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国家以先进国家为标杆、模仿追赶先进国家历来为国际社会发展之常态。然而，西方先进国家为保持先进、防范后劲国家追赶，为后进国家编制了一套与自己实现先进的发展经验相反的“好政策”、“好制度”。例如，在保护中成长——用关税等系列保护政策来培植幼稚产业借以促进本国工业化——是英美等国一再证明的成功经验，亦即提升生产力的自主发展模式，但是英美反其道而说之，即将自由贸易与基于“比较优势原则”上的国际分工写进教科书，当作“好政策”、“好制度”兜售给后进国家，而且刻意塑造个别“成功典范”（即所谓模范生，如拉美的阿根廷，东南亚的泰国，东欧的波兰等）来引导相关后进国家，走教科书中宣扬的发展道路。后进国家“按图索骥”，其经济在获得一时或局部（如涉外部门）的繁荣后，逐渐落入实质的经济殖民地或经济附庸的陷阱。

        当黄金天然地充当世界货币的时候，强权国家英国在货币金融上难有甚至无所作为。贸易顺差国与贸易逆差国之间，通过所谓黄金“输送点”，被市场力量强制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大英帝国无法在货币金融上投机取巧，相反因为在一战后偏执地将英镑与黄金挂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迅速消耗了帝国的实力，所以世界经济史上并无所谓“英镑陷阱”。

        二战后，美国接过英国霸主的权杖，在坑蒙拐骗、打杀抢夺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由于缺乏英帝国昔日广大殖民地的硬性支撑，美国更依赖在有限硬实力上无限拓展软实力，即更注重国际秩序与制度建设，从秩序与制度中兑现自己的利益。美元借助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当黄金由美国的资产变为美国的包袱后，美国便毅然决然地让美元与黄金脱钩而成为纯信用货币。然而，美国百般努力让世界（其实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信，美元等同或近似黄金。

        美国的努力当然有成效，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些被洗脑的人士至今依然把美元称作“美金”，由此不知疲倦地赚取并积累美元，并鄙视黄金。任何一个经常项目顺差国家，无论积攒多少美元储备，也无法在美联储那里兑换成黄金，从而也就不会对美元造成挤兑压力，倘若大规模抛售美元，会直接引发美元暴跌，导致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贬值。如此，美元储备者比美元发行者更愿意守护美元，是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美国可以放任美元的发行，放任债务的增长，根本不用担心付不出美元来，必要时只需开动印钞机，挣脱“黄金枷锁”的美元要多少印多少，一如次贷危机后的“量化宽松”。

        美国可以放任经常项目逆差，放任中低端产业向海外转移——由此造成“产业空心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好政策”、“好制度”制度的引导下，为承接国际分工而展开激烈的“寻底竞赛”，纷纷以突破底线的优惠政策争抢美国的转移产业与炙手可热的资本。如此，美国便利用无穷无尽的美元，通过经常项目赤字，“养育”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着、向美国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美国根本不用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制裁”，根本不用担心买不到便宜的商品。发展中国家持续而不知疲惫地以有限的资源，去追逐无限的美元，由此便自然落入“美元陷阱”。

        《庄子•养生主》有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中国古人，早就揭示了“‘以有限追逐无限’必将遭遇挫折”的深刻道理。但是，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无视或忽视“本国资源有限与美国美元无限”矛盾，他们在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依据所谓“比较优势原则”， 不自觉地愈发强化对美元的依赖，导致货币主权与资产定价权的丧失、本国经济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扩张与收缩、民族企业脆弱、主导产业停滞、经济结构扭曲、对外经济依附等系列后遗症，亦即落入所谓的“美元陷阱”。

        1971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这个世界超级大国明显地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时任财政部长康奈利曾极不负责任地说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最早指出美元问题的是欧洲国家，然而受美元问题影响最为严重的是亚洲国家，亚洲国家和地区持续地用商品与资源换取美钞与美债（说白了就是一类纸张或电子符号）。美国虽然没有殖民行为，却通过美元陷阱，巧妙地把相关亚洲国家和地区变成了实质的经济殖民地或经济附庸。相关发展中国家、后进国家不能一个劲地埋怨美国设置陷阱的狡猾，而是要更多地反省自己一再落入陷阱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