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影响着世界每一个角落。“世界灯塔”熄灭，美国成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美国向何处去？“东亚模式”式微，中国昔日的发展道路遭遇前所未有的内外障碍，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多国都面临着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新自由主义指示的附庸式抑或新殖民主义道路，民粹主义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越来越不能也不会成为中国发展道路的选项。过去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如今的实践同样在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强大中国，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世界灯塔”熄灭，资本主义美国向何处去？
在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之后，资本主义在世界占据主体地位，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主导性愈加突出。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乐观地认定这是“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开了这些冒失而轻浮的学者一个巨大的玩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诸多对资本主义抱有殷切期望与无比乐观的学者，万分尴尬乃至声誉扫地。金融危机滥觞于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这个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一下子便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
曾几何时，资本主义世界信心满满，一直用所谓“做大蛋糕”来解决它们认为“在前进中所遇到的问题”。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与前提——契约精神与信任信用。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的一次“内破裂”。美国华尔街将品质低劣的次级甚或垃圾债券，与优质资产混装打包，贴上“AAA”信用等级，兜售给世界投资者。这种广泛与深入的金融欺诈，实际就是对“契约精神”公然、大规模践踏。广泛与深入的金融欺诈直接导致投资者与机构之间、大众与经济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误导下，政府承揽机构债务，让脑满肠肥的欺诈者逍遥法外，让大众承担危机损失与救援成本，如此导致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大众与政治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它经济大国利用自身优势，努力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小国、弱国，给后者造成一系列危机，如此导致主权国家之间互不信任。“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信任与信用则是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运行的前提，基础被动摇，前提已丧失，资本主义世界有效运行与治理出现严重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使出浑身解数，努力挽救资本主义狂澜于既倒，但是收效甚微。各类经济政策工具使用殆尽，货币主义不灵，因为遭遇“流动性陷阱”；凯恩斯主义不行，因为出现“财政悬崖”；至于在东亚国家屡试不爽的国家主义的产业政策，多年来被自由主义者严重污名化，一直被视为异端邪说，西方国家不敢也无以问津。有鉴于此，各西方当局对金融危机之后的各类经济与社会乱象，近乎束手无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故伎重演，将过去的老把戏——转移风险转嫁危机——变换新花样，一些新兴市场、广大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热情拥抱全球化与不断扩大开放中，被逐一感染上危机。于是，世人便看到，金融危机以来，所谓世界主题中的“和平与发展”之高调越来越少；“动荡与危机”越来越突出，“战争与革命”正在迫近。倘若考虑贸易战、货币战等各类经济战，以及各种“颜色革命”（实乃“反革命”）与泛左翼运动，那么“战争与革命”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
很显然，资本主义在经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的渐进发展之后，上升到金融资本的狂热阶段，赚快钱赚大钱的金融资本逻辑格式化每个经济主体，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国家去工业化，国民去中产化（即两极分化）。金融资本的贪婪让（本土与跨国）资产阶级空前孤立，形成了所谓1%与99%的对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有着周期性、结构性以及系统性等复杂成因，危机重创了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冲击了资本主义的每个角落。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发达国家社会矛盾尖锐化，政党政治僵化极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而典型特征。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衰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因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资本主义衰变≠资本主义灭亡。
二、“东亚模式”式微，中国抉择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基本上采用“东亚模式”——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实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日渐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由此再现了昔日东亚国家与地区所取得的辉煌经济成就。但是，这条一度被渲染为无止境的增长道路，在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之后，因为国际市场日趋萎缩、用工成本日趋提高、环境约束日趋增大等因素，而越走越窄。如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几率越来越小，可持续的障碍越来越大，“新常态”的表述越来越多，两极分化引致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昔日张口就来的“战略机遇期”也似乎越来越飘忽。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成为国内与国际关注的焦点。
多年来尤其是近年来，跨国资产阶级集团及其代理人，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及所谓“华盛顿共识”之政策，诱导中国走附庸式发展道路。这是一些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国家曾经而且现今依旧难以摆脱的新殖民主义发展道路，其中一些曾经有着很好发展势头的国家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停滞，社会对立，政治动荡——其实就是使用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必然结果。附庸式发展道路是一条对极少数人（与国际垄断资本关系密切的知识、商界与权力精英）有利而对广大人民有害、对国家民族有害的道路。很显然，中国若选择走附庸式发展道路，觉醒的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1989年，针对国内日益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总设计师的告诫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多年来，中国的民粹主义者推崇西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对过去西方资本主义积累式发展道路——争抢市场与资源，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十分迷恋。2015年5月，著名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在世界银行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会议上，奇异地宣称，中国经济一旦不行，就有可能攻击美国某个亚洲盟国，从而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索罗斯的逻辑简单清晰，那就是历史上西方列强一贯遵循着这样的逻辑，也就是绕不开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很显然，民粹主义执迷西方资本主义积累式发展道路，中国不可能重复，因为那样中国将与整个西方乃至世界为敌，如此不仅中国人民不答应，世界人民也不会答应。
2014年，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
因此，摆在中国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总结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和强国富民之路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科学真理，也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代表人民执掌政权过程中树立的坚定信念。中国的崛起，唯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有所谓真正的“和平”地崛起，才能真正造福世界。中国绝对不能也决不会重复西方民粹主义而引发世界大战的老路，绝对不能也决不会跟随新自由主义者的诱导而走自食苦果的附庸式邪路。中国唯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为世界和平发展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三、依法治国，回归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近几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但是几十年间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成分越来越少，非社会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多，以至于太多太多。外资与私营经济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国民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要多，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在华跨国资产阶级集团及其代理人一再声称，应通过各种手段（混合所有制、变相私有化）将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低到10%以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很显然，宪法赋予的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早已无法体现。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然而，近年来，诸多地方在土地流转的名义下，经由资本下乡使农村土地实际私有化，很多地方土地的“集体所有”名存实亡。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日趋萎缩，丧失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土地私有化严重侵蚀了新民主义革命的成果——土地改革，瓦解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基础——土地公有制，如此共产党执政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日趋薄弱。
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把依法治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依据宪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力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国民经济的运行而言，国有经济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它有能力控制整个国民经济朝着预定的方向正确、健康地运行；二是就各种所有制的关系而言，国有经济应该对非公有制经济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有能力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改革应该保证国有经济这两方面的能力不断得到增强。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应该成为我国改革的重要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要大力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增强它的经济实力。没有实力，就谈不上起主导作用。
过去、现在和将来，党的领导是核心，人民当家作主是目的，依法治国是方式。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国有经济以及土地的集体所有，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公有制、社会基础——广大劳动人民、政治基础——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阶级。离开阶级分析，不可能得到科学结论，不可能为自己找到真正的依靠力量。一段时期以来，由于理论的偏差，执政党为了提升自己的“先进性”，而一度将“中产阶级”甚至是私营企业家阶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当作新生的依靠力量，与此同时，疏远昔日的依靠力量——工农大众，放任其成为市场竞争（实乃资本雇佣）的牺牲品而沦落为所谓的“弱势群体”。
近些年来，为了某种政治正确，学界舆论界对“中产阶级”肯定与赞誉车载斗量。然而，“中产阶级”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出于理论严谨性，应改称“中产阶层”更为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产阶级”更接近于小资产阶级。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国内外压力，而采取一系列改善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与产业工人待遇的措施，如美国的“伟大社会”计划，由此而诞生了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然而，当工业资本主义为金融资本主义所取代，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产阶级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在“看得见的手”被束缚后，“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的结果必然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由此导致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坍塌。很显然，中产阶级因凯恩斯主义支撑的政府政策而确立，然而，最终又被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所侵蚀与消灭。中产阶级是新生市场经济的抬轿人，在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新自由主义最狂热的拥趸，是机会主义层出不穷的温床。执政党不可以将这一飘忽不定的社会阶层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党执政的命根子，含糊不得。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即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的，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 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他强调，“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与共荣是有前提条件的，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即非公有制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且这一补充必须是“必要和有益的”，如果是“有害的”和“非必要的”，则非但不能鼓励其发展，反而更需要加以限制乃至消除。然而多年来，依照“补充性”标准，非公有制经济早已反客为主，而且在“必要性”和“有益性”上，诸多非公有制经济显然已经不具备存在前提了。
四、科学认知社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科学认知与充分发挥社会机体的积极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学教科书里还是在实际工作中，市场与政府似乎早就成为一对矛盾，成为冤家对头，相关经济学者与政府官员总是在不停比划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其比划原则是，市场调节失灵了，就多用“看得见的手”；政府政策无效了，就依靠“看不见的手”。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就这样被比划出来的。多年来，人们就这样习惯了经济学家兜售的思维，不自觉地成为“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让无依无靠的两只手一直如幽灵般地在发挥作用。其实，市场与政府这两只手都生长并服务于社会肌体，社会最终决定着市场与政府的发展。游离的市场必须内嵌于社会，膨胀的政府必须服务于社会，市场与政府必须接受社会的规制与约束。亦即，市场所反映的钱力与政府所体现的权力，都要契合于社会民力，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
然而，实际情况是，多年来，资本的扩张与嚣张，俘虏了权力（集中为政治代理人的广泛出现），把权力关进了由资本设计制造的笼子里，并且通过钱权勾结与交易，欺负、奴役民力，如此在一个个国家形成了资本专制，甚或跨国资本专制。道理很简单，国家治理在不断扁平化，而企业管理在持续集权化，国民枉议朝政、非议领导人早就成为家常便饭，但是公司员工绝对不可以诋毁他们的老板，否则即被炒鱿鱼。如此，当帝国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研究乃至考古的对象时，现实中却诞生了一个个资本帝国。“自我调节市场的概念是乌托邦，它的推进被社会现实的自我保护所阻止” ，“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的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 实际上，政府若不选边站在资本的一边，抑或没有权力与钱力的勾结，资本的力量则远不是社会力量的对手。所谓资本下乡，完全依靠权力铺路，方才为所欲为。
节制资本与约束权力，二者不可偏废
多年来，资本（通过各类代理人）努力的一大目标就是要消除大众对政府权力（公正）的迷信，静悄悄地确立起对市场实质是对资本（效率）的迷信，由此而建立资本帝国。正是在市场调节（资本逻辑）的持续作用下，在“极端人为性”的不断干预下，准确地说，都是在被资本操纵的政府力量持续而强有力介入的情形下，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成为商品。当劳动力、土地与货币被市场化而作为商品存在之际，人类的系列悲剧也就诞生了。“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 “如果听任市场经济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必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灾难。” 当政府权力被资本俘虏，而成为资本帮凶之后，维护人类正义的力量只能来自社会大众。今天的中国，政府的权力虽然受到资本的严重侵蚀，但是共产党的自我纠错机制依旧在发挥作用，并且正在令组织机体焕发出新的生机，努力地使民力在每一个经济与社会主体中发挥积极作用，节制资本（不能任由资本逻辑泛滥），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者不可偏废。国家治理的要义在于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三者一个也不能少。
中国有不少知识、商业乃至政治精英，迎合乃至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集团，甚至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在中国鼓吹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思想以及“华盛顿共识”政策，诱导中国走附庸式发展道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鼓吹西方民主宪政、诱导走附庸式发展道路，如今有着广泛与深厚的经济基础，即非公有制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跨国垄断资本、私营大资本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渗透。美国等西方国家、俄罗斯等新兴国家早就通过立法，对境外代理人于国内活动有着严格规定与限制，但是中国迄今近乎空白。中国的商界、学界乃至政界多年来都已接近交往国际垄断资本为荣，一些重要政府部门甚至直接邀请相关华尔街机构担任顾问。对跨国资产阶级集团没有清醒认知，对国际垄断资本于境内肆意活动没有相应约束，因此不打破洋垄断，废除洋迷信，就没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可言。
社会主义是鲜艳旗帜，是道德高地，是科学理论，是伟大实践。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严重挫折，世界社会主义进步思潮包括泛左翼运动步入低潮。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金融垄断资本的嚣张，导致资本主义陷入周期性、结构性乃至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的衰变无可避免，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度赢得西方民众的青睐，其相关书籍竟然一度摆上了法国右翼总统的办公桌，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泛左翼运动在不断升温。在深受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拉美，诸多国家的左翼力量“咸鱼翻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执政机会。
在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成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的同时，可以期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或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与泛左翼力量的灯塔，中国或将由此因得道多助而赢得世界进步力量的广发支持。历史正在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挽救世界社会主义，如此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能顺利实现。与此同时，中国也能顺理成章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全人类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中国只有切实回归社会主义，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才能不会膨胀民粹主义、走上殖民掠夺进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的套路，从而令世界陷入灾难，才能不会走附庸式新殖民主义的邪路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才能不会重复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老路而陷入僵化停滞。中国必须立足国情，直面世情，开拓进取，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