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动荡，应和着经济、社会、政治动荡，由一国内动荡逐步扩散到区域乃至国际动荡。规模大小、形态不同的动荡相互激荡，令日趋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的世界愈发失去重心，国际金融动荡势必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势必长期化。世人原本期待，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原本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作为动荡世界的中流砥柱，但现如今本身也陷入动荡漩涡，非但没有成为动荡世界的定海神针，反而以不同方式加剧着世界动荡。2008年次贷危机，如今的债务危机，未来的美元危机，都使美国成为国际金融动荡的源头。资本主义的基础——契约精神——已经动摇，资本主义的前提——信任与信用——正在丧失，凯恩斯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都走到了尽头，美式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无穷的坏消息主要来源资本主义大本营美国，美元危机、美债危机不可避免。中美同舟共济，实乃时空错乱。中国决不可立于美国危墙之下。
自由经济的神话已经破灭
资本主义自诞生后，在各国具体国情的作用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流派，演绎出两大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森模式，或曰自由市场经济，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或曰社会市场经济。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没有“帝国”冠名的帝国，美式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不受约束的扩张，形成了蔚为大观的金融全球化潮流。
资本主义基础动摇，前提丧失。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表面看，是一次国际性金融海啸，但是实质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的一次“内破裂”。美国华尔街将品质低劣的次级甚或垃圾债券，与优质资产混装打包，贴上“AAA”信用等级，兜售给世界投资者。这种广泛与深入的金融欺诈，实际是对“契约精神”公然、大规模践踏。
广泛与深入的金融欺诈直接导致投资者与机构之间、大众与经济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误导下，政府承揽机构债务，让脑满肠肥的欺诈者逍遥法外，让大众承担危机损失与救援成本，如此导致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大众与政治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它经济大国利用自身优势，努力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小国、弱国，给后者造成一系列危机，如此导致国家之间互不信任。
“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信任与信用则是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运行的前提，基础被动摇，前提已丧失，资本主义如何有效运行？
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
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以财政手段对经济实施积极干预，增加政府需求，弥补私人消费不足，以弥补市场失灵，熨平经济周期。这个曾经被“罗斯福新政”以及此后30年的经济繁荣证明为有效的经济理论，被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经济理论，如今遭遇空前危机。
根据美国金融专家的研究，战后，美国政府在应对前10次经济衰退所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平均仅为GDP的2.9%，而当前的力度，超过以前10倍以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美国GDP下降了27%，当时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为GDP的8.3%。如今，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54倍，远远超过危机本身造成的损失。
凯恩斯主义政策不仅剂量越来越大，而且疗效越来越差。越来越大的剂量，导致债务的悬河越来越高，蓄积的洪水越来越多。如今，美国国债约占GDP的100%，日本高达220%。越来越高的债务使发达国家每年要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还本付息。有机构计算，在未来30年内，主要发达国家要将财政收入的30-50%用于还本付息。如此，政府必将陷入瘫痪。凯恩斯关切的是当下经济政策，因为在“长期里，我们都死了”。但是，现在的问题，短期内，金融动荡与债务危机行将爆发，“我们”都极有可能被决堤的大洪水淹死。
经济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
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该理论主张，“经济人”的理性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种“主观上追求个人利益，在客观上实现社会利益”的情形，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政治压力下，在产业资本占主导的经济形态下，的确实现过，这就是“福特主义”。
福特给工人提高工资，工人用提高的工资改善生活，购买福特汽车，提高劳动积极性，如此实现了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共赢与和谐。但是，当金融资本复辟，“摩根主义”替代“福特主义”后，华尔街银行家不断伸张个人理性，将道德、法制、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一股脑地抛到脑后，将金融职能从配置资源转化为转移财富、从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转化为主导国民经济的工具，将低劣的垃圾债券包装成为优质资产，进行大规模金融欺诈，给自己带来一时的暴利，却给美国乃至世界引致无穷的灾难。
资本的扩张与金融资本的国际环流，将自然环境、道德良知、社会秩序等一切积极要素，无一例外地拖进了“撒旦的磨坊”，毫不留情地碾个粉碎。金融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一头无法驾驭的“怪兽”，它肆意践踏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如今，市场越来越喜怒无常，财富越来越没有保障。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后，著名金融家乔治·绍罗什肯定地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已走到了尽头。
民主政治成为问题的本身
当今社会力量的重心与中心集中于资本，资本利用钱力，俘虏、操纵权力，驱使、盘剥民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占据主导的社会中，社会主要矛盾是劳资矛盾抑或投资者与金融家的矛盾，但是由资本操纵的舆论、豢养的学者，积极怂恿与宣传大众与政府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今美国，政府被资本俘虏，权力与钱力联姻，必然导致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使民主政治岌岌可危。
民主与大众渐行渐远。
亚里斯多德强调“只有当穷人而不是有产者成为统治者时，才有民主可言”。犹如妇女解放程度是社会解放的尺度，穷人——不仅仅是中产阶层，更不是富人——参与政治的程度，才是民主成长的尺度。
全球化、自由化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穷人不仅远离财富，远离了自由，同样也远离了民主。正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肆虐，导致次贷膨胀与危机爆发，民主政府公然包庇、纵容危机的肇始者，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纵火犯，如此严重刺痛、激怒了“主权在民”的大众，如此不仅网络上充满了对政客们的尖刻讽刺、谩骂，而且实际中发动对华尔街肥猫的住所、人身攻击。
政府在应对私人债务危机时，用社会主义手段对待富人，承揽私人机构债务，导致主权债务危机。而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却用自由主义手段对待大众，削减社会基本保障支出，而不是对富人征税。如此，正是政府的严重错位，劫贫济富，损不足以补有余，方才有费城、旧金山、雅典、伦敦、巴黎等地骚乱的暴发。
自由与民主的矛盾愈发尖锐。
自由与民主本质上存在冲突，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更加突出。因为资本主张一元一票（如股东），而不是一人一票（如工会），而民主的本质是伸张大众的权力，要求就是一人一票。
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越来越不可得兼，要真正给予大众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利益集团的经济自由。正因如此，资本扩张、经济全球化显然是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如此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分配比例不断降低，生活日趋窘迫，在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的地位不断下降。
正是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与矛盾，资本主义下的民主政治，只有热闹的形式，而实质都集中到自由经济，各类大资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要雨得雨，要风得风。正是大众不满徒有虚表的民主形式，如此对投票选举的热情不断递减，对政党、政客的不满与日俱增，不仅有激烈言辞，而且更有激烈的行动，因此西方政权的合法性正面临危机。在美国，社会的左倾化与政治、经济精英的右倾化形成鲜明对照，民粹主义已经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跑了出来，如茶党的活跃，政治极端化倾向愈发严重。
民主在一国内正成为问题。
说假话是政客的天职，民主政治也使政治假话、大话满天飞。政治家们为了选票，竭力讨好选民，如此牺牲后人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来满足、应和大众，获取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大众花钱喜笑颜开，征税则愁眉苦脸。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结合，构筑起资本天堂。资本在国内操纵政权，在国际赚取财富。然而，私人财富的增加，越来越难以成为国家税收的增加。因为自由化、全球化使企业避税易如反掌。政府收入有限而支出无度，如此导致债务悬河越来越高，“拖”字诀下只有坐等决堤洪水淹没。
权钱勾结是市场经济条件抑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永恒主题。民主政治愈发代表集团利益，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在大众选举中，一张选票对某个选民来说，边际收益近乎于零，但是对于资本来说，积累单张选票可以实现边际收益递增，因此选票永远敌不过钞票，“一人一票”永远敌不过“一元一票”，金主容易通过大众选举掌控被选举人，如此广泛形成了“为大众说话，为金主办事”的怪相与乱象。
民主政治使政府被利益集团左右的倾向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如此政府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应对危机、突发事件的能力，越来越低。政治民主原本是穆迪、标普与惠誉等三大评级机构赋予AAA主权评级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标普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了美国国债的偿还风险。由此也显示，全球化下，危机关头，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而越来越成为制造或恶化问题的源头，成为问题的本身。
民主在世界正成为问题。
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无一例外地将社会的力量、大众的力量、普通纳税人与投资者的力量，蔑视、挤压到极致，社会矛盾由此尖锐起来。当人民对政治的热情不断减退，对政党斗争日益厌恶，对选举政治日趋冷漠时，民主政治的光环便迅速退却。多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高举“民主”旗帜，将民主政治当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并且一度要求跨国公司于海外投资时，承担推广自由、民主的责任。民主成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维护霸权的工具。然而，几十年来，经由美国民主化改造的国家，绝大多数陷入一盘散沙抑或原子化的困境，民主化成为祸乱世界、制造社会分裂与国家动荡的根源。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任何人都不能把民主伪装成为完美、智慧的。实际上，民主可以说是最坏的政治形式，但是除了以前尝试过的其他政治形式。”
美式资本主义正走到了尽头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兴奋地断言：“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历史已经终结。”年轻的福山高兴得太早了，20年过去了，自由民主与（美式）资本主义的旗帜无可避免地滑落了。如今，我们不可以贻笑大方地预言 “这是历史的终结”，但是还是可以谨慎地结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社会基础出现结构性裂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推行经济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经济增长成果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人的荷包。富者更富，穷者愈穷，中产阶层在停滞中不断萎缩。最富有的1‰（约30万）的收入与最穷的50%（约1.5亿）的总收入相当。美国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70%。诸多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英国、法国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50%。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内的收入差距。
经济自由主义于全球扩张，使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愈发严重。有报告显示，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处于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拥有世界近90%的财富。可以说，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东北非动荡的重要原因。
两极分化加剧，中产阶层萎缩，使社会愈发对立。次贷危机爆发后，政府动用巨额纳税人资金，拯救危机制造者——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但是另一方面不断削减直接关乎大众福利的卫生、教育、住房等社会服务支出。如此 显著地增加了社会对立。美国国会两党围绕“提限、减赤”的激烈纷争，实际是美国社会在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愈发对立的一个折射与体现。
国民经济发生基础性失衡。
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经济空心化，虚热实冷情形严重。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只有10%左右，而金融业贡献却在40%以上。次贷危机发生之前，美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价值是实体经济的6-8倍。这种头重脚轻的怪状必然不利于经济稳定。
国家债务超过资产。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富人倾向奢侈消费，总体边际消费递减，而穷人只能限额消费、借债消费。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年度支出普遍高于年度收入，习惯借债度日，寅吃卯粮。美国的债务累计55-75万亿美元，人均债务达到18-25万美元。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这些发达债务国看不到有根本解决债务困境的希望。
在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中，“有毒资产”居高不下，甚或超过正常资产。作为“有毒资产”的制造者，美国则有过之无不及。国际货币基金前总裁卡恩认为，根据以前发生的120次银行危机的经验，不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经济复苏。
美元经济内外失衡。美国国债60%美国人持有，40%外国人持有。但是，美联储供给的美元只有30%在国内流通，而70%在国外流通。所以，美国的量化宽松，尽管实际效果（对美国实体经济）小，负面影响（美元贬值）大，但是负面影响大部分溢出到国际。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本质上要求动荡，只有动荡，才有投机获取暴利的机会。
美国霸权无可避免地衰败。
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宗教国家”，“上帝赋予使命的国家”。建国伊始，美国精英们就在编制“美国梦”，标榜“奉上帝使命”，以建立“山上之城”，以便将上帝之光撒播世界。长期以来，自由与民主是美国精英编制“美国梦”的主色调，赫然地写在美国高举的霸权旗帜上。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梦”是一个温馨、甜蜜、令人产生无限遐想或心驰神往的字眼。但现如今，无论是自由经济还是民主政治，美国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那些追梦人还在梦境中陶醉时，不经意间，“美国梦”忽然破灭了，纯真被邪恶所取代，朴实被贪婪所取代。
霸权主义近乎将一切资源与资源流动附加上政治内涵，美国依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决定国际市场的流通内容，界定国际市场的范围，例如，对战略资源与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由此严重地扭曲了世界市场，使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与秩序越来越缺乏效率。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借由霸权，实行不等价交换，甚至直接印刷美元纸张或发行美元电子符号，即可与其他国家的优质商品、服务进行交换。这种巧取豪夺，不劳而获，不仅使美国产业空洞化，而且令美国的先进性严重退化，积累起数以千万计的“废物公民”，完全依赖政府救济、保障为生。深入美国的人，一方面总会为其少数“上智”的精明而触动，另一方面无不为其庞大“下愚”浑噩而震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几千年东方哲学睿智，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如何深切体会。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一度是美国确立起不同于传统荷兰、英国霸权道路的关键，为美利坚帝国赢得勃勃生机。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产业中心由底特律等中西部的制造业转移到东海岸的金融业和西海岸的信息业。在金融资本主导、华尔街全力操纵下，美国依旧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寻求一条金融扩张的道路。但是，金融扩张之路，是一条疯狂之路，也是一条死亡之路，历史上先后走上这条道路的荷兰和英国，最终都丧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今天美国华尔街的疯狂远非昔日的荷兰与英国可以比拟，这也意味着美国的霸权无法象荷兰与英国那么持久。现代金融本身就是一个泡沫制造剂，建立在泡沫基础上的美利坚帝国大厦，实质就是一个海市蜃楼而已。日出云开雾散，海市蜃楼注定要消失。因此，在历史长河中，美利坚帝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美国正面作用不断减少，负面效应不断增加。
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又没有勇气搞社会主义，因此美国主导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无主义”也就是没有发展方向的危险境地。金融危机使投资者、机构、纳税人、政府乃至国家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无信任”令商品服务无法正常交易、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国家之间也难以有效合作。资本主义失去了重心与中心，G7心力交瘁，G20力量涣散，“金砖国家”有力无处使，世界正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秩序”时代。在“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情势下，世界经济的巨轮业已进入一个陌生水域，可怕的是无动力，无舵手，亦无航海图。因此，国际金融长期持续动荡，世界经济长期持续低迷，资本主义长期持续衰退，美国霸权长期持续没落。
美国在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旗帜下，将国家债务、地方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搞到了不可持续的高度。2008年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私人债务国家化”，逐渐平息了危机。但是，危机的火种并没有熄灭，而且在政治家们的裱糊下，焖烧得越来越旺。2011年7月底8月初，以美国两党“提限”、“减赤”政治纠纷以及标普降低美国主权评级为诱因，国际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危机由“私人债务国家化”的“上半场”进入“国家债务国际化”的“下半场”。美国定然会利用各种优势工具，将风险转移给世界，将危机转嫁给世界，将沉重债务负担抛给世界。
中国不应立于美国危墙之下。
在国家利益上，中美之间短期或技术上可以苟且互利，但是在长期或战略上则存在本质性冲突。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霸权国家，居于国际分工的顶端，长期利用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用美元地位与美元国际环流剥夺全世界，利用文明的差异，在世界制造冲突，损害全人类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人民为敌。美国政权本质上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中国共产党党章，都明确规定，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以及由她组织领导的政府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中国的党和政府与美国的党和政府所代表的利益在本质上是冲突，甚至是不可调和的。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表面上，为中美建立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然而实质是中国与美国形成了危险而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即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中美之间的严重不对称的依赖，赋予美国剥削、欺压、敲打中国的特权。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美国必然要利用中美不对称依赖、利用所谓“利益攸关方”向中国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依赖，正是美国向中国不断转移风险，才使中国目前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在外，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在内，通货膨胀持续加剧。中国的经济灾难已经开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若不改弦更张，定会引致更大的灾难。美元危机、美债崩溃、美国霸权的衰落、金融资本主义消亡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的必然与文化的必然。中国万万不可立于美国这一危墙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