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资本主义经过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而步入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经济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重构直接推动经济金融化进程。新自由主义者视经济金融化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实际并非如此，经济金融化主要是借助政府权力实现的，而非市场调节的结果。经济金融化的历史偶然性远远高于新自由主义者所称的历史必然性。
（一）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
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对资本主义发展做了这样的比喻：“工业资本主义为圣父，商业资本主义为圣子，其地位最低，金融资本主义则是贯穿一切的圣灵，其地位最高。”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指出：“如今，全球化击败了地方主义，投机商战胜了企业管理者，金融家征服了生产者。我们正目睹20世纪中期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转变。” 史学大师和时评作家都认定，世界正处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相联系。14-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集中为商业资本）诞生与壮大，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欧洲萌发。17世纪中叶，英国开启资产阶级革命，自由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相互促进。但是，直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自由主义思想才得以体系性确立，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迄今，从生产方式来看，资本主义经历了资本主义经过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而步入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从组织方式来看，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涵盖了晚期商业资本主义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与之相对应，自由主义则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主张回复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简称新自由主义）三大思潮。“新自由主义表达了一个阶级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这个阶级包括资本所有者及其权力机构。我们将之统称为‘金融’，而他们则以此为平台获取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力”。
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类“个人先于国家存在”的政治哲学，强调个人权利，突出私有财产，主张自由放任。在资本主义成长壮大过程中，古典自由主义要求企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旨在增强经济实力、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1929-1933年“大萧条”出现后，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即凯恩斯主义）取代古典自由主义，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主导思想。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世界“滞涨”的普遍出现，“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凯恩斯主义式微，自由主义复辟 ，是谓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大杂烩，是一类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卢卡斯、巴罗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以否定凯恩斯主义、复辟古典自由主义的名义出现，因此与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即凯恩斯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围绕增加有效供给展开，小政府、重货币、私有化和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最显著的特征。
首先，全面约束政府的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这个笼子恰恰是依照金融资本的意志设计的。当今世界，现代国家，在政府、市场（资本）、社会三者关系中，政府始终处于关键与核心地位，而资本觊觎政府权力、奴役社会民力的企图随着市场的扩张而日趋强烈。在成功奴役社会民力之后，资本的最大努力就是要俘获企图要“节制资本”的政府。在俘获以至操纵政府上，金融资本比任何资本的愿望更为强烈。资本主义国家“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赚到钱”，“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只不过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 金融资本一旦控制了政府，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通过政策直接兑换为金钱，就能实现“以钱生钱”，就能避免去干“倒霉事”。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力量是守恒的，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贪欲是无限的。政府的权力相对应的公共资源，一直是金融资本所垂涎的。限制、削弱政府的权力，而金融资本不受约束，那么资本就可以窃取政府的权力，以及相对应的资源。
其次，把避免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凯恩斯主义理论在实践中造成了一套明确而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其中宏观经济管理（调控）四大目标具有代表意义：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与财富创造直接相关；“充分就业”惠及广大劳工；“物价稳定”有利于整个经济稳定；“国际收支平衡”涉及汇率稳定，有利于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忽视经济规律中价值规律（价值——价格）与供求机制（供给——需求）的调节与影响，忽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货币主义）把物价稳定——避免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而且把稳定物价与调整利率挂钩，而利率工具掌握在金融资本的代理人——中央银行手中。这样，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刷新整个国民经济的背景下，不仅资金价格（利率）由金融资本确定，而且整个社会资产价格由金融资本确定。金融资本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定价权。
第三，推行私有化，尤其热衷将公共权利、公共资产私有化。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建立了一大批国有或公共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欧洲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比重普遍超过20%，瑞典甚至超过50%，在一些国家一些部门，如法国的能源，比例甚至超过90%。这些企业不仅向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发挥经济组织的功能，而且还通过工会组织把劳工联系与组织起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如此将工业资本的组织化（企业中的劳资合作）推向了极致。公有企业占据广大的经济空间以及形成高度的社会组织，对金融资本的扩张构成极大障碍。金融资本希望经济组织私有化，产权明晰化，如此好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改造；希望社会组织碎片化、原子化，好将社会每个成员吸附在金融资本价值生产的链条上，成为各类金融产品的消费者。
第四，推行自由化，削弱或解除对劳动、金融等各类市场的管制。金融资本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厌恶政府与社会的制约与监管。现代金融近乎无时无处无欺诈，近乎成为欺诈的代名词，然而通过数学与工程学的包装，用所谓“金融创新”来加以掩饰。金融资本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以钱生钱，往往利用不同市场之间抑或市场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微小的利差而进行套利，因此在资本高速公路上即便是一些微小障碍，如1%甚至以下的利得税，就能影响金融资本的“正常流动”。特别是金融大鳄在布局大型“庞氏骗局”——猎获某个中等以上的国家如阿根廷、前苏联这样的经济体时——更需要自由化，即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自由兑换。资本需要自由，工业资本需要有保护的自由，金融资本则需要绝对的自由。
金融资本只在乎能否以钱生钱，至于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甚至是否合乎道德，毫不在乎。1993年，索罗斯基金赚的钱和麦当劳公司一样多。麦当劳在世界各地雇佣17万职工，而索罗斯雇佣的人员屈指可数。在索罗斯风头最健的90年代，旗下几支基金在世界各地设立50余家分支机构，雇员也只有一千多人。
（二）新自由主义的重构直接推动金融化进程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潮与意识形态，而且代表着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金融资本以及金融资产阶级。所谓经济金融化，就是金融资本通过代理人控制政府，把自己的意志——新自由主义理论——变成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政策影响市场资产价格波动，波动形成利差，套利带来收益。经济金融化使资本主义远离实体经济，实现了“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赚到钱”的狂想，直接以钱生钱，由此说明，金融资本主义是最腐朽的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要义在于经济金融化。大卫·科茨一语道破玄机，“近几十年来，推动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构” 。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重构，即是吸取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的部分营养，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烙上金融资本的印记，构建新古典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即在政策上要求贸易自由化，凯恩斯主义要求投资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则要求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只是金融自由化的一个步骤、一个阶段抑或一个表现。
为了达到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的政策目标。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组织——企业依照金融资本的逻辑实施重新构建，使企业存续的目标由原来“企业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实施重新构建——股份制改造的经济理论就是产权理论。产权理论，在微观上，扭转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向，即从原来的服从于资本家的利益，变为名义上服从于所有股东利益，由于股东过于分散，而实际服务于大股东金融资本的利益；宏观上，则扭转了资本主义的整个行进航向，即由工业资本主导变为金融资本主导。
企业重构（即“股东利益最大化”导向）在20世纪70-80年代在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到90年代改造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著名美国学者保罗·斯威齐就此指出,公司真正的权力不在“公司的董事会手上，而在金融市场”，这种“金融与实体之间颠倒的关系”才是“理解全球(经济)新趋势的关键”。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经济整体增速的放缓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停滞，资本主义经济正越来越多地依赖金融部门的扩张增加货币资本量，资本积累的过程逐步被金融化取代。”
其次，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各类经济主权与治权，是资本自由——金融资本自由欺诈与掠夺——的最大障碍，约束政府“看得见的手”，使之成为一个“守夜人”。公共选择理论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将政府赶下所谓“神坛”，认为政府也是一个“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寻租——设租”中，使权力不断倾向于腐败。因此，公共选择理论要求“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依法治国（资本代理人制定的法律），放松监管，就是把本属于政府的权力移交给市场，实际是资本。理论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都生长在社会机体之上，金融资本约束、管制“看得见的手”，这样就让“看不见的手”为所欲为。
经济金融化使权力越来越集中于货币，而掌管货币发行与定价的中央银行成为实际统治者，霸权货币的发行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这一强权政策提供理论支撑的，便是新自由主义的货币学派，亦称货币主义。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是在长期内，产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 (如劳动量、资本量以及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应实际只影响物价水平。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就是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央行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如每年增加3-5%)，该增长率应该是在保证物价平稳的条件下、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长期平均增长率相一致。很显然，货币学派是一个赤裸裸的为金融资本服务、为金融寡头鼓与呼的理论，从中已经看不到一丝早期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的色彩。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描绘的世界里，极少数人的“理性”是以绝大多数人的“非理性”为前提，极少数“经济人”是以绝大多数“不能称其为人”为前提，金融领域尤其如此。现代金融就是一个精心包装的巨型“庞氏骗局”，做局者（骗子）通过调动激发大众（傻子）的情绪，纷纷参与到骗局中来。现代金融抑或就是一个大赌场，庄家们挖空心思，把大众吸引进来，围坐在桌旁，成为赌徒。为了吸引（实乃蛊惑）大众，为金融寡头所豢养的学者们编制了一套理论，唤曰“理性预期”。理性预期的代表性人物卢卡斯指出，人们在预期即将发生的经济变动时，总是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根据已获得的所有信息，作出合理而明智的反应。理性预期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竞争是完全的、信息是充分的、交易对手的能力是对称的，如此现有的金融资产价格包含一切有效信息，买卖完全自愿公平，实际就是“愿赌服输”。“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按照定义，市场总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
新自由主义这些貌似科学（实际也是以“经济科学”的名义）的理论，最终也未能将现代金融（学）打造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而是改造成为一门实在的艺术，即一门赌博的艺术、行骗的艺术。最起码，现代金融的艺术性要远大于其科学性。经济金融化就是金融资本试图把整个经济物品（各类商品与服务）变为艺术品，其价值与价格可以严重分离，分离到十分不靠谱的状态。
（三）经济金融化主要是借助政府权力实现的
新自由主义者一直鼓吹，经济金融化是天下大势，历史趋势。所谓大势，必然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客观规律不得违背。然而，实际情形是，经济金融化是垄断金融资本积极推动的，而且主要是借助政府权力实现的，是华尔街操纵华盛顿实现的，是金融寡头遥控政治寡头实现的。摩根士丹利亚洲部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有句名言，“联邦政府就是个乐此不疲的吹泡人”——先是在股票市场上吹起泡沫，然后是债券泡沫；接下去是房地产泡沫、抵押贷款泡沫。 然而，联邦政府甚至总统都是代理人、是被牵线的木偶，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掌握货币的人也就是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 金融资本及金融寡头在美国成为“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有一个历史的反复过程，透视这个过程，就可以很好地了解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在全世界最突出也最具代表性）是如何通过联邦政府而展开的。
美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以及化学工业的建立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进展得如火如荼，工业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在国民经济与国家意志中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用关税保护市场借以保护工业资本成长的国家主义，与英国鼓吹的自由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立。而且，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与外交上的孤立主义是一致的。但是，随着以J.P.摩根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实力快速提升，在对政府权力操控、国家意志、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等一系列政策上，与以亨利·福特为代表的工业资本的矛盾日益突出。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产业并购浪潮（形成垄断资本），为金融资本拓展势力提供新契机，金融资本制造并利用金融危机（“1907年恐慌”），成功地把金融资本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最终以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成立为标志，金融资本赢得了与工业资本“平起平坐”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大发横财，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而且还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大萧条”出现前十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近一倍，美国工业的标志性行业——汽车制造业实际生产量从1919年到1929年增长了255%，汽车数量从1921年的1050万辆增至1929年的2600多万辆，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使用的汽车81%是美国制造。 共和党人柯立芝执政时期（1923-1929年）正值美国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时期，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4%，学者称之为“柯立芝繁荣”。但是，经济繁荣背后潜藏着日益严重的结构失调：金融资本势力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股票市场的日益膨胀。
金融寡头操纵证券交易，操控舆论，把各社会阶层——汽车司机、小业主、店员、主妇甚至学生——都吸进了证券市场，渐趋疯狂地追逐股票价值上涨，而且越涨越买，导致股价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攀升。股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金融寡头便不断推出新股应市，赚得盆满钵溢。从1925年1月到1929年10月,列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目录表上的股票从4.43亿股增加到10亿股以上。一时间，人们见面话题，只有股票。然而，色彩斑斓的肥皂泡终究要破灭，经济学家鼓吹“永久繁荣时代”在10月23日迎来了终结，股票市场终于坍塌，犹如拦洪堤坝决口,迅速冲跨了各类金融机构，然后席卷了各个经济部门，整个美国经济濒临崩溃。
在大危机到来之时，时任总统胡佛（1929-1933年）竟然武断地宣布：“无论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或美国企业缺乏信心，都是愚蠢的行为”。胡佛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拥趸，面对经济危机，固守传统的“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相信自愿救济策略可以渡过难关。很显然，无为而治，束手无策，无疑加剧了危机的蔓延。
金融资本、金融巨头是“大危机”的主要肇始，“大危机”引致“大萧条”，产生“大冲击”，终结了“镀金时期”（Gilded Age）。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灰头土脸，古典自由主义身败名裂。代表工业资本的罗斯福上台后，终结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自由经济政策，代之以凯恩斯主义与干预经济政策，以霹雳手段打击金融资本（有诸多专家分析，这正是华尔街支持纳粹的政治背景）。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简称GS法案），严格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尤其是证券的承销和自营买卖业务，严禁商业银行和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联营或人员相互兼职。罗斯福政府对金融资本的抑制与打压，以及对工业资本的鼓励与支持，为美国经济社会迎来新的繁荣，由此开启了一个所谓的“伟大社会”时代。
然而，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不甘心他们的失利，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思想等各个相关领域积累能量，等待咸鱼翻生的复辟良机。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普遍“滞涨”使凯恩斯主义越发式微，以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以螺旋上升的方式，让自由主义在重构中复辟。
福特主义借助掌控政权，强化工业资本统治。摩根主义同样借助掌控政权，强化金融资本统治。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就是罗纳德·里根，美国第40任（第49-50届）总统（1981-1989年）。近代以来，政府（权力）——市场实乃资本（钱力）——社会（民力）相互制衡，构成国家治理的稳定三角。体现金融资本意志的新自由主义，其主旨在于彰显市场力量，实现金融资本的绝对统治。为彰显资本钱力，必须削弱政府权力，约束社会民力。按照金融资本的意志重新塑造政府与社会。
里根在1981年就职典礼上就急切表白：“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政府的整个施政理念集中体现在所谓“里根经济学”，实际是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供给学派极力鼓吹“资本优先”，主张国家的收入分配、税收财政政策向资本倾斜，并以刺激资本投资、增加供给的名义，主张降低资本所得的边际税率。里根在位时期实践了新自由主义的减税、去监管、削减政府开支三大标志性政策，削减了食物券、住房补助、教育津贴、医疗救济等一般社会福利的支出，努力使政府变小，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放松监管，增加金融垄断资本的自由。“美国真正开始放松行业监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执政期间。从那时放松对交通业的管理法规开始，美国政府对银行、电信、能源和媒体的监管在接下来几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
公会是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政府在削弱政府权力的同时，以铁腕手段镇压工人运动，打击、肢解、改造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1981年，拥有1.5万名会员的美国职业航空交通管制工会(PATCO)，为工资待遇问题，与联邦政府交通部属下的联邦航空管理局进行谈判，谈判在历时半年（2-7月）后破裂。8月3日，PATCO发起罢工。里根政府通过直接逮捕起诉工会领导人、冻结工会罢工基金、解雇参与罢工工人（参与罢工的1.2万航空调度员统统解雇，一个不留）等极端方式，严厉镇压了这次罢工。由此开启了用“铁扫帚”——休克方式——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先河。
积极促成债务经济，为金融资本赚钱营造良好的经济与金融环境。欧洲历史表明，金融寡头是战争的重要策源，战争使政府负债，如此既可影响甚至操控政府，同时又能从借贷中增加收益，即很好地实现“从一条牛身上剥下多张皮来”的目标。让政府背上沉重债务，这是金融寡头千百年来不曾更改的经营法则，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也是如此。里根政府在大规模减税以及削减一般性政府开支的同时，军费与国防开支不断增加，如此使得政府债务迅速攀升，到里根第二届任期时，“民间”所持有的国债已经从1980年占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创196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1988年，美国国债总计2.6万亿美元，向国外的借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美国从原本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基础，也是金融资本推动经济金融化的基础。美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对于美国经济金融化进而对于美国金融资本的扩张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