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的神话》

文/江涌、高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促使战争期间积累的技术转化民用，压抑的消费释放，市场创新活力倍增，由此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增长，极大丰富了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在信息通讯技术的助推下，作为经济增长血脉的金融，在为经济增长增添动力的同时，也逐渐异化为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主导力量。对于金融与金融市场，西方经济学好评如潮，如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晴雨表等等。但是，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不以为然：“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按照定义，市场总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 无数历史和事实表明，倘若缺乏有效监管，现代金融市场（主要指不同于欧洲大陆的英美金融）往往不按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常理出牌，总是出人意料，越来越游离于实体经济运行，自成逻辑，自我强化，由此严重损害投资者、消费者乃至普通民众的利益，成为少数人牟取暴利的工具，成为个别国家维护强权的工具。

　　一、现代金融远离科学而趋近艺术

　　市场由一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组成，一般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而生产要素市场则包括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对于两类市场中的大多数子市场而言，在满足诸多假设条件的情况下，理论上都会接近于一般均衡。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所有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能够达到供求平衡、钱货两讫的所谓出清状态，这就是一般均衡理论。但是，现代金融市场总是例外，追涨杀跌成为常态，即在金融产品价格高涨时，投机者纷纷跟风涌入，将价格推得更高；而当价格持续下跌之时，投机者往往会夺门而逃，价格一落千丈。“要不使货币在一般均衡理论中成为多余的东西，货币和货币资本流动就要参与价格决定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这就要否定货币中性；而要坚持货币中性，货币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就一定是多余的。” 在金融市场很难找到一般均衡甚或根本就不存在一般均衡。

　　金融产品是金融市场中被交易的对象，包括货币、外汇、黄金、股票、债券等等。现实中的金融产品市场越来越区隔于一般商品市场，而更接近于艺术品市场。艺术品市场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分：一级市场是中间商直接从艺术家手中获得艺术品，再通过博览会、画廊展示等途径售出；而二级市场则是通过拍卖行等形式将曾经交易的艺术品二次拍卖售出。与艺术品市场类似，金融市场也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分：一级市场由筹集资金的公司或政府将其新发行的金融产品销售给最初购买者；二级市场则是使已发行售出的金融产品得以继续交易流通。

　　金融产品市场更接近于艺术品市场，而金融产品也更趋向于艺术品。金融二级市场在整个金融市场中越来越占据主体与主导地位，因此金融市场的属性也就越来越由金融二级市场的属性决定。人们买卖金融产品更多的不是一般投资而是投机，即为卖而买，赚取差价。更有甚者，如金融大鳄，厌恶市场稳定犹如细菌厌恶真空一般，他们长年累月，利用其资金、信息等综合优势，翻云覆雨，操纵市场，人为烘托直至制造行情，从中获取做多或做空收益。今日之金融市场，博傻游戏（寻找或培养一个傻瓜蛋，把他发展成为下线，将伪劣的金融产品兜售给他）充斥，稳定成为例外，动荡成为常态。现代金融，早就远离科学，趋近艺术，成为一门博傻艺术、投机艺术、操纵艺术、欺诈艺术、掠夺艺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产品更趋向于艺术品，是现代艺术品之奇葩。

　　在现代金融的一级市场中，价值规律似乎仍有用武之地，市场虽非一贯但多半可以得到出清，实现大致均衡，有一定规律可寻；但是在二级市场中，由于追涨杀跌、倒买倒卖、欺诈操纵等原因，通常无法实现一般均衡，金融产品价格如过山车一般，忽高忽低，大起大落，呈现出“随机行走”的运动状态。正是由于远离均衡、随机行走，现代金融在名义上促进经济增长，而实质上已成为实现特定经济（牟取暴利）、政治（实现控制）的工具。

　　二、现代金融市场错误百出

　　现代金融市场不同于传统金融市场。在传统金融市场中，只存在接受存款、发放贷款、汇款结算等最基本的实用功能，这些功能直接从商品交易的货币需求派生而来。现代金融市场则是一个高度异化市场，一个被高度操纵的市场，凡是与其有关的一切，都或多或少充斥着资本主义对金钱名利的贪婪与对权力控制的追求。

　　（一）操纵的货币外汇市场

　　货币市场作为期限一年以下的金融短期市场，受利率（即资金的价格）影响最大。利率是金融市场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价格。国际利率的高低直接关联着全球金融的脉搏。多年来，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基准利率之一，关联着百万亿美元的利率衍生品交易，影响着各国央行对国际金融走势的判断。按理说，多年来投资者也想当然认为，LIBOR应当由金融市场公平议价形成。但是，LIBOR操纵案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正常思维。“2012年，以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对于瑞银集团（UBS）、巴克莱银行（Barclay）分别开出亿元英镑的罚款为标志，对2006-2011年间参与LIBOR报价涉嫌违法的调查与处罚逐步扩展至全球各大顶尖银行”。 

　　各国货币由于相互兑换的需要形成了外汇市场，汇率价格成为决定各国货币升值贬值，进而判断相关计价商品与服务竞争力的重要依据。多年来，美国不断挥舞“汇率操纵国”的大棒，动辄指责他国高估或低估汇率以谋取不当竞争优势，获取不当收益，并扬言施以颜色，即进行经济政治干涉或报复。然而，实际上美国是典型的贼喊捉贼，因为多年来美联储一直扮演着全球最大“汇率操纵者”的角色。自2008年以来，美联储开始实施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数万亿美元像潮水一般涌向全球，美元贬值，他国货币升值，大宗资产价格暴涨。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美国“靠人为压低汇率来刺激出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严重扰乱国际汇率市场”。 

　　（二）嗜血的股票债券市场

　　1602年，荷兰人在阿姆斯特河大桥上进行荷属东印度公司股票买卖，股票市场由此成为一类新的金融舞台，此后这个舞台便不断上演着各种光怪陆离的金融悲喜剧，引来一波又一波的投资者为之癫狂。“南海泡沫”便是股票市场曾经上演的一幕著名的悲喜剧。拥有英国政府背景的南海公司成立于1711年，在垄断地位以及监管放开的前提下，南海公司的股票在一年间从一百多英镑飙升至一千多英镑。1720年6月，英国国会通过《取缔投机行为和诈骗团体法》（即“泡沫法案”，Bubble Act），南海公司的股价在几个月内又跌回了一百多英镑。2015年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演的“夏日风暴”令人印象更为深刻，“2015年6月15日至7月8日的股灾，上证综指跌幅达32%，创业板指跌幅达42%，深沪两市市值蒸发25万亿元” 。股票市场的大幅震荡破碎了无数企图一夜暴富者的美梦，众多中小投资者的血汗钱灰飞烟灭。股价大跳水，高杠杆投机者忙跳楼，一时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

　　相对股票市场而言，传统债券市场较为稳定。但是，在现代金融市场各种特质的催生下，今日之债券市场所蕴藏的破坏力越来越大。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直接引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引发的一波接一波的大大小小的金融海啸，导致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全球社会矛盾尖锐化，发达国家政党政治僵化与极化，大国博弈炽热化。在2013年美国底特律宣布破产之前，“加利福利亚州包括斯托克顿市、圣伯纳迪诺市和猛犸湖市在内的多个城市申请破产保护” 。由于缺乏足够的透明度以及有效的监管机制，中国地方债务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倘若应对不当，未来很有可能冲击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国家审计署审计结果表明，“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56亿元”。 

　　（三）要命的石油粮食市场

　　经济金融化下的大宗商品也被成功地改造成为金融商品，其价格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做多与做空的投机中，起伏跌宕，石油市场不仅如此，而且更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驱动油价持续暴涨，1983—2003年年初，20年油价一直徘徊在30美元之下；2003—2008年，再次步入一个全新的快速上升通道。” 从2014年年中开始，石油价格开始从一百美元左右直线下跌，截至2015年年中一度又逼近30美元/桶。石油价格的大起大落与欧佩克的寡头、各大石油巨头尤其是华尔街金融大鳄对油价操纵影响密切相关。“欧盟反垄断机构对两个欧盟成员国的石油公司及另一个国家石油公司的办公室进行了突击检查，这些公司涉嫌操纵石油与生物燃料价格。” 

　　此外，全球粮食价格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操纵。当今世界主要可贸易的粮食生产（耕地、种子、化肥、农药等）越来越集中于美国资本手中，ABCD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同时“还与控制定价权的金融力量暗中勾结，甚至直接成立具有影响力的基金公司，联手参与金融交易”。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有句名言：“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能源，就控制了国家；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世界”。粮食与石油连接（生物柴油），粮食石油金融化，粮食、石油与美元“三位一体”，使得美国更准确地说华尔街对国际粮价的操纵力越来越大。那些轻言美国霸权衰落的人应当正视“三位一体”对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的力量结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恐怖而被掩饰的信息地产衍生品市场

　　金融信息市场为金融市场进行实时、准确、安全交易提供信息中介。会计师事务所与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信息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多年来，金融信息市场主要为欧美尤其是美国所控制，四大会计师事务是英国的普华永道(PwC)、美国的德勤(DTT)、荷兰的毕马威(KPMG)、英国的安永(EY)，三大评级机构分别是来自美国的标准普尔（S&P)、穆迪(Moody's)以及英美的惠誉国际(Fitch Ratings)，七大公司占据大部分金融信息市场份额，代表着当前金融信息市场的权威，垄断着相关资产定价权与金融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不仅为这些公司利益、华尔街利益服务，还为美国霸权、西方主导权服务。所谓的市场竞争、市场机制调节更多的只是一种烟幕与掩饰而已。

　　房价不断升高、房地产市场泡沫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在现代金融中，房地产早就与金融、保险同为一丘之貉了——“FIRE经济”（Finance金融、Insurance保险和RealEstate不动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房地产早就成为“火烧经济”（虚拟经济）的一部分。多年来，在城市（镇）化的旗帜下，房地产一路高歌猛进，成为吸取实体经济发展资源的魔窟，成为国民经济虚热实冷的元凶，成为金融风险积累的温床。日本房地产泡沫于20世纪90年代初破灭，成为连续两个“失去十年”的肇始；美国房地产泡沫直接诱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美国衰落的节点以及国际动荡的滥觞；中国的房地产悬河早已生成，何时溃坝决堤，何时泡沫破灭，监管者文过饰非，投资者战战兢兢。

　　与金融市场紧密关联的还有由货币、股票、债券以及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国际金融资本进行金融衍生品赌博时，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催生着全球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胀到680 万亿美元的巨大规模，甚至超过了全球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十几倍。” 金融衍生品市场一方面将传统金融市场规模几十倍上百倍地放大，另一方面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子市场相互关联，这几百万亿美元令人恐怖的衍生品市场，犹如随时可能引爆的重磅金融核武器。令人记忆犹新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以美国次级贷款市场的崩溃为导火索。

　　三、金融市场异化为财富不公平再分配工具

　　(一)金融成为华尔街劫掠财富工具

　　华尔街诞生于17世纪，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长约数百米，宽仅数十米，聚集了世界上最高端、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金融财团和金融大鳄。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纽约期货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NASDAQ）等影响世界经济的金融类交易所，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波士顿、第一花旗银行等全球特大型金融财团，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摩根大通等在全球资本市场攻城掠地的投行总部，德勤会计事务所、标准普尔评级、惠誉评级、穆迪评级等金融关联集团总部，云集于此，共同编织了劫掠全球财富的罗网，成就了美国迄今无人比拟、更难以撼动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

　　这些金融集团以及操纵金融市场的金融大鳄，通过各种金融产品以及跨国游说，诱导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不断向世界（实质就是向磨刀霍霍的美国华尔街）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由于金融集团占据经济制高点，全球各行业各阶层各领域的财富以货币形式被源源不断输送至此。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最富有人群中，“有18%是金融家，接下来是法律(7%)、医药(6%)和不动产(4%)” 。在金融市场中，按生产要素中的资本分配已经完全超过了传统经济中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地位，谁占有金融财富，谁就拥有经济和政治话语权，谁就能攫取更多的金融财富。华尔街机构不仅从日常的开门营业中赚取经营性收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私下精心布局，分工合作，伺机对相关国家与地区展开金融袭击，获取巨额收益。

　　(二)金融成为强权国家博弈乃至战争的工具

　　如果说导弹大炮枪支构成传统意义上的“热战”，文化政治对抗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冷战”，那么金融博弈讹诈则构成和平时代现代战争的重要形式，是谓“金融战”、“钱战”。“钱战”既不像“热战”——会造成人员大规模伤亡，对一国建筑设施造成摧毁性破坏；也不像“冷战”——人为造成高度压抑紧张的政治氛围，结果对“交战”双方发展都不利；“钱战”在和平发展环境中应运而生，能够迅速抓住对方的经济薄弱环节实施定向打击，结果往往是以和平方式控制他国金融经济、获取巨额收益，取得比“热战”和“冷战”更好的经济政治目的。“2009年3月17、18日，美国举行了全球首次金融战争演习。” 有鉴于此，一向遵循自由经济思路的中国金融高层也撰文指出，要“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监管措施，建立金融处罚限制制度，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境外对我实施金融攻击或制裁” 。

　　国家间金融战往往以隐蔽形式展开，控制与反控制、制裁与反制裁在无形中发生。一类是事先以冠冕堂皇的经济学术理由来推动他国金融改革，事后很久才渐渐凸显主战方目的。例如，1985年，为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美国联合英德法向日本施压，让日本接受了《广场协议》，日元持续升值，促成经济泡沫，1988年美欧联手又向日本施加了《巴塞尔协议》，戳破泡沫，导致“失去的十年”；另一类是通过金融集团或金融大鳄，对目标方的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予以定向打击，获得金融集团利益以及本国利益的双赢，如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一类金融战，表面上只是市场行为，实质是金融资本与国家权力的交织、狼狈为奸的结果，金融袭击达到了华尔街取利、华盛顿取势的双重目的。

　　(三)金融成为稀释民众财富工具

　　金融的本意在于资金融通，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大众。但是，随着（金）本位制货币的终结，货币发行量失去了故有的约束，信用货币盛行，如此金融渐渐成为货币当局用以稀释进而劫掠民众财富的工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奢侈消费，在国统区滥发钞票，造成了恶性通胀。“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法币的发行量为5569亿元，1946年12月为37261亿元，1947年12月为331885亿元，到1948年8月法币崩溃时已高达6636944亿元。短短三年时间，法币的发行量即增加了1190余倍。” 100元法币，1936年可以买到一头牛，1947年买不到半包火柴。人们上街购买商品时都带着惊人的成捆钞票，国民政权奄奄一息时，先发行的法币以及后来代之的金圆券就如同废纸一般被随意丢弃。

　　另外，纸币发行中可以收取隐性铸币税，发得越多，政府所获取的铸币税就越多。“在铸币流通条件下，铸币收入或铸币税，是指铸币面值与铸币成本的差额”，“如果是政府直接发行纸币，作为一种特殊税，其金额显然等于纸币发行额；精确一点说等于发行额减去印钞成本”。 美国曾经吹嘘，由于高超的防伪技术，生产1美元，成本高达63美分，但是美国没有说明的是，生产100美元与生产1美元的成本没什么差别，而且当今美元发行（如几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主要是电子符号，成本为零。美国依靠美元世界货币地位，向全球收取铸币税。据统计测算，“2001－2010年，美国凭借着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平均每年获得约6000多亿美元的国际铸币税收益”。 更为重要的是，“美联储-华尔街”维系“美元国际环流”，输出的是没有内在价值、零成本、可以无限供给的美元与金融产品，以之在世界各地“投资”换取他国稀缺的股权，而后输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商品与服务。几十年来，美国就是这样空手套白狼，过着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

　　四、中国金融发展需要新思路

　　多年来，在以麦金农与肖等人的金融深化理论（金融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中国实际上以英美金融模式为范本，开启以自由化为主要导向的金融改革。尽管这一改革思路引发诸多问题并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受到多方质疑与诟病，但是似乎没有影响相关改革推手们的决心。2015年的“夏日风暴”后，在新一轮金融反腐的冲击下，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思路有了微调迹象，中国金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有了新契机。

　　(一)加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机制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投票决定将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新SDR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将成为其第五种货币，权重为10.92%。一时间，舆论鼎沸，称人民币加入SDR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再次迈出实质性步伐，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实，人民币加入SDR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而且背后的金融风险很可能远高于表面的收益。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让人民币加入SDR，实际上就是鼓励、倒逼中国走上以资本项目开放为核心的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的道路，这是一条荆棘丛生、陷阱连环的险路与邪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以乌克兰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都因为走上这条道路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的乐园，成为向西方输送财富的奶牛，从而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金融市场虽然体系完备，实力强大，但是缺陷与错误也与生俱来，而且日渐明显，金融风险不断积聚，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在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金融产品衍生化的态势下，在周期性危机之外，还出现结构性与系统性危机。美式资本主义由昔日的世界资本主义灯塔，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进而甚至成为国际动荡的滥觞。因此，美国模式绝非是顶礼膜拜的对象，我们应当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及金融实际，走出一条监管有界、开放有度、市场有效的金融发展之路。

　　(二) 积极开展与欧洲大陆的金融合作

　　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美国金融模式相比，欧洲大陆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发展模式相对保守，但是也稳健得多。即便是资本市场，欧洲大陆的股票与债券价格的波动幅度，也比美国市场要缓和得多，金融衍生品规模要小得多。多年来，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欧洲大陆对美国的金融发展模式更是诟病有加，对美国的评级公司、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防范更严。由于奉行分业监管模式，欧洲大陆对金融行业的混业经营比较谨慎。总体而言，除在南欧少数国家发生债务危机以外，欧洲大陆金融并未发生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中国金融发展可以借鉴欧洲大陆金融的发展模式与理念，增进与相关欧洲国家的金融合作，包括积极有效应对美国金融霸权，防止华尔街势力在全球金融市场一方独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最庞大的最有消费潜能的金融客户群体，有能力将金融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 充分汲取中国传统金融精华

　　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几千年，曾经蕴育出自己金融发展模式，古代纸币与近代票号就是中国金融模式的代表。1821年开办的日升昌将中国金融模式推向了发展高峰。在信息通讯不发达的时代，票号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信任，开设分号，降低交易成本，繁荣社会经济，是因为票号存在义利并重、笃守诚信、讲究规范、权责明确、制度严格等优良特点。当代信息通讯技术突飞猛进，经济环境与古代近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技如何进步，中国历史上传统金融老字号遗留诸多经营理念与方式，当代中国人在建设现代金融业时，应当合理吸收并发扬光大，既要坚持诚信为本、信用至上的价值理念，也要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管理理念，还要坚持控制风险、分业经营的经营理念。

　　(四)适当吸取伊斯兰金融的优点

　　伊斯兰金融是伊斯兰经济体制与现代金融体制相结合的产物。现代伊斯兰金融以禁止利息、拒绝投机与买空卖空、提倡利润共享风险共担等特点而著称。 目前，全球16亿穆斯林信徒中，约有4000万人是伊斯兰金融业的客户，预计2015年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总量将会超过4万亿美元。 2009年，中国曾经批准宁夏银行作为首家试点机构运营伊斯兰金融业务。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沿途将会与更多伊斯兰国家进行深入交流合作，伊斯兰金融业会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中国应当积极学习吸收伊斯兰金融中拒绝投机、禁止买空卖空、金融交易以实体资产为基础等适合中国借鉴的金融理念，加大对伊斯兰金融研究及实务人才的培养力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使中国金融模式与伊斯兰金融模式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