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文化殖民是西方强大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抑或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强大国家以之达到军事占领、政治统治所同样达到的目标——经济依附，弱小国家因之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多年来，中美日益紧密的经济交往，以及美国对华持续的文化渗透，使中国对美国即便不是处于依附状态，至少也具有走向依附的危险态势。中国要实现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大业，就必须比摆脱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实现经济的独立富强以及文化的自信自觉。
新殖民主义与文化殖民
著名革命家、思想家罗莎·卢森堡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是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条件，非资本主义的组织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保证资源稳定获取、市场持续占有、财富有效攫取，资本主义理所当然地要选择殖民。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有殖民主义土壤，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固有产物，新殖民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列宁指出：“殖民政策与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病态的可以纠正的偏差，而是资本主义基础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战后，帝国主义纷纷分崩离析，殖民主义随之迅速衰落。但是，资本主义能够以弯曲而不是断裂的方式应对内外强大压力。虽然殖民主义衰落了，但是新殖民主义随之兴盛，文化殖民主义由此出现。
所谓新殖民主义是对弱小国家“名义上，政治获得独立；实际上，经济处于依附”的一种表述，也就是“法律上的政治殖民化”被“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化”所代替（见联合国训练和研究中心出版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一书的引言）。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写道：“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
文化是积淀在民族最深处的文明成果，是民族国家薪火相传的基因。民族有其普适的共性，但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个性。二战后，美国等西方强大国家，一方面，以政治、军事等“硬实力”强迫弱小国家接受他们的文化；另一方面，借助传媒、投资、商品等“软实力”，将其宗教信仰、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撒播到弱小国家，借以消灭其他民族国家文化自主性、同化其他民族国家文化，这就是文化殖民。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出“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的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
文化影响思维，思维影响政策，政策影响态势。持续持久的文化殖民令弱小国家广泛而深刻地对强大国家产生依恋、崇拜和奴性，从而使弱小国家在思想观念上心甘情愿地处于服从与被支配地位，成为新时代的诸子百家——老装（庄）孙子。多年来，在一架欧洲空客可以换取中国1亿件衬衫的贸易条件下，中国依然有高人将中国定位“还要生产30年的衬衫”；在近乎被钉死在国际分工低端与底端的情势下，中国依然有要人以“与发达国家实现经济互补”作为中国搞FTA的指导思想；此外“在华注册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他们的创新就是中国创新”等等“老装孙子”的腔调比比皆是。西方强大国家的文化殖民通常包裹在商品、资本中，也掺杂在国际文化传播、合作与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见罗素《中西文化比较》）。但是，西方强大国家利用文化交流，经久不息地实施文化入侵，“文化手段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见美学者弗兰克·宁柯维奇《文化外交》一书）。
二战以来，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文化入侵、文化殖民可谓不遗余力。英国年轻女编辑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指出，在文化殖民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最终硬是在欧洲称之为“文化荒漠”的国度，生产出了优秀而强势的美国文化，并将美国包装加工成为文化大国，且利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等各种手段把这种强势文化兜售给世界，与此同时竭力诋毁、抹杀竞争对手（敌手）的文化。教育文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第四维”。多年来，美国通过组建营运各种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为弱小国家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信奉自由主义的人才，如“伯克利黑帮”、“芝加哥男孩”等等，这些人才成为美国的文化牧师，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宣传队、播种机，甚或直接成为美国的经济杀手，把“自由经济”、“比较优势”等理论传播到后进国家，把“华盛顿共识”政策落实到弱小国家。
对一个民族国家而言，文化入侵类似于生物物种入侵，但是危害远甚于生物物种入侵。一个民族如若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质，这个民族也就丧失了生命力。资本主义及其高级阶段帝国主义，就是不断通过文化入侵，来实现殖民主义的目标，即碾平一个个民族国家的疆界，建立经济依附，实现资本绝对统治。
弱小国家经济依附与强大国家文化殖民
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严重不对称依赖实质就是经济依附。弱小国家形成对强大国家的过度依赖集中表现在，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弱小国家持续付出更大的成本而总是获取更小的收益，即成本最大化而收益最小化；强大国家则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如此，强大国家与弱小国家之间形成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是殖民主义的本质。这里的弱国不仅是弱体，更多的是弱智，时时听信强国，处处惟强国马首是瞻，弱国不仅仅与很多小国为伴，一些大国因谋不如人往往也会沦落为弱国。
过去，西方强大国家运用军事占领、政治统治使弱小国家在经济上依附自己；今天，则不断用文化入侵、文化殖民实现经济依附策略。当今，弱小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附，首先表现对“美国制造”的严重依赖。“美国制造”近乎无所不能，不仅涉及可口可乐、耐克等一般物品，也包括迪斯尼、好莱坞等文化产品，还有英特尔芯片、F16战斗机等高精尖商品，这些“美国制造”无不包含着被刻意包装的“美国很行”的神话。美国原可口可乐公司总裁詹姆斯·法利强调“每一瓶可口可乐都装满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精华”。
其次是对美元资产、美国资本、华尔街金融服务的严重依赖。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有句名言，“输出美国的资本就是输出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很行”的神话主要就是由美元强权铸就的，华尔街、华盛顿之所能玩转世界，凭借的就是美元强权。美元强权折射的就是弱小国家与强大美国之间的既广又深且牢的经济依附关系。
再次是对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严重依赖，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遗留的国际经济秩序、雅尔塔体系遗留的国际政治秩序、美国模式甚或还有“美国梦”。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产物——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当今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产生广泛与深远影响。长期以来，美国操纵汇率给国际金融、相关国家带来诸多损失与困扰，但是设想一旦美元及其计价、结算体系全面崩溃，世界会出现怎样的情景。这种犹如吸毒者与贩毒者的依赖，恐怖地维系着国际金融平衡与世界经济稳定，也是弱小国家对美国经济依附的无奈反映。
可口可乐、迪斯尼卡通、好莱坞影片等美国制造，折射的是美国大众文化或民族文化；美国模式、“美国梦”、美元强权则折射的是美国意识形态等政治哲学文化。各类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一种勿需投入过多的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见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无论是哪一类美国文化，在文化殖民过程中，往往包裹在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的外壳中，被由“芝加哥男孩”、“伯克利黑帮”主导的弱小国家的政界、学界当做圭臬。
自由主义是美国这个没有帝国称号的帝国对大英帝国衣钵的继承，是美国实施文化殖民的价值核心。自由经济贯穿的是“马太效应”，给你多余的，拿走你不足的，其实就是“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是贫困积累”——资本积累规律的体现。美国的文化殖民，高度浓缩在自由市场的教条中、比较优势的理论中、“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中。美国的文化殖民，最终要么由战斧导弹、B52轰炸机投送（如在利比亚、伊拉克），抑或由美国直接或间接培育的经济牧师传播（如在阿根廷、印尼）。1994年8月1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殖民主义》的文章写道，“什么样的人是新殖民主义者？他们手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支；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士的福音”。文化殖民尽管形式不同、花样繁多，但是其本质与目标清晰，就是一劳永逸地实现弱小国家对强大国家的经济依附。
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强大国家所鼓吹的经济自由是有选择的自由。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大流动中，关键的人流被主权国家（其实主要是西方强大国家）闭塞了，而没有人员的自由流动，所谓“要素价格均等化”、“利润平均化”便会成为空话与神话，而没有“要素价格均等化”、“利润平均化”，全球化下资源优化配置的收益、生产力进步的收益就不可能让各类主体（国家、企业、个人）均等享受，“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就会日趋明显。正是在自由经济下，经济小国如蒙古、希腊等制造业被迅速蒸发，也就是最有效创造财富的手段消失了，这些弱小国家即便没有退回刀耕火种，也是沦落到地区或国际分工的最低端，谁也不曾料想拾飞鸟的羽绒成为诸多蒙古人的谋生手段，由此成为强大国家的附庸。至于一些经济大国（如中国、印度）的制造业多半则近乎被钉死在国际分工低端，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贴牌工厂，虽然赢得了“世界工厂”之名，但是远没得到当初美国、日本作为“世界工厂”而享有滚滚红利之实。
中国的经济依附与美国的文化殖民
近些年来，“相互依赖”或“相互依存”一词被频繁地用来描述中美关系，并被一些中国学者不断延伸：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战略合作；……。事实上，“相互依赖”或“相互依存”的关系描绘过于“暧昧”，模糊了双方是否存在主从的实质。谁能否认奴隶主与奴隶不是相互依赖？奴隶主正是依靠奴隶提供衣食住行而养尊处优，奴隶依靠奴隶主提供庇护而苟且偷生，奴隶主享用与满足这种相互依存，但是有觉悟的奴隶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相互依赖。
其实，国际关系学界很清楚，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一种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即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即中国对美国形成了市场、技术、品牌，甚或人才、秩序、思想等全方位依赖，这种失衡的依赖，给予美国一种可以不断敲打与讹诈中国的权力。说白了，中美之间根本不是什么平等的相互依赖，而是严重的、全方位的、不对称依赖，如果说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对美依附不够确切，或太过敏感，那么至少也是正在走向对美依附。
对美依附给中国造成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伤害：中国建国后逐步形成的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遭到破坏，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破坏，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受到严重破坏。中国总体上被固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与自然食物链的低端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无尽地消耗自己的真实资源、优美环境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换取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纸张或电子符号。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巨大，计量上集中体现在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实际情形是，巨额外储一直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廉价使用，而且不断缩水，未来被彻底蒸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正是中国经济走向对美依附，中国在经济政策上日趋丧失独立自主，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大众福祉持续受到损害。美国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刁难、敲打、讹诈中国，在反倾销与反补贴、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标准、市场开放等多个方面，中国动辄得咎。如今，美国不仅在经济领域持续向中国转移风险、转嫁危机，而且在社会、文化、思想、政治、外交、军事乃至领土领海等多方面近乎全力挤压中国，这就是所谓“战略重心东移”效应。而中国似乎没有一点脾气，继续高唱“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自欺欺人（是国人而不是世人）的“鸵鸟式应对”或“阿Q式反抗”。
中国经济走向对美依附，与美国持续持久对华实行文化殖民、文化渗透不无关联，一如当初美国对苏联的文化殖民、文化渗透。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十条诫令”清晰地表明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的指导意见。诫令强调，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对华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诫令指出，只要中国的民众向往美国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诫令提出，要把民众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享乐、游戏、犯罪性电影以及宗教迷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破坏中国民众的传统价值观。
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一刻也没有停息，而且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中国崛起及美国硬实力衰减，美国借助文化渗透影响中国的方式、力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福特基金自1988年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以来，用数亿计美元，资助中国“精英”赴美考察学习，或进行课题项目研究，由此网罗了千以计的中国学者、官员。当然，现实中，每一个得到美方资助的学者官员并非都是亲美的（替美说话，为美办事），但是大凡亲美的学者官员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都接受美方这样或那样资助。这也印证了中国的古话“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口软”。现实中，“拿美元手短”加上“被美文化同化”，岂有不为美国效力、为美国利益服务之理？所谓“吃下糖衣，吐出炮弹”，纯属自欺欺人。
努力摆脱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
美国等西方强大国家的文化殖民高度浓缩在自由市场的教条中、比较优势的理论中、“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中。历史上，英美等任何一个西方强国都不是依照自由市场、比较优势、“华盛顿共识”实现崛起的，恰恰相反，他们无一不是依照国家主义、竞争优势、保护主义走向强大的。当初，大英帝国倘若一开始就推崇自由市场、比较优势，那么发展毛纺织的不是英国，而是其殖民地爱尔兰；发展棉纺织的也不是英国，而是其殖民地印度。但是，英国通过宗主国的特权，硬是剥夺了爱尔兰毛纺织业的权力，严格限制印度发展棉纺织的空间，用高关税甚或严禁出口羊毛来扶植本国纺织业，而大英帝国正是依靠纺织业起家的。
美国则是通过独立战争、第二次英美战争以及南北内战这些“血与火”的艰辛过程，才摆脱英国施加的自由市场与比较优势的束缚，然后通过高关税壁垒（最高时达到100%），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前后历时100余年。此前，英国的保护主义沿用了近200年（从1651年《航海条例》颁布到1846年《谷物法》废除）。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日本与韩国，都是用了至少30年的时间来孵化卵翼自己的民族产业。所谓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都是在成长壮大之后逐渐且有条件、有选择实施，与保护主义交替使用。因此，整个西方强大国家的成长史，与它们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殖民政策，存在明显偏差。
今天，中国以及世界已经被美国文化殖民（洗脑）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市场、比较优势视作经典，来指导治国安邦、学术研究工作。而自由市场、比较优势恰是一类经典的殖民主义基础理论，“华盛顿共识”则是美国炮制的经典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过去的老殖民主义和今天的新殖民主义一直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火种”（其实就是一种病原体）向世界兜售传播。他国消费者在消费可口可乐、迪斯尼、好莱坞影片时，会自觉接受美国的大众文化；而他国学习者在学习被裁减、被扭曲的历史后，则会青睐美国政治哲学文化。新殖民主义的病毒就这样被感染——携带——感染。于是乎，一批又一批被改造、被同化的“伯克利黑帮”、“芝加哥男孩”成为弱小国家的第五纵队、特洛伊木马，孜孜不倦地把殖民主义理论政策当做经典在本国传播，清洗和刷新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大脑。弱小国家，如若智商未泯，摆脱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就必须认清新殖民主义的面目，还原殖民主义历史，重述世界文化史。
历史上，中华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等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各领风骚数百年甚或上千年。西方文化的灿烂集中在给世界贡献了资本主义，使人类像变魔法般在短短数百年间创造出极大的物质财富，因此必须坦承西方文化有其先进性。近代历史上，正是西学东渐，让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如此才有中国充满科学与理性的改良与革命运动，将中国从落后愚昧的泥淖中拽拉出来。但是，西方文化的先进性是有限的、有条件的。跨越真理，有时哪怕仅有半步，也会成为谬误。西方文化被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长期糟蹋性、毁灭性使用，其真理性、科学性、先进性不断流失、消失，如今的余烬中不是什么精华，而且充满了糟粕。看看时下正在蔓延、持续的欧美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寄生、腐朽、贪婪被呈现得淋漓尽致。
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东方文化，在沉寂多年后，如今正焕发出强大生命力。明清以降，中国总体上开始落后西方，西方挟资本主义蒸蒸日上之气势，在军事政治上逐一击败了东方，如此东方及其文化长期处于“被表述”、被侵蚀、被殖民的状态。积贫积弱，是东方文化被殖民的根源。贫穷就是一种错误。《东方主义》的作者爱德华·W·赛义德指出，“身处贫穷就是身处一个别人有权处置你的位置”。但是，善于学习的东方，很快便在西方主导的秩序中，基本上依照西方的逻辑实现了经济强盛与国家崛起，在此基础上正在实现文化复兴。而且，与西方“弱肉强食”的霸道法则不同，东方推崇的是“和而不同”的王道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构建一个和谐安宁的世界更具吸引力。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
承认、尊重文化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更加进步的体现，是国际社会走向和谐的体现。全球化非但没有碾平世界，反而令世界更加崎岖。这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强大国家向弱小国家转移风险、转嫁危机过程中一览无余。世界经由大危机，“无主义”、“无秩序”、“无信任”的特征愈发明显。在“三无”世界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略方针意义更加重大。在此方针指导下，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弘扬民族文化，使得经济强大独立与文化自信自觉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一方面，文化中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直接构成文化产业的中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文化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哲学的高端文化则成为构筑民族精神的灵魂、引领民族进步的灯塔。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与实力增强为文化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脱离“贫穷就是一种错误”的历史偏见，有利于提升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为民族文化自信、自觉、自强创造良好条件。
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直接涉及到国家文化安全与经济安全。从现有文献综述以及与诸多学者交流来看，中国出现了一个令人迷惑而又担忧的迹象，那就是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来指导研究国家安全，在自由主义的理论架构下为国家安全作各种“顶层设计”，相关专家学者也用自由主义的逻辑思维为国家安全建言献策。就西方强大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只能构建在国家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无论是经济安全还是文化安全都不能建立、根植于自由主义理论之上，自由主义的泥滩无法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长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要摆脱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必须立足中国国情，辩证运用国家主义理论，吸取西方强大国家的经验，才能有助于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