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察网智库

2020年3月25日

摘要

任何事物总有两面，即便是“和平与发展”时期，不仅要看到并争取“合作”的一面，也要看到并掌握“斗争”的另一面。“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我们要争取和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美西方放弃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世界据此有了当然的和平，甚至认为中美可以共管共治世界，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本文是作者江涌向察网的投稿】

战争与和平是政治的两种表现形态，是一对“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1]的矛盾。“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2]但是，“和平红利”不是也不可能是祈求或乞求而来的，而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懈斗争赢得的。“世界是平的”“天下一家”的和平主义只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麻痹自己。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渴求的是“战争红利”,只要阶级斗争或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当代，不可避免的战争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即由“有硝烟战争”越来越多地转变为“无硝烟战争”，和平表象之下的“无硝烟战争”一直在发生。

一、治乱分明与平战一体

前人概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3]。后人阐发，“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4]历史上传统上，和平与战乱界限比较分明。通过正式宣战，国家间、部落间由和平时期进入战争状态，或祸起萧墙，强人犯上作乱，人民颠沛流离；战争巨大消耗，导致交战方精疲力竭，经由达成停战协议或签署终战协定，标志战争告一段落抑或结束，战争状态进入和平时期。

1914年6月奥地利王储费迪兰大公在塞尔维亚被刺杀，一个多月后才爆发战争，期间两大对立集团——同盟国阵营（德意志、奥匈、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王国）和协约国阵营（大英与俄罗斯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意大利王国等）——持续加大战争动员，不断抬高对立情绪，没有任何机制或重要人物出来调和调停，最终爆发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痛的世界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1919年1-6月，历时半年多的巴黎和会签署了《凡尔赛和约》，正式标志由战争时期进入和平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地区、局部战争，差不多都有一个平战的过渡与转换。不仅战时与平时清晰，而且战场清晰，敌我清晰，攻防清晰。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毁灭性核武的出现，随着民众觉悟的提高与和平力量的壮大，传统的“有硝烟战争”，不断被约束，进而在规模与频率上被有效制约，但是远远没有消除。甚至有越来越多的战略家断言，大国之间兵戎相见渐行渐远，即便出现战争，也会集中于代理人战争，以及各种各样的暗战。但是，阶级、民族、宗教等矛盾并没有降低或消除，甚或更加激化，这样便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无硝烟战争”日趋突出。另外，与传统战争密切相关的间谍战——也是一种“无硝烟战争”，依然激烈，甚至更加激烈。以盎格鲁-萨克森种族为核心的“五眼联盟”，将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侦查情报战越来越烈，与之相关的扣押、绑架、失踪、谋杀也不时出现。

考察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历史，战争之目的，早期是抢女人，和一般动物没有多少区别。西方有句名言，“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再高一点，世界将是另一番样子”。其后是抢土地，抢地盘，和狮子、猴子等高等动物也没有多大不同。土地是生存发展的根本，更是统治权力的象征。以战争抢夺土地，征服土地上劳动的人们，使之变成奴隶或附庸，实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德国还在为争夺“阳光下的地盘”而战。再次是抢财富，这很可能是贪婪人性的重要体现。大炮与黄油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家与军事家考虑问题的基点。当然，有人说还有宗教战争与文明冲突，其实宗教、文明只不过是幌子，实际还是抢占地盘、抢劫财富，如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沙俄帝国的无止境扩张。1988年与2000年“血管里流淌着石油”的布什父子先后登上美国总统宝座，作为地地道道的石油寡头的老布什，上任伊始就对富藏石油的伊拉克磨刀霍霍，1990年便借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之机而发动了海湾战争。时任民主党政策顾问特德·迪克毫不掩饰，“如果海湾盛产海鸟粪，我们决不会向那里调兵遣将。”[5]2003年，小布什子承父业，借口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悍然入侵伊拉克，还是为石油而战。

考察世界经济史，劳动生产之外获取财富（专业一点来说，变更财物所有权）的形式不外乎：一是赠予，无偿转让，这是最悠久、历时最长、曾经最主流的分配方式，今天在太平洋一些岛国、非洲内陆、环北冰洋爱斯基摩等部落，华人、犹太人等相关家族内部，国家或组织奖励有功人员等等，依然采取这种方式；二是交换，即当成商品买卖，因为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不同等原因，往往会出现不等价交换。例如，没有定价权的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买什么，什么就贵”，“稀土卖成粪土价”，采购铁矿石竟然“豆腐盘成猪肉价”；三是骗取、偷盗和劫掠等非常或非法手段。由于骗和偷往往只能是一时，骗偷不成，就会以强力或武力做后盾，有组织、大规模、明火执仗地抢劫，这就是战争。参观过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的人，无不为那里陈列的众多精妙绝伦的世界文物而啧啧赞叹，要知道，这些文物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战争抢夺而来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一直为他们占有这些珍贵文物而自豪，实际上是为他们作为强盗而自豪。

当劫掠财富成为战争首要目标之后，战争的内涵与外延就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变化之准则即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或最便捷的手段获得最大的收益。如此，美西方就会不断变换战争方式，便捷地掠夺他国财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由于科技领先，军事强大，企业一流，话语垄断，尤其是二战后采取新殖民主义战略与策略，过去通过侵略战争才能达到的目标，越来越多地通过“无硝烟战争”即可以实现，也就是在“硬实力”（经济、政治、军事等）基础上，频繁使用“软实力”（定价权、话语权、规则制定权等）与“巧实力”（贿赂、操控、暗杀等），即所谓“智能帝国主义”，成本低，杀伤力大，影响面广，持续时间长。简氏防务做过评测，一支航母战斗群的年运营费用在20亿美元左右，每天大概550万美元，这里还不包括武器弹药消耗；而发动一场“颜色革命”，仅从数千万到数亿美元，若用无人机加导弹发动“斩首行动”，更是廉价到百万美元计。

20世纪初，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组织形态发生重要变化，美国在工业托拉斯基础上，形成军工复合体——如福特公司，既生产民用汽车也生产战车；如波音公司，既生产民用飞机也生产战斗机——操纵国家政权，为大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战争是增加军费投入、消耗军火进而进行资本积累的最好方式。五角大楼引领的好战内阁，奉行动辄以战争相威胁的对外政策，就是军工复合体的政治要求。到21世纪初，于里根时代卷土重来的金融资本逐渐取得了近乎绝对的统治地位，军工复合体被金融资本所改造——如通用汽车的财务公司收入超过汽车销售收入——越来越牢靠地控制国家政权，金融资本与国家权力齐飞，华尔街共华盛顿一色，沆瀣一气，联手对外扩张，一个要钱（华尔街通过市场剪羊毛），一个要命（华盛顿使目标成为附庸），用国家力量，施压一个个主权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以便利金融资本国际扩张，用各种力量包括军事力量，直接或间接影响金融市场，以便在动荡的金融市场中投机获利。如此，平时和战时越发模糊，互为表里，高度一体，根本无法区分。

二、文明国家与道德底线

传统战争，与血和火的场景紧密相连，与痛苦和死亡的记忆紧密相连。但是，和平不是乞求而来的，和平是斗争而来的。历史经验显示，和平总是通过以武止戈、备战动员、谋划与建筑钢铁长城来保证，即有进攻就有防备，有侵略就有反侵略。然而，前苏联在庞大核武库完备、几百万精锐武装无损的情况下，轰然倒塌，忽然解体，数十万亿美元计的财富被劫掠。痛定思痛，还是输在“和平演变”这一“无硝烟战争”上。从汗牛充栋的资料中抽丝剥茧，“和平演变”溯源当至“莽汉”赫鲁晓夫的“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与“三无”（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6]。为了增进与美西方一厢情愿的合作，主动放弃斗争，而不是“以两手对两手”。然而，美西方这个对手很清醒，拉拢、收买、瓦解等“软刀子”一刻也没有消停，结果苏联的和平主义只是麻痹了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给对手以全面意识形态渗透的机会，从而为美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铺平道路。

相较于赫鲁晓夫，作为苏联改革的“施工队长”（总设计师应是雅科夫列夫）的戈尔巴乔夫的“两全”“三和”与“三无”思想更加突出，而且孜孜不倦地付诸实践，努力构建“全欧大厦”乃至全人类大厦。戈尔巴乔夫就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廉价吹捧（如奉送诺贝尔和平奖）中，飘飘然，晕晕然，而后令苏联死翘翘。冷战就是在北大西洋洋流与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消融的，而苏联也随着冷战的消融而被埋葬。冷战消融与苏联被埋葬，但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并没有消失或衰减，征服者集团因为清除了扩张的巨大障碍而变得更加强大，更加雄心勃勃。然而，在一些患上和平主义幼稚病的人士看来，“历史终结”了，时代不同了，全球化了，列宁论证的“帝国主义时代”变成了“和平发展时代”！难不成一度增长最快且一片祥和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其实，时代没有变，变的是我们的认知方式。没有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制约，美西方的强权、霸权更加嚣张。如果非要说有所改变，那只能说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换了一件马甲，即“新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

美苏冷战结束，两大集团对峙结束，世界迎来了“和平红利”。但是，美国的问题并不因此而减少，国内矛盾反而更加突出。战争，准确地讲侵略战争[7]是美国经济的发动机，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相反，美国人普遍享受的是“战争红利”而不是“和平红利”。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美国总统、政要想有所作为而名垂美国青史，想得到统治阶级（垄断资本）以及广大选民的支持，一个简单而直接的选择，就是发动战争。今天，美国出现了（相对地甚至绝对地）衰落，而且还在不断衰落，极可能沦为世界第二，甚或二流国家。美国要“重新伟大”，一个当然的选择就是战争，针对强劲挑战者或“第一劲敌”的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命题没有疑问，但是“战争必须是最后的手段”这一原则，在美国那里从来就没有得到贯彻。在美国，动辄对他国发动战争，战争是美国最便利的手段、最佳的手段、最先的手段。

读者很可能认为笔者的这种分析很是“另类”，且慢作出这样的武断。我们可以从国际战略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那里得到清晰的佐证。“冷战的结束使我们的国内问题更趋恶化了”，“漫长的和平时期往往是发展缓慢的时期”，“美国往往是在面对侵略或其他重大国际挑战时才处于最佳状态”，“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大多是战争时期的总统。我们生产力的急剧提高和具有伟大意义的发展也都发生在战争时期”，“如果美国想继续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那么，我们今天就需要去完成一项超越和平的使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斗争成了普遍规律；和谐只是个别例外”，“我们必须使和平成为通往更伟大目标的手段。”[8]

西方主流学者曾经援用进化论来证明，西方世界最文明，而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和印度只能是次文明，至于非洲的部落与美洲的印第安人则是野蛮人，根本算不上文明。但是，西方“文明”很独特，即一直歌颂战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9]“文明”的西方通常也并不会像“次文明”的东方那样，总是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这样说，正义取决于力量的分配；强大的一方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弱小的一方则只能接受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一切。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从这个摇篮里爬出来的西方人，其核心世界观、价值观一脉相承，从古希腊古罗马直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甚至迄今，对异族与他国实施抢劫与战争，并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而且往往还是被主流社会认可、赞赏的事情，海盗及其首领会被社会乃至国家视为英雄。这个史实很可能让那些崇拜西方、视西方文明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人们大跌眼镜。正是有了这个光荣传统，即便到21世纪的今天，美西方动辄对外发动战争，期间滥杀无辜，或实施包括刺杀领导人在内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颜色革命”，一点也没有什么道德障碍，根本没有也不会有什么负疚感。

东方人的思维是，和平是昂贵的，战争是廉价的。但是，在“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后，闪烁其词的美国克林顿政府就直接表明，战争是昂贵的，和平是廉价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令生灵涂炭，毁灭人伦，侵略战争一旦开启就没有道德可言。然而，视战争为家常便饭、最便捷的解决问题手段的美西方，可以编造任何借口以便发动各种战争，在战争中也是无所不用其极。近代以来，世界各类新型杀人武器，各类想不到的杀人武器，包括生化武器，近乎都是西方发明的且不断发扬光大，而且或明或暗一直在不断使用。被害者即便拿到“铁证”，加害者或傲慢地置之不理，或硬着头皮死不承认，实在无法抵赖时就说是个人行为，与美西方政府无关。

实际上，哪里有美国关注的利益，哪里就有可能成为战场，时时是战场，处处是战场。当作者发表《无视阴谋论是弱智者见识》（《环球时报》2010年10月18日第15版）一文后，一个自称“幼稚少年”的网友给拙文留言说：“美国是文明国家，而且很可能是当今世界最文明的国家，不可能干没有道德底线的事”。这里，如何理解“文明”是关键？拥有最先进科技就是文明？科技只是一类手段，用先进科技（无人机、刀片导弹、基因武器等）剥削人、压迫人、杀死人是“文明”？故意传播天花病毒杀死印第安人，总统剥印第安人皮做长筒靴是“文明”？为维护奴隶制而发动独立战争是“文明”？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导致数百万伊拉克平民死伤的行为叫“文明”？21世纪还不时宣扬“文明冲突”的种族主义叫“文明”？把颠覆他国政权、暗杀他国政要当成家常便饭的能叫“文明”？那些种种令普通人、正常人所不齿的彻底抛弃人类道德良知之底线的能叫“文明”？……当然，我们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即不能把美国人“一锅煮”，美国是分阶层分阶级的，不能把美国大多数人民等同美西方少数无道德、反人类的反动统治者混为一谈。

三、目标中国与整体战争

苏联解体，中国水落石出，美国便把“无硝烟战争”的主要矛头对准这个坐二望一、行将取代美国的国家。美国统治阶级希望“和平演变”中国，重复苏联昨天的故事。一次小型研讨会，与会者集中于“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影响”这一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有千秋。笔者认为，最大的意义在于，给了中国一面宝贵的镜子，中国可以苏联为鉴，经常拿来照一照，发觉中国哪些方面出现了偏差，好及时纠正。“宝鉴”一说，得到会议主持方及多位与会者的肯定与赞许。但是，综观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士讳疾忌医，他们以国情不同为由，不愿意以苏为鉴，认定中美合作是时代潮流，是主流。其中，“积极一点”的理解是，中美这一“新型大国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不伦不类却很流行的是“中美夫妻论”，有龃龉但是日子过得挺好，即所谓“每每总说不好过，年年过得还不错”。

中国反复向世界、更向美西方表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无意与西方为敌，与美国争雄。那么，美国对华是否就会手下留情呢？毕竟，咱们中国有么那多各界精英，放心大胆地买地置产将财富存放在美国，每年向美国输出数千亿美元价格比本国还要便宜的“中国制造”，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的外汇购买美国国债机构债……。这么多年来，美国要中国咋样，咱们基本上也会咋样，虽然有时有点忸怩作态，因为太直接、太直白了老百姓会不理解、不答应。凡此种种，美国于情于理应当放过中国一马？然而，美利坚不解“中美夫妻论”之风情，竟然连续几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中国就是头号、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总统发誓，美国绝对不当世界第二。不仅不是说说而已，而且竟然付诸行动。选前不被中国精英看好，执政后反复被嘲笑的美利坚“大统领”，特朗普，三通王八拳——贸易战，科技战，一剑封喉中国高科技“中兴公司”，在南海兴风作浪，还有更狠毒的，支持“台独”与“疆独”，支持“废青”“反中乱港”，后面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绝活”——把我们相关方面打得晕头转向，再也没有了当初那般摩拳擦掌、誓言要“打一个史诗级贸易战”的信心了。因为，美国真阴真狠，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橙剂，在攻击南联盟的侵略战争中使用贫铀弹，向乌克兰游行示威民众和维持秩序的警察两边开枪以拉升对立情绪，攻击委内瑞拉水电站导致大停电以激发对政府的民愤，以刀片导弹（瞬间剁成肉泥）刺杀伊朗政要……，什么招都会使，都敢使！

当然，中国不是中东的伊拉克、拉美的委内瑞拉，也不同于古巴、朝鲜、甚至是俄罗斯，中国是一个国力不断增长、人民足智多谋的大国，因此对付中国这个“大肥猫”，还是要下一番苦功夫，但是基本套路应当是，低成本、大杀伤（影响）、不对称之整体战法。金融与科技（尤其是生物科技）方面，美国有着明显乃至绝对优势。对华竞争与整体战争中，美国不会无视或放弃这一明显的领先优势。对付中国应当像对付前苏联类似，美国既要钱又要命，华尔街要钱，华盛顿要命，肯定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应有尽有的整体战。一些中国人一贯地念叨“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静下心来细致地想一想，和平是“求”来的？怎么可能？

拉伸一下历史的镜头，可能看得更全面一些。太平洋战争盟军取得胜利，美国占领日本，悄无声息地接管了日本细菌战部队及其全部研究力量，进而发展、壮大自己的生物战研究。朝鲜战争，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在中国志愿军的凌厉反攻下节节败退，损兵折将，在此背景下，美国悍然实施了细菌战。有关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发动生物攻击的史实一直被美国否认，也被中国的友美人士所怀疑，这里仅从中国出版的权威资料《毛泽东年普》中摘取数段，看看其究竟：

1952年2月19日，（毛泽东）阅聂荣臻关于敌人在朝鲜战场大面积空投苍蝇、跳蚤、蜘蛛的报告，报告说，估计美军在搞细菌战，如此，防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10]1952年2月21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指出：“敌人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撒放毒虫病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三百四十万人份的防疫苗，五千磅的杀虫粉剂及其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除此，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反对。”[11]1952年3月5日，（毛泽东）审阅聂荣臻、粟裕关于美机到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的报告。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主任周恩来，副主任郭沫若、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贺诚。[12]1952年3月1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美帝国主义飞机除在北朝鲜散布细菌外，最近又好几次利用复杂气候条件或夜晚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散布细菌。[13]1952年5月14日，（毛泽东）阅周恩来、贺诚关于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四月间，敌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华东及华南地区继续撒布毒虫毒物。据此，继续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14]1952年6月23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开始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于八月完成调查，九月十七日发表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军队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15]1953年9月1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目前拘留中的细菌战俘经审问属实者共二十五名。为在俘虏问题上取得主动起见，经再三研究，已决定将他们全部在九月五日遣返。但因美帝进行细菌战事属众所周知，我们并曾发表美俘供词加以证明，目前对此事应有一个交代。[16]1953年11月8日，就准备公布美军十九名细菌战战俘的供词，（毛泽东）致电金日成：“美国最近在联合国大会就细菌战问题重起风波，诬我以酷刑逼细菌战俘造假供状。我们拟将美细菌战俘十九人供词公布，并在公布之前，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名义发表关于这十九份供词的公报。”[17]

出于复杂斗争的需要，中国没有及时全面公布美国对中朝实施细菌战给中朝造成的重大伤亡和损失。但是，中国还是有力还击了美国无道德底线的反人类行径，有效制止了美国的在生物战上肆意妄为。这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总结，以应对美国未来再次（肯定会）出离道德底线的行为。中国古训，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偏偏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近几十年来，我们似乎有了越来越多的反思，汲取古人、前人、世人、他人还有自己的教训，然而，最大的教训就是不吸取教训。美国统治者没有道德底线，好话说尽（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坏事做绝，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很多关键岗位上的人士，就是不相信，就是存有各种各样的幻想，很是无奈！究其缘由，有很复杂的原因，中性一点的表述：和平麻痹！

四、和平麻痹与有备无患

中国俗话，祖宗遗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心防，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防线。所谓心防，就是天下并不太平，提高警惕，加强戒备，注意任何一个来犯之敌，注重任何一个安全漏洞或薄弱环节。

维护安全和防控风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有效地防控风险首先要准确及时地识别感知风险。没有意识到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准确及时地识别感知风险，需要相应的知识和正确的思想方法。那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18]“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19]

近代以来，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结合，相辅相成，对于完整、严密、科学的思想之形成至关重要，三者不可偏执，缺一不可。倘若有偏有缺，作为整体的人的知识思想体系之发育成长就不正常，国家就不能科学决策。很可能是中国人爱走极端，所以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谆谆告诫，要守正持中，执两端而用其中，过犹不及。“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20]“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21]但是，近几十年来，很可能是由于矫枉过正，我们近乎完全抛弃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思维，以善良的主观愿望代替了冷酷的客观存在。有鉴于此，我们的思考能力、思维方法实际上存在严重缺陷，一心一意谋发展，闷声不响发大财，发展始终是第一要素，但是忽视安全是头等大事，忽视了安全与发展的科学统筹。

敌对势力很可能正是准确捕捉了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往事不堪回首进而彻底否定）和思维方式（回避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成功跨越中国人的心理防线。这就是不遗余力地向中国人灌输和平主义，天下一家，世界是平的，全球化，地球村。和平主义原本是建立在这样的信仰之上，即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人民拥有以正义与和平方式解决他们之间分歧的意愿和能力。古今中外的事实一再表明，和平主义只是理想主义，它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不能有效地保护国家和人民，只能麻痹自己，像前苏联一样，在“温水煮青蛙”中葬送自己。

新中国诞生前后，毛泽东主席一再告诫全党，不要因为中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淡化了思想上的敌情观念，就滋生出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中印边界出现摩擦后，老人家提醒国人，“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22]。中苏珍宝岛发生冲突后，老人家提议中共中央向边疆各省区军民专门发出一道命令：为粉碎美国、苏联方面的武装挑衅，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23]

在那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民主国家”。西方似乎很是自卑于它们的可伶而不靠谱的民主政治，所以自豪的是它们的“自由经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而后又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24]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因为希特勒就是西方民主选出来的。试想，如果纳粹德国率先拥有原子弹，那么肯定会“到处摔”。“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25]当然，“疯子”不只是个人，很可能是一个阶级、一个集团，善良的中国人民与正义的世界人民要防止反动阶级与集团在灭亡前疯狂。

有鉴于此，“没有准备不行，敌人打来了怎么办？要有备无患；即使仗打不起来，也要搞个保险系数；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26]“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27]必须以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28]。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业已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大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厉害了，我的国”传遍大江南北。很多人很自豪地认为，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正向“强起来”迈进。几十年来，我们努力解决了“落后挨打问题”，“贫穷挨饿问题”，如今正在致力于解决“失语挨骂问题”。实际上，当今中国不仅存在“失语挨骂问题”，依然存在“贫穷挨饿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切实解决，即饭碗没有端在自己的手上，碗里没有装上中国自主生产或有效控制的粮食，而且粮食（如转基因种子）本身是否安全也不得而知；更有甚者，还依然存在“落后挨打问题”，因为一些关键科技不如人，一些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即便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这些“中国人”是否忠实可靠？生物武器到底是怎么回事？生物战我们有没有防备？等等，不得而知。

我们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本质上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只是这个时代的偶然，是世界人民与正义力量前期进行斗争而来之不易的产物，并不是当然和必然。“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只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的时候，才会消灭战争，进入“人类的永久和平时代”[29]。唯有到此，我们才能说“世界是平的”。

但是，帝国主义存在一日，以各种传统或非传统形式表现的战争就不会停止，更不可能消失。“和平与发展”需要呵护，需要世界人民与正义力量不懈斗争——发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才能维持。任何事物总有两面，即便是“和平与发展”时期，不仅要看到并争取“合作”的一面，也要看到并掌握“斗争”的另一面。“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30]我们要争取和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31]。认为美西方放弃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世界据此有了当然的和平，甚至认为中美可以共管共治世界，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周边环境恶劣，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态势。“战争不准备不行，有备无患。大小三线搞起来就好了”，“现在搞大三线、小三线，我看比较主动”[32]。为应对侵略战争的发生，中国一方面大抓核武器、尖端技术武器的试验；一方面高度重视国防战略储备和战略后方建设。毛泽东反复强调，战争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要准备打仗，向敌对势力展现我们准备打仗的决心和人民战争的威力，使敌人望而生畏，从而放弃侵略战争的企图。“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33]。而且“准备没有坏处，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34]“有硝烟战争”如此，“无硝烟战争”更是这样：有备无患。

在这个信奉丛林法则的世界，中国不能听信自由主义的鼓噪，把人民生命安危、民族存亡、国家兴衰寄托在对手的“文明”与“道德”底线上，寄托在对手的善良与自我约束上；应当切实放在国家间力量平衡上，放在调动最广大人民的伟大力量上。在由“大”向“强”的新时代，中国不仅积极准备打赢保家卫国的“有硝烟战争”，而且更要准备打赢金融战、网络战、舆论战、生物战等各种形式的“无硝烟战争”；不仅要有效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粮荒、油荒、盐荒等生活必须以及战略必备的物资短缺，更要切实应对民众因为各种不确定性而招致的心理恐慌；不仅要切实维护好传统安全，还要维护、更要塑造非传统安全；不仅要能战，还要敢战，要有坚强的战斗意志与决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敌人打了第一枪，“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中国人民的态度只能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35]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8页。

[2]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讲话（2013年4月7日）。

[3]《孟子·滕文公下》。

[4]魏源《默觚下·治篇二》。

[5]《视线伊拉克：第一桶油》，CCTV.com-新闻频道-世界周刊2003年6月23日，http://www.cctv.com/program/sjzk/20030623/100833.shtml.

[6]1961年10月，苏共中央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炮制出一个《苏共纲领草案》，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纲领。

[7]近代以来，除了极少数“亡命之徒”外，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胆敢对美国直接发动战争，美国建国240多年打了240多场战争，几乎都是侵略战争。

[8]【美】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9]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499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00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15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18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56页。

[1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68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56-157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92页。

[18]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1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

[20]《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7页。

[21]《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1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2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25]毛泽东《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17页。

[2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347页。

[2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2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30]《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327页。

[33]《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7页。

[34]参见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江涌，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