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金融化是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是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持续渗透、融合与操纵的过程，是金融资产阶级用金融资本的逻辑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格式化的过程。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推进，“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①约翰·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长期转变，其转变包括以下一些基本指标：其一，金融利润占总利润比重的不断上升；其二，不断上升的债务/GDP比例；其三，FIＲEs(即金融、保险与房地产)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增长；其四，舶来的和不透明的金融工具的不断扩散；其五，金融泡沫的不断膨胀。^②

　　早在17世纪，威尼斯金融家首创泡沫经济骗局，就是把相关资产价格拼命炒高，诱骗当地市场投资者跟风追涨，金融家获利后突然撤资，使泡沫破灭，迫使套牢者恐慌抛售，等相关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后，金融家再杀个回马枪，实施廉价收购。这就是著名的“威尼斯骗局”。后世的各类金融骗人把戏，都可溯源到威尼斯金融家的“垂范”。17世纪30年代荷兰郁金香事件，18世纪20年代英国南海泡沫事件，主要也是金融资本兴风作浪的结果。因此，金融化进而泡沫化不是金融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有金融资本抑或有金融家就会有金融化、泡沫化，只是在金融资本主义下伦敦城、华尔街的银行家将金融化玩到了极致——将一个个主权国家玩于鼓掌之间，将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玩到近乎崩溃的边缘。

　　经济金融化首先损害的是金融资本的宿主——金融资本发育成长的母国。美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孕育成长的福特主义，代表着工业资本，本质上必须形成资本家与工人——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劳资间斗争与合作构成经济社会的主旋律。在这一矛盾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工业资本的社会责任感（如福特T型车的大获成功）推动着企业创造出价值与使用价值，进而推进国民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然而，与工业资本不同的是，生息资本而后金融资本无视乃至蔑视社会责任，过去的银行家以及而今的金融家在经营与投机时并无什么道德羁绊，所谓无德一身轻。英国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就是对银行家的一个典型而生动的文学刻画，迄今仍不失现实映射与讽刺意义。著名金融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曾经反复强调，“我决没什么错。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我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是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做的，如果禁止投机，我也不会投机。如果允许投机，那我就会投机，所以我实际上是参与者，一个金融市场的合法参与者。我的行动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这里没有所谓的道德问题。^③实际上，整个经济金融化程序，就是一整套游戏规则（多半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正是金融资产阶级自己或通过政权代理人制定了这些游戏规则。

　　这个喜欢哲学思考的金融投机家对金融有着不同一般的深刻理解，“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按照定义，市场总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④很显然，投机大师否定了新自由主义者一贯所鼓吹的市场正确性，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金融资本乃至于现代经济学的固有逻辑。建立在一般均衡意义上的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在追涨杀跌的现代金融市场中要么全部失灵，要么成为特例。现代经济学中貌似科学（多年来以“经济科学”称谓）的理论，最终也未能将现代金融（学）打造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而是改造成为一门实在的艺术，即一门赌博的艺术、行骗的艺术。最起码，现代金融的艺术性要远大于其科学性。经济金融化就是金融资本试图把整个经济物品（各类商品与服务）变为艺术品，其价值与价格可以严重分离，如今已经分离到十分不靠谱的境地。

　　现代金融远远背离了传统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宗旨，即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创造价值服务，出现了严重异化，即独立并控制实体经济，罔顾实际价值而直接作用于资产价格，将以钱生钱的游戏发展到极致。现代金融远远背离了金融家与金融学家所宣称的各种积极意义，从所谓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工具，蜕变成为投机者赌博的工具，成为金融寡头猎杀各类投资者、市场主体的工具，成为金融资产阶级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

 ①【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王年咏、陈嘉丽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

 ②J．B．Foster，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ccumulation．Monthly Ｒeview，2010，62(5)．

③ 《深度对话索罗斯：我的投机与道德无关》，《羊城晚报》2009-06-17。

④ 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