累积起高达万亿美元计的违规放贷。如果说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毫不知情，那么简直是匪夷所思。知情而不去或不能有效应对，要么道德有问题，要么能力有问题，或二者兼而有之。
六、中央银行独立自主的神话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本主义制度于世界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在经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之后，而今步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居于统治地位，掌控着国家的主权与治权。资产阶级在革命建国时期，为反对封建专制，鼓吹主权在民，宣扬民治、民有、民享，而且将这些理念写在国家宪法之中。这些都未能改变西方国家依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实。资产阶级通过巧妙的“三权分立”削弱政治集团的力量，通过“钱袋子较量”的民主选举，输送自己的代理人，掌控着国家权力。不过，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争权夺利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在金融资本成长崛起之后，昔日的政治设计与权力安排远不能满足金融资本的需要，一个直接反映与体现金融资本利益的政治经济机制——中央银行便呼之欲出。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央行执行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国家的银行、货币发行的银行以及对银行再贷款的银行。然而，央行的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一言以蔽之，在英美等国家，央行是金融资本（抑或金融资产阶级）实现统治的工具。
1.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变迁
自央行出现以来，其独立性一直是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因为金融资本不能明目张胆地宣称该机构（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是巧立了一堆名目，把自己的利益潜藏在这些名目之中。人们从央行的数百年实践中，逐渐总结出，凡是央行独立性越高，金融资本越满意；反之则反。而央行独立性程度的高低，与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以及资本力量博弈密切相关。金融资本力量被削弱，央行独立性就低；金融资本力量增强，央行独立性就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段时期，金融资本野蛮生长，主要国家的央行较为独立。在一战期间，金融资本力量受到抑制，主要参战国央行受政府干预，大量增发货币以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一战结束，对金融资本的管制放松，直到30年代，央行的独立性又不断增强。1929-1933年的“大萧条”被普遍认为是金融资本惹的祸，“罗斯福新政”实际就是工业资本占据主导后对金融资本扩张与嚣张的压制，体现金融资本意志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及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被凯恩斯主义以及国家强力干预政策所取代，央行在政府领导干预之下发挥作用。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滞涨”危机，金融资本乘机“复辟”取得了对工业资本的优势，如此又催生出对央行独立性的推崇。在美国，金融资本吸取大萧条时期大权旁落的教训，从美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实施金融化，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近乎牢不可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带来大冲击，美联储身先士卒，积极主动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国际金融资本通过他们的影响力，使得主要国家央行一致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调低利率，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2008 年 10 月 8 日，美国、欧元区、英国、加拿大、瑞典和瑞士六大央行联合发布声明宣布紧急降息，紧接着全球各大央行都加入了降息行列。“美欧主要央行通过单独或是联合的行动向金融体系累计注资数万亿美元”，“还分别推出了规模上万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用于购买银行股份以及为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如此，经历大危机，金融资本的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增强。
2.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实质
世人通常以为，总统是美国最有权力、最威风的人。其实并非如此，美国总统以及台面上的各色政治人物都是代理人、是被牵线的木偶。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掌握货币的人也就是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 自商品时代以来，货币一直是国家重器，是主权与治权的象征与体现。但是，进入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之后，货币这一国之重器，逐渐地被金融资本所窃取，金融资本如何取得并掌握货币的呢？答案就是成立央行并努力使之保持独立。
“中央银行是强大的，因为它们可以非常快地重新分配财富，在理论上，分配范围也如期望的一样广泛。如果有需要的话，中央银行可以在几秒钟内创造它想要的任何数量的货币，并将这些资金贷给需要的公司或政府。”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道出了央行的关键，即一种立刻制造无限货币的能力、重新分配财富的公共机构，其职能是税务与财政不可替代，央行的的确确是国家公器。货币制造发行权、财富分配权是一个国家的重要主权。这样的权力绝对不可以旁落。皮凯蒂没有论述“世界货币”（货币的五大职能之一）与央行的关系，因此在“央行独立”等敏感问题上，没有给出清晰的论述。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缘于政治正确性，皮凯蒂即便明了，也不可能说出。世人并不清楚央行的真正由来，也不甚清楚央行这一国之重器重在何处，更看不清央行独立的实质。因此，往往跟随者金融资本豢养的专家学者一起吵吵嚷嚷，蜀犬吠日。
1694年，英国政府为便于战争期间支付战争费用以及借款，在金融资本的怂恿与支持下，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此后几百年间，各国都成立了自己的央行。尽管都称中央银行，但是实际地位与权力则有着很大差异。英国与美国是现代金融的发源地，伦敦与纽约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大本营，这两个国家的政权乃至主权牢牢控制在金融资本的手中，因此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是高度独立的，独立于政府，向议会负责，而所谓议会议员近乎是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直接代理人。央行集中的是国家力量，独立的央行实际上就是让国家力量直接地、更好地为金融资本（伦敦城与华尔街）服务，金融资本利用独立央行对内统治盘剥人民，对外实施扩张与掠夺。
3.央行独立是一国成为经济附庸的捷径
与一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所不同的是，金融资本无国界，无祖国，它所谋求的是“世界政府”，实现对世界的统治，对世界大众的掠夺。威斯特法利亚公约之后，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最重要主体，金融资本便倚重（寄居）主权国家，努力使之成为自己的扩张利益的手段、碾平国界的工具、征服世界的平台。历史上的威尼斯、热那亚，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都曾是金融资本所倚重的国家平台，是寄居的壳。今天的美国所扮演的无非就是这类平台，这样的壳。
体现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各国央行向美联储、英格兰银行那样走向独立，保持独立。该理论强调，唯有如此，央行的重要职责——维持币值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前提——才能真正实现；央行只有具备独立性，在做出有关政策决策时，才能够不受其他因素干扰，顺利达成目标。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央行独立性主要包括：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发行货币数量的独立性，人事任免的独立性以及监管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多年来，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布局安置自己的代理人（看看欧洲多国的央行行长、财政部长与高盛集团的关系，与华尔街伦敦城的关系）。因此，一旦有关国家听信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建议，使自己的央行保持独立，那么它所代表的不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本国资本的利益，而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如此这个国家必然走上经济附庸的道路。
七、人人都可轻松赚钱的神话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大大小小的金融家们口若悬河，竭力向投资者大众推销多快好省赚钱办法，就是投资理财，积极参与金融活动。无论是现代金融行业从业者，还是金融产品的投资者，都似乎能够从现代金融不时涌动的财富浪潮中轻松赚钱、迅速致富。殊不知质量守恒，万物平衡，世上根本不存在好处占尽的事情，高收益高回报必然关联着高风险，只是分布于不同的时空与不同的人际。对于极少一部分人而言，金融可以轻松赚钱，然而只是财富的转移，而不是财富的创造。
1.杀贫济富及欺诈掠夺的市场特征
《圣经》中有句名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富足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其朴素描述应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损不足以补有余。“马太效应”用在现代金融领域再合适不过。政府可以通过征收铸币税（往往成为滥发钞票的代名词）来取得杀贫济富的效果，铸币税征收得越多，通货膨胀越厉害，靠固定薪资维持生计的普通民众就越穷困；金融机构吸收广大民众一分一厘积攒的储蓄，将之聚拢，形成规模，再贷放给需要资金的富人，这些富人以之扩大经营规模，或借新债还旧债，或投机炒作，甚或维持自身高消费，其实这也是对富人的补贴；发达国家通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发放所谓的低息贷款，附带各种经济乃至政治条件，干涉别国内政，控制他国经济命脉，甚至使之成为经济或政治附庸。
在贪婪驱使下，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华尔街形成了以贷款公司的房贷为基础，以投资银行为中心，以商业银行、房利美与房地美的资金为后盾，以评级机构信用粉饰为前提，以AIG等机构信用保险为依托，以各类基金参与买卖持有为归依，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金融“倒金字塔”，而这个“倒金字塔”的支点却多半不具有偿还能力的房屋借贷人。贷款公司不可能不知道与之朝夕相处的社区房贷人的偿还能力，AIG等保险机构不可能不知道与之紧密关联的投资银行在设计金融衍生品时参与造假，整个金融利益链条，实际上整个金融市场主体都参与“博傻游戏”，参与金融欺诈与掠夺的罪恶活动，进行末日狂欢，都想赶在“审判日到来”（市场崩溃）的时候大捞一把。
2.不对称的收益与风险
“高收益对应着高风险，这也是市场定价的原则。当高收益对应着零风险，市场必然是扭曲的。” 但是，许多金融投资者对此根本就没有清醒认识，“太大而不能倒”的理念根植于潜意识中，结果造成了投资血本无归的悲剧。2015年以来，中国多地金融融资平台发生了兑付以及倒闭危机。“截至目前，P2P 问题平台数已累计至 1078 家，而我国从事 P2P 业务的公司共有约 3000 家。由此看来，高达三分之一的平台出现问题或倒闭。” 其中曝光率特别高的就有号称全球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在8月发生兑付危机，在各大官方媒体做广告背书的e租宝于12月份被查封。其他比较小的金融平台发生兑付危机的更是不计其数，有些P2P网上融资平台在圈好钱后干脆就关闭网站，直接跑路。众多中小投资者的多年来积攒的血汗钱就这样被不法分子所蒙骗。
金融风险不仅有一般理解的市场风险、投资风险、与收益相对的风险，更有难以识别与应对的道德风险，即相关当事人、市场主体为了金钱而出卖灵魂、违背职业道德的风险。世界银行的原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尖锐指出，今天，金融家们的人数在“挑战伦理”的名单上与日俱增。这位因敢说真话而被世界银行扫地出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其《自由市场的堕落》一书中讲述，安吉罗·莫兹罗，全国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全国最大规模次级抵押贷款的发起人，曾经因为涉嫌证券欺诈和内幕交易被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他私底下描述自己制造的抵押贷款是“有毒”的，甚至说全国都在“死亡飞行”，然而同时却对公众散布谣言，吹捧他的抵押公司的产品全部是符合严格贷款标准的优质品。 在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莫兹罗的缺德不是特例，在华尔街、在现代金融界相当普遍。
3.金融收益本源于实体经济
在现代金融的潘多拉匣子打开之前，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贷款和存款之间的利率差额。差额或者说是差价一般不是很大，商业银行虽然挣钱容易，但是赚得不多。随着现代金融的扩张，自由主义的泛滥，银行业放松管制，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变了，它们开始寻找新的方法以便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利润，也就是赚快钱、赚大钱。这个简单的新方法就是“收费”。要创造一切条件、更多机会用来收费，如此便积极从事资产证券化，开发金融衍生品。FIRE（金融、保险与地产的合称，往往代指虚拟经济）由此日趋火爆，演绎出虚热实冷的“火烧经济”。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有2/3–3/4的经济（GDP）活动与房庄有关：建造新房子、购买各种商品填满房子，或者为翻新修房而贷款进行金融消费，这样的经济是不正常的。它是不可持续的，也不能被继续下去”。
实体经济永远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是虚拟经济的利润源泉，没有实体经济支撑，虚拟经济的发展就是“庞氏骗局”。虚拟经济的健康成长取决于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虚拟经济收益高低最终为实体经济利润率高低所决定。根据《2014中国企业500强分析报告》，17 家银行的营业收入合计为 5.52万亿元，资产合计为 107.3 万亿元，净利润合计为 1.23 万亿元，分别占500 强各项总额的9.7%、60.8%、51.0%，银行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8.6%。 在多个机构发布的各行业收入排行榜中，金融行业从业者也以遥遥领先的收入位列各行业前列。近年来，中国经济虚热实冷，制造业企业利润与员工收入同步下降，而金融从业者赚得盆满钵溢，中高级管理人员更是脑满肠肥。在实体经济状况不断向下、失业持续增加、利润日趋萎缩的形势下，金融行业的收益率高过甚至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
八、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神话
金融自由化是金融资本向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1989年西方国家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 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的“三化”实践的灾难性的结局，已经充分表明了金融自由化不是一个好东西。金融本来是一个中性概念，但是披上了“自由化”迷彩服之后，便具有了无比的魔力与杀伤力，成为诱导相关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落入“中低等收入陷阱”以及“经济附庸陷阱”的利器。
1.以资本项目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
20世纪70年代，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善、资本市场扭曲等金融抑制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ow) 提出了所谓的金融自由化，又称为金融深化。主要涉及利率、汇率、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市场准入、资本流动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强调的是金融市场所谓的“自由、民主、竞争”，实质是维护国际金融资本以及少数金融大鳄的利益，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提供金融援助或贷款时的前提。在现代金融市场中，金融自由化已近乎完全被政治化、西方化、美国化，面对金融资本与西方国家的强权，那些被逼迫或被诱导而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或地区，毫无反抗之力，任西方强国宰割，任金融大鳄吸血。
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亦即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金融自由化的关键环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但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诸多新型市场而言，却只是有限放开或根本未放开。根据专家统计，实现比较完全或彻底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美国是1974年，新加坡是1978年，英国是1979年，澳大利亚是1985年，瑞典是1989年，泰国是1990年，法国是1990年，土耳其是1991年，芬兰是1991年，马来西亚是1992年，日本是1998年，墨西哥是1999年，波兰是2002年，巴西是2005年，俄罗斯是2006年，韩国是2007年。 按照有关经济自由主义的教科书，资本项目全面放开可以促进资本高效率配置，市场主体拥有更多的投资收益，能够分散投资系统性风险，促进本国货币国际化进程等等诸多好处。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更广范地开展国际贸易，诸多国家将金融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其中关键要素就是实现以资本项目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
2.金融自由化下的自由与奴役
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可以使得国际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自由进出一国（或地区）的金融以及商品市场，本国资本也可以在任何时间点以任何数量流向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受任何阻碍限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全球化下，经济波动早已成为常态，一旦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正在发生或预期发生波动，伺机炒作的国际金融资本便会借机行事，急速大进大出，放大金融与经济震荡，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国际金融资本则从危机中火中取栗。当今世界，国家是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然而国际金融资本则是最重要的“暗物质”，诸多金融资本集团力可敌国（一般大国），仅黑石集团的资产一度就超过3万亿美元，与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相当，一些养老基金的规模更为庞大。金融资本的联合远远超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有实力，有意志力，有战斗力，而且因为在暗处有充分的机动能力。国际金融资本只要联手出击，就近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国际金融资本最大的障碍就是资本管制，因此资本项目自由化，让东道国拆除防洪堤，是国际金融资本矢志不渝的努力目标。一国（或地区）一旦承诺兑现资本项目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必然会成为国际金融资本周期性剪羊毛的对象，由此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资本主义的丛林世界里，有自由，必然就有奴役。金融自由化自由了有关卖力布道的金融利益集团，但是限制了相关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发展。在相关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条件、公民素质以及周边环境都不成熟的条件下，贸然推动金融自由化，只会导致经济结构紊乱、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丛生，绝对比所谓“金融抑制”下状况更加糟糕。金融自由化造成了被自由化当事国金融机构的不自由，绝大部分的金融业优质资产被拍卖给出价低廉的国外机构，导致东道国国有资产、民族资产的大规模流失；造成了东道国人民生产生活的不自由，国际金融资本控制了东道国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为他国所窃取；更造成了东道国国家发展的不自由，东道国的金融命脉为国际资本所控制，当局所有重大经济政治决策都不得不优先考虑国际金融资本或经济强国的利益诉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被堵死，最终成为经济附庸，国家与国民都会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奴役对象。
3.金融自由化的恶果
20世纪70-90年代，金融自由化在拉美、东欧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推行盛行，究竟效果几何？事实胜于雄辩。拉美国家金融自由化有两次，20世纪70年代在南锥体国家 进行了首次尝试，金融自由化在首战失败后于20年后再次沉渣泛起，在20世纪90年代推广到了大多数拉美国家。“伴随着金融自由化，阿根廷的外债迅速增长，金融主权受到削弱，最终导致2001年爆发金融危机，进而发生波及全国的社会动乱。” 这些拉美国家的两次金融自由化都以经济腐败、银行危机、经济停滞、社会动荡而告终。
在东欧国家，如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金融自由化于20世纪80年代末启动，后果是银行大量破产、国有资产被贱卖、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或者负增长。俄罗斯自1991 年开启金融自由化道路，“建立起与计划经济时代有所不同的银行体系, 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 。但是，俄罗斯的金融自由化建立在国内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过于依赖国际资本、腐败丛生的基础上，最终于1998年和2008年两度爆发金融危机。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起因就是因为泰铢贬值引发，东南亚局部的金融危机使亚洲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受到严重的冲击。在1998年，东南亚国家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货币大幅度贬值、证券市场价格、企业及银行纷纷倒闭、适龄劳动力大量实业，在印度尼西亚甚至引发了专门针对华人、转嫁国内矛盾、极为暴力血腥的大规模排华犯罪行动。东南亚金融危机遵循着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再导致社会危机，直至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的路径。中国正是由于在1997-1998年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没有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大规模冲击，反而因为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而对其后几年亚洲经济的恢复作出了积极贡献。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那些偏执于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资本与西方强国的力压与利诱下，总想尝试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禁果”。在金融自由化上，国际社会已经给出一个又一个镜鉴，然而作死者仍然前赴后继，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更准确一点说，是撒旦附身，金融自由化实乃鬼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