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1930-)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乐观地认为，日本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30多年过去了，日本不仅没有赶超美国，反而在资产泡沫破灭后与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如今，一些国际国内好事者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得出结论，中国经济总量GDP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据此，有关“中国第一”、“中国时刻”的呼声越来越高，“2015：中国元年”、“21C：中国世纪”不时充斥各类媒体。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知。
“美元陷阱”首先是GDP陷阱，经济增长陷阱，应告别出口导向，实现自主增长。从1985年起，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建立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采用GDP对国民经济运行结果进行核算。然而，GDP是在中国国境内的所有生产总值，既包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也涵盖外国人（资本）在华创造的生产总值。实际上，美元资金流入中国境内越多，中国的GDP规模越大；美元资金流入越多，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越多，在过剩流动性催生下，房地产价格越高，GDP规模也就越大。因此，经济全球化下用GDP统计经济规模的水分太多，而所谓“美元陷阱”首先就是GDP陷阱。
经济发展史一再揭示，GDP增加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不等于社会发展与国家强大，经济规模与国家综合国力并非就有必然的关系。清朝道光元年（1821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超过30%，但是20年后，即被所谓蕞尔小邦英吉利打败。1894年不断衰败的中国经济规模依然大于日本，但是甲午战争还是以惨败告终。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尤其是用GDP计量的经济规模无法作为国力强盛的标准。实践表明，中国更需要筋骨强健，而不是简单的脂肪堆积。鲁迅先生曾说：“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因此，必须消除唯GDP主义，克服唯经济增长思维，尤其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以出口促增长”的僵化思维。对外开放（过去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有着极其重要的、革命性的历史意义，是中国经济体量迅速膨大的一条捷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以廉价劳动、廉价货币、廉价环境实现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策略之弊端日益明显，由此出现经济泡沫化、产业固化、人口老化、环境恶化、两极分化、发展依附化等“美元陷阱”症候群。所以，适时、科学、合理总结过去30多年的对外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告别外向型经济增长、以优惠政策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增长，从而实现自主增长、东西部平衡增长非常必要。
有效应对与防范石油危机与粮食危机。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石油是美元的重要支撑，在美国对石油的影响力不断削弱之际，粮食正在成为美元的重要支撑。今天，“石油美元”与“粮食美元”显然已是美元霸权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多年来，美国借助多种手段不断制造石油危机从而让世界增加对美元的需求与依赖；近年来，美国正在不断（周期性）地制造并借助粮食危机，以强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西方国家开启与深化工业化时，作为“工业的血液”的石油异常廉价，至多只有2-3美元/桶，然而等到中国积极推进工业化时，国际油价飙升到每桶百元左右，2008年7月达到每桶147美元的高点。由于中国缺乏定价权，为此每年多付出千亿美元。而且国际油价在美国次贷危机、“阿拉伯之春”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多种因素作用的情势下，暴涨暴跌，每桶从100多美元直落40美元，油价“过山车”冲击着中国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石油危机对越来越倚重石油（1993年以来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从0上升到近60%）的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
有鉴于此，中国必须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降低对美国控制的马六甲等关键运输通道控制的倚重，破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对石油价格的操纵，利用地缘政治优势，通过精心规划与细致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如中巴经济走廊），增进与产油国双边或地区合作，努力使石油与美元脱钩，如此对美元有着釜底抽薪的功效。
201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7亿吨，实现“十一连增”。但是，受耕地、水利、技术等越来越紧的约束，中国的粮食产量、粮食供给与粮食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中国基本粮食自给率将逐渐降低（目前约为97%，若算上大豆则低于90%）。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权威专家认为“基本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随着大豆以及食用油被外资垄断，中国粮食防线的豁口会越来越大，粮食安全的基础有可能被严重侵蚀直至崩塌，难免受到国际垄断资本（主要是美资主导的ABCD四大粮商）的讹诈，如此中国在被套上“石油美元”这个手铐的同时，又将加上“粮食美元”这个脚镣。
有鉴于此，中国必须降低对国际粮食市场（四大粮商）的依赖，通过大规模国土整治，增加粮食的生产与供给，切实保障粮食基本自给，如此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开自己的赌场，自己做庄家，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下，在“马歇尔计划”培植下，西欧同样落入了“美元陷阱”，最为突出的便是欧洲的通货膨胀，1960-1969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者价格的年平均上涨率为3%，美国为2%，法国、英国与西德分别为3.9%、3.7%与2.6%；1970-1981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者价格的年平均上涨率为9.2%，美国为8.1%，而法国、英国与西德分别为10.0%、13.5%与8.6%，西欧明显高于美国。 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1盎司黄金兑35美元，但是到1972年8月上升到38美元，1973年5月上升到42.22美元，1980年1月则飙升到850美元。黄金大幅度升值对应的是美元急剧贬值，如此令积累大量美元的法国等欧洲国家损失惨重，叫苦不迭。
如果把美元看成赌场的筹码，对美国这个庄家来说，这是一场稳赢不输的游戏，因为它可以无限量地发行筹码跟你赌下去，就算你在赌桌上赢了，也只能拿走一堆没用的筹码。至于这些亚洲国家则像进了赌场的赌客，哪有可能赢庄家。也因此现在美国唯一需要担心的不是这些赌客，而是另一个庄家或另一个赌场存在。 欧洲国家的金融业发展远远早于美国，欧洲人深知在他人赌场里博弈永远赢不了庄家，而且极有可能被庄家坑蒙。欧洲国家正是在在20世纪70年代吃了美国大亏之后，方才有了新觉悟，决意另辟园地，开自己赌场，于是诞生了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欧元目前的占比不到30%，相较于美元60%逊色不少，但是有了这近30%空间，欧洲不仅可以自保，而且还可以赚其他赌客的钱，也就是分走美国一杯羹。
因此，中国要脱离“美元陷阱”，不是亦步亦趋紧跟日本，而是要学习效仿欧洲，建立自己的“赌场”，使人民币国际化，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依照货币理论与国际经验，独立的货币主权是货币国际化的基本前提，国债是一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但是，中国在1994年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该规定虽然有效防止政府因为超发货币而引发通货膨胀，但是也阻断了财政部通过向央行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途径，在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大量贸易顺差、热钱流入和国内企业海外上市拿回外币等诸多因素作用下，《人民银行法》事实上开启了中国通过外汇占款实现基础货币发行的机制。很显然，现今的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在美元储备之上，实质依然只是美元化，抑或只是美元兑换券而已。如此，人民币越是国际化，在“美元陷阱”中陷得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