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国实施第一次汇率改革，人民币兑美元由1993年12月31日的5.7：1调整至1994年1月1日的8.27：l，一次性贬值33%。很显然，中国接下了日本传递给“四小龙”的棒子，跟随“雁行模式”，走上了廉价劳动（努力压低工人工资）、廉价货币（货币贬值）、廉价环境（长期不计环境代价）——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道路，当然也就免不了要落入同样的“美元陷阱”。

       从1994年起，中国始终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为防止货币升值，持续的顺差不断地转换为外汇储备，由此导致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外汇储备增速与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外汇储备1993年（汇率改革）为210亿美元，2001年（加入WTO）为2120亿美元，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15280亿美元，2014年为38430亿美元，近乎以几何级数递增。以几何级数递增的外汇储备，带来近乎前所未有的泛滥的流动性。国际上，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货币供给量是否合适的M2/GDP的比率，中国在以上几个节点分别为0.98（1993年）、1.44（2001年）、1.52（2007年）以及1.93（2014年），这显示中国货币供给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导致一系列的负面后果：

       一是加剧通货膨胀。中国人辛辛苦苦工作——勤劳之美德是另外一回事——所创造的持续而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理应让人民币保持一定的升值趋势，如此使中国民众享有更高的购买力，企业在渐进的人民币升值中提升综合要素生产力以保持竞争力，国民经济在渐进的人民币升值中实现产业升级。然而，这一良好愿望与目标都没有实现，因为货币管理当局通过人为的压低汇率，还有巨额的出口补贴，使相关进口国长期享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中资企业则长期处于低成本的恶性竞争，国民经济转型升级步履维艰。由于实际且优质的资源产品不断外流，没有实际价值的美元与金融产品持续内流，外汇占款引致基础货币投放泛滥，实际通货膨胀（而不是官方经过精心修饰的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大众手中的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十多年前，家庭主妇去趟超市，花一百多元，购满一星期所用物品，如今基本是同样的物品，差不多要花五百多元。若考虑到不断飙升的房价以及教育、医疗等服务价格，居民尤其是众多弱势一族的实际生活水平，绝对没有官方统计数字表明的那样靓丽。

       二是引发资产泡沫。长期压低汇率而累积大量外汇储备，与之相对应，投放了大量人民币流动性。由于高端（高技术高利润）产业多被跨国公司占据，中资企业过度集中于中低端产业，产业转型升级遭遇国际垄断资本的天花板，相互间恶性竞争，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如此，过剩的流动性没有出路，成为投机性极强的热钱，掀起一个又一个、一轮接一轮的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最集中、最显著的就是房地产。2010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布数据显示，全国660个城市，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按每套房屋住三口人计算，空置房屋足以供2亿中国人居住。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2010年北京平均地价每平方米约8000元，北京国土面积为164.1亿平方米，按此计算，北京土地总市值高达130万亿人民币，约合21万亿美元。根据美国圣路易美联储发布的数据，2010年美国全国房地产总值约为19万亿美元。换言之，北京市的地价总和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房地产，而且还多出2万亿美元，比1990年的东京更胜一筹。国际投机大师查诺斯曾就此评论，大量投机资金涌现，使中国房地产价格飞涨，现在的中国状况就像“一千个迪拜加在一起，甚至更糟”。 然而，中国官方与主流媒体对此要么讳莫如深，要么很不以为然。

       三是长期做赔本买卖。中国以真实的资源与劳动换取没有实际价值的美元（纸张与电子符号），而后又以持有美国债券的形式，将资金回流美国。这些资金一是用来支持国民消费，继续购买中国商品，这样中国在某种奇异思想指导下，一直在玩着猫咬自己尾巴的游戏，即创造自己的贸易顺差，由此陷入“用自己的钱购买自己的产品”的恶性循环；二是美国企业家或华尔街金融家用中国的资金到中国投资或投机，赚取更高的收益。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报告，2011年底中国对外资产累计4.7万亿美元，对外负债2.0万亿美元，计算得出对外资产累计收益率为2.7%，对外负债成本累计为5.2%，也就是说，外资在华收益率高出了中国对外资产收益率1倍左右。但是，相关专家认为外管局报告轻描淡写，数据严重不符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研究员认为，美国FDI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是33%，一般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回报率是22%，但中国买美国国债的回报率在1%-2%，还有可能遭受资本损失。这位很早就给决策者上书陈述过多外汇储备风险的著名经济学家强调，“咱们是做赔本买卖”。  

       四是国民经济遭遇“笼中虎”的持久威胁。巨额外汇储备中有半数以上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国债。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资本流报告（TIC）显示，2010年底中国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持有金额高达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的40.7%左右，占美国国债中由公众持有债务比例的13%；2014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规模为1.2443万亿美元。中国一方面在持续不断地廉价输出国内资金，另一方面又在不遗余力地高价引进国际资金。多年来，中国吸引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逐年增加，1984为12.58亿美元，1993为275.15亿美元，1997为452.57亿美元，2001为468.78亿美元，2007为747.68亿美元，2014为1195.6亿美元。多年来FDI在中国以留存利润再投资，加之从各种渠道潜入境内的天量热钱，不断以利滚利、钱生钱的方式在中国积聚，如此就像某类庞大的暗物质一样，监管部门尽管瞪大双眼但是视而不见，对其规模、结构、动向不甚了了，这是“一群未上锁的笼中虎” ，对中国经济产生持久的影响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五是落入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首次发布国际投资头寸表，综观该表不难发现，中国海外资产以低收益外汇储备资产为主（2014年储备资产38993亿美元，占对外资产的61%），对外负债则以高成本FDI为主（2014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26779亿美元，占对外负债的58%）。中国长期以高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国内日益过剩的资本，形成自己的对外负债；而后又以购买美国国债和证券投资等低收益形式，将借来的资本倒流回去，形成自己的对外资产，由此形成了极其尴尬的“高成本引进来，低收益流出去”的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与之相对应，国际资本则是“低成本进入，高收益流出”，在这一国际资本循环过程中，高收益流出资本，不仅包括在华创造的利润，而且携带着中国的商品、资源乃至具有真实价值的一切，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流向美国。通过国际资本循环，通过“斯蒂格利茨怪圈”，中国不仅为美国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与资源，而且还提供大量的廉价资金，以支持美元汇率以及美国财政，来自中国的资金成为美国减税的来源、社会福利的来源、强化教育与国防（包括“重返东亚”在中国周边耀武扬威）的来源。

       不容否认，廉价劳动、廉价货币、廉价环境的出口导向的增长策略，让中国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成绩单。但是，亮眼只是一时的，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一样，面临着严重的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比日本等经济体的情况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人均收入不仅远低于当时的日本，也低于1990年的中国台湾，但是正在进入后工业经济与后工业社会之时代，出现了经济金融化与泡沫化。国家未强，国民未富，未富却先老，0-14岁的人口比例从1982年的33.6%快速下滑到2010年的16.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10年的8.9%，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20%，“人口红利”正在变为“人口负债”。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发布的蓝皮书显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1.52亩。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的面积约5000万亩，由此带来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土地盐碱化、沙化面积达20.25亿亩，水土流失面积达53.4亿亩。因生产建设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约1.12亿亩，新增损毁土地的60%以上是耕地。 

       很显然，中国已经步日本后尘落入“美元陷阱”，即出现经济泡沫化、产业固化（转型升级艰难）、人口老化等系列问题，而且比日本陷得更深，另有环境恶化、两极分化、发展依附化等系列挑战。中国要实现双百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要成功脱离“美元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