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的神话》
文/江涌、高寅
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货币》的开篇这样说道：“它在今天人们的心中，仿佛是空气，是水，是阳光，是陪伴人一生的东西”，“地球的生命是45.6亿年，人类的生命是250多万年，它的生命是5000多年”，“人们知道它从哪里来，但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它就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货币”。 货币之所以如此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社会财富的代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货币职能、表现形式以及衍生出的主权问题都被赋予了新内涵。货币是当代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要素。
一、传统货币职能的新变化
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 ，货币具有五大职能——价值尺度，即衡量和计算一切商品价值量；流通手段，即买卖商品；贮藏手段，即作为社会财富被人们贮藏起来；支付手段，即偿还债款,支付租金、利息、工资和赋税等；世界货币，即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充当一般等价物。 这是政治经济学对从古至今世界各类货币所具备的基本特征的传统概括。
在当代世界经济中，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以及交通信息通讯发达，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为纽带，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将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方兴未艾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在貌似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筑起入了更加强大的贸易和金融壁垒。虚拟经济持续膨胀，不断渗透甚至控制实体经济；金融动荡常态化和经济危机周期化，不断转移开放国家财富,损毁开放国家生产能力；人类财富进而话语权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10%→1%→0.1%→0.01%）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面前，只能选择开放，而开放所带来的风险，往往又是这些国家难以承受之重。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经说过，国际秩序是强者送给弱者的礼物，不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都是一种失败。政治经济社会学家对正在变化的世界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困境，给予了很多种解释，有很多原因，但是最后往往还是回到那句老话——“货币最重要”。
当今世界，美元总体上依然是最强势最广泛使用的世界货币，但是美元的购买力与1971年脱钩黄金之前，更无法与19世纪末期——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相提并论。美元摆脱黄金约束成为纯信用货币，不仅丧失了货币的“储藏手段”功能，而且在长时间序列上也基本失去了“价值尺度”功能，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在新形势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货币——美元，其发展过程中所蕴藏的丰富信息，是解码世界经济变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困境的关键。
二、现代货币职能的新视角
很显然，对货币的传统理解，如五大职能，早已不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因为信用货币本身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基本前提已经不存在，所以要洞察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把握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就应该并且必须对货币职能赋予新的解释。笔者根据实际情况，尝试从三个新视角对货币职能进行解读。货币的现代职能可分为三类：市场职能、国家职能和社会职能。其中，市场职能是货币的内在职能，国家与社会职能是内在延伸或外界赋予的职能。
价值衡量职能。“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货币依然“充当一切商品的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貌似“价值的一般代表，可以购买任何别的商品” ，对所有其他商品价值大小进行衡量，直接直观表现为短期价格。价值衡量职能是货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基本职能。
流通支付职能。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货币由买方向卖方转移，商品由卖方向买方转移，在这个双向过程中，货币已经执行了流通职能。同时，由于个人信用、商业信用、国家信用的出现，大额货币较少以硬币或者纸币形式出现，电子货币已经成为一种通用记账符号，对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借贷及买卖行为予以记账确认，使得交易成本不断下降，极大地繁荣了世界经济。
信号导向职能。货币直接表现出的价格成为向一切参与主体发出最直接信号。单个商品价格高低直接决定生产者是否生产以及生产规模大小，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什么以及购买数量；综合价格指数——例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采购经理指数（PMI）等——直接影响相关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导向和力度大小。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除金融产品直接价格外，利率反映资金借贷相对价格，汇率反映不同货币相对价格，这些价格直接向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发出买卖信号，调剂资金余缺。
国家治理职能。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金融经济危机日趋频繁，如此高度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硬软实力的突出表现。货币作为一类金融与经济主权，作为资金血脉，在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全方位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最直接表现为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系统的流动性进行松紧调剂，这是中央政府实现调控职能的最重要工具。如果说军事国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握紧了“枪杆子”，那么货币金融则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钱袋子”，成为实实在在的国之重器。在经济全球化今天，在全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的能力一个关键就是驾驭货币能力
国家安全职能。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货币则是金融体系有效运转的最直接承担者，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基础——经济安全。此外，货币已成为世界强国、金融垄断资本针对主权国家进行无硝烟战争的手段与精确打击的利器。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大鳄对部分亚洲国家实施了货币攻击，引发汇率危机，而后升级为金融与经济危机、社会与政治危机。被袭击的国家，人民辛苦劳作几十年而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无数家庭惨遭不幸，一些铁腕政权在金融危机面前，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痛一幕迄今仍在世界不断上演。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若要推翻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破坏它的通货体系乃是最精妙、最有效的办法。
促进社会和谐职能。如果说意识形态是社会精神层面的稳定器、润滑剂，那么货币财富则是社会物质层面的稳定器、润滑剂。货币适度的供给与顺畅的流通，在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还可以促进社会稳定繁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旦货币供给不足或流转不畅，社会就会陷入日常交易成本增加、生活生产迟滞、各种主体活力不足的局面。同时，如果货币被滥发，造成超级通货膨胀，也会极大冲击社会稳定。在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政府滥发的法币和金圆券到最后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废纸，最终也从经济上使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以及经济基础。值得关注的是，现代国家应对驾驭货币的能力，并没有随着科学发展与管理进步而提高，所以当今世界由货币引发的危机日趋增多，社会动荡也日趋增加。
就人类历史发展主流而言，有人的地方，就有交易；有交易的地方，就有货币；有货币的地方，就有文明与繁荣。货币形态关系到文明形态，货币流通速度关系到经济社会繁荣程度。现代经济更是须臾不能没有货币。综合货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承担的市场职能、国家职能和社会职能，货币就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三、货币形式与货币实质
（一）传统货币已死
货币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以各类实物形式存在。布帛、陶器、牲畜、兽皮、海贝、珠玉等都是其表现形式。其他的东西“还包括盐、丝、毛皮、鱼干、烟草甚至羽毛”，还有“石头”“珠子、闪光贝及其它贝壳”，甚至“香烟” 。金银大规模被发现后，自然充当了货币职能。马克思指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
金银并不必然地充当货币，在美洲大陆土著人所建立的帝国中，金银就不是货币。印第安人对金银有着诗意一般的理解——“黄金是太阳的汗水，白银是月亮的眼泪”。不过，世界经济演绎最终选择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集于黄金为本位而形成的国际货币汇率，才能排除国家干预与操纵。如此，只有建立在金本位制上的经济体制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真正的市场经济。金本位以及由“黄金输送点”确立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是市场体系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关键。
但是，在日常交易中，金银依然会产生较大交易成本——成色千差万别、形状大小各异、不利于大量携带、不断被消耗磨损等等。为克服金属货币缺陷的努力很早就开始，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我国宋朝四川成都应运而生。而且，这一努力始终没有停止，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通讯技术进步和信息网络发展，纯信用货币产生，真正地终结了黄金这一“野蛮的遗迹”。货币成为了一个符号，甚至是一种电子符号，货币多少在金融机构数据库中只显示为数字多少而已。
作为现代货币的纸币和电子货币已经颠覆了经济学中的稀缺与理性。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由两个基本的前提性假设：一是稀缺，二是理性。自私的经济人为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而交换有限的商品。这两个假设成立，左右交叉的供需曲线，在产品数量（横轴）上，随价格变动（纵轴）自求平衡。具有挑战意义的理论问题是，美元脱钩黄金，货币发行与贵金属无涉，纸币成为真正的印刷品，不再属于稀缺商品。纸币脱离贵金属，不再稀缺，发行者持有者自然也就无所谓理性。
如果不和黄金或是商品产生关联，金钱就称不上是某种类型的权益，它甚至不是一种真正的资产，不像房地产或股票；它是一种抽象的东西。 现代货币被高度抽象了，传统的货币定义僵死了。
（二）货币不同于资本
货币和资本是不同的。货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相互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 说得更直白一点，资本可以表现为货币，前提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能够提供让资本家进行剥削的条件。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有故意混淆之嫌，企图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实际上，货币只有不断被投入再生产过程，转化为生产要素，才能被赋予资本形态。
货币的历史远较资本久远，资本只是与特定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而货币贯穿商品经济的整个历史阶段；货币的功能远较资本强大，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货币不仅能带来经济上的增值收益，而且更能带来诸多公共权力，甚至是社会支配力与政治权力。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混淆二者，依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企图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性与合理性进行辩护。更为重要的是，要掩盖金融家控制社会乃至政治的垄断实质，为国际社会中特定的少数、金字塔顶端的天使辩护。
（三）犹太人掌握货币密钥
一直以来，很多社会精英更勿用说社会大众，都不甚清楚货币的本质。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用一辈子的努力博得各种带光环的虚名，最终对货币的本质还是一知半解，试想以己昏昏岂可使人昭昭。马克思曾引用过格莱斯顿的一句话：“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受恋爱愚弄的人有增无减，受各种货币理论愚弄的人更是如此。对货币的认识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
从古至今，犹太人一向以精明聪慧、经商玩钱而著称。犹太人“通过他们遍布全欧亚非的迁徙网络，将货币汇兑和融资交易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当今世界，似乎没有哪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对货币的本质有着的深刻，玩各类货币于股掌之间，谈笑间，即可让一个个强权灰飞烟灭。从有史记载的“威尼斯商人”与“威尼斯骗局”来看，犹太人玩弄货币至少有一千多年，深知货币实质与要害。
看看犹太人对货币各种掷地有声的表述：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认为，一个社会有三样东西至关重要，劳动力、土地与货币，货币商品化（私人化）是社会灾难的开始；自由主义大师、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定货币最重要，把通货膨胀归因为货币过量发行，他的名言是，“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在一定意义上，通货膨胀是、而且也只能是由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引发的” ；前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告诫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要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第一条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第二条是“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第五条是“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著名金融家、一跺脚整个欧洲都会颤动的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有一句名言，“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认为，掌握货币的人是最有权力的人；美国前国务卿亨、著名战略家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认为，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能源就控制了国家，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世界。这些犹太人的真知灼见已经明示，货币之于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极端重要性。
一个熟知国际金融理论抑或熟练金融市场操作的人，倘若不清楚犹太教、犹太文明、犹太人的历史，不清楚犹太这个民族历史上曾经遭受的苦难，以及近代以来犹太财团给世界施加的灾难，那么可以说，他对金融依然是一知半解。一部犹太人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金融史。一部世界金融史如果没有犹太人或犹太财团，就犹如《王子复仇记》没有了哈姆雷特。解码金融本质的密钥就藏在类似《塔木德》这样的犹太经典中。在历史与当今的金融领域中，犹太人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影响力上，都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地位，甚至是压倒性优势，层出不穷各种最优秀的金融家、思想家、战略家，以及在这些大家后面默默伫立着各类教会、基金会与金融财团。当今世界，金融领域数得上的响当当的金融巨子，要么本身就是犹太人，如投机大师索罗斯、股神巴菲特、美联储两任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彭博创始人布隆伯格等等，要么就是犹太财团如摩根、洛克菲勒、罗斯柴尔德、高盛、所罗门兄弟等培育、培养的各类代理人。可以说，现代金融市场、思想理论的顶端为犹太人所占据，他们每一次重大决策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地缘乃至国际政治的走向。他们的力量就是来自巨大的货币杠杆，支点可以是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尤其是政权的，中央银行就是一个重要的支点。
四、从央行私有化到货币私有化
（一）前“美国央行”的缘起与落幕
在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前，美国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先后分别成立了类似于中央银行的两大国民银行，分别是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由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提议设立，特许经营期从1791年至1811年。但是，第一银行的经营许可在1811年到期时没有能够展期经营。“州立银行联合向国会提出议案，认为第一银行涉嫌不公平竞争，要求撤销对第一银行的特许权。” 美国第一银行的基本特征——私有的赢利性组织——为当时的政界和民众所诟病。美国第一银行后来与纽约曼哈顿公司成为了华尔街的第一家银行，它在1955年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银行合并，成为了今天闻名遐迩的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
1816年美国第二银行成立，特许经营期从1816年至1836年。“第二银行最擅长的业务”，“除了威胁州立银行，就是贷款给股票炒家，甚至直接参与股票炒作”。 美国总统杰克逊认为，“第二银行将国家财力集中于一个机构，将贷款集中于东部工商业，涉嫌违宪” 。于是，在1836年特许状到期后，第二银行只能以州行的身份继续经营。美国第一银行与第二银行因为拯救美国经济而应运而生，但是其存续因为私人化而被否决。
（二）英格兰银行与美联储：货币私有化
犹太财团一直擅长投资政治，玩金钱与权力的游戏。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犹太财团居功至伟。1694年英国成立了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作为中央银行。在日后的经营中，英格兰银行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为犹太财团所掌控。自美国独立建国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度占据绝对优势，但是犹太人利用运河开凿、铁路修建、西进发展等持续而巨大的融资机会，迅速积累起强大的实力，并且形成了以华尔街为中心可与盎格鲁财团相匹敌的势力。犹太财团为巩固提升在美国的话语权、主导权，一个比英格兰银行权力更大、更加独立的中央银行呼之欲出。
同样，因势利导，美国的金融资本制造并利用一系列而且愈发严重的危机，华尔街与华盛顿进行了拉锯式谈判，最终于1913年达成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根据该法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美联储的核心管理机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此外还包括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联邦咨询委员会以及大约2900家成员商业银行。 相对于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独立性较差，“英格兰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由财政大臣决定”，“目标独立性方面也不及美联储”。
根据相关协议、法律以及事后的各类实际运作（魔鬼常常潜伏在细节中），独立的美联储实际上掌控了美国货币——美元——实际发行权。很多美国人至今仍然不明白，在世界上到处横行霸道的美国政府竟然没有货币发行权，而只有发债权。美联储购买由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从而投放美元货币，将美元“借”给美国政府，而购买多少国债——发行多少货币——基本上由美联储说了算。当初这种设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严格财政金融纪律，防控通货膨胀。美联储是依照股份制成立，美联储主席及其决策团队，政府没有任命权只有提名权，主席的任期要比总统任期更长，而且没有届数限定，因此主席比总统拥有的权力更具稳定性与出台的政策更具延续性。
美联储——美国的中央银行──实质是金融寡头们的行业协会，是华尔街利益的总代表。华尔街通过美联储掌握了一国最关键的权力——货币发行权以及相关的利率汇率决定权，掌握了美国的货币主权，掌握了美国的经济命脉。资本主义的一切游戏规则都是以金钱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国家，全球霸权国家，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最关键的最核心的权力却牢牢掌握在私人手里，华尔街成了世界头号国家的实际当家人，霸权国家的中枢，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核心。华尔街决定了美国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性质。
五、最有权势的人是掌握货币的人
（一）对货币权力的争夺
西方五百年来在新教伦理陶冶中形成了“货币哲学”。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掌握货币的人也就是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 犹太人因为掌握着货币权力，因而为相关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公众所忌惮。一旦条件成熟，各种反犹太人事件就会层出不穷。“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德国在原来许多小国的基础上最终统一为一个大国”，“这些犹太人也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包括股票权、土地所有权和执业权。在欧洲，这导致了反犹太人运动（Anti-Semitism）的兴起”。 这种偏见在19世纪90年代蔓延到美国，很多类似行业协会之类的俱乐部不接受犹太人入会。在20世纪30、40年代，随着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乃至大屠杀，国际排犹达到了顶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央银行发挥的作用要比现在小得多。特别是其创造货币的能力，严重受限于现存的金银存量”，“一旦停止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自由兑换，中央银行制造货币的权力就具有潜在的无限性”。 货币权力是核心权力，国家与私人围绕货币权力展开了翻来覆去的激烈争夺。美国成立之初，各州以及民间都拥有货币发行权，后来美国联邦政府坚定地将此项权力牢牢抓在手中。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脱胎于基督教伦理），为犹太人（基督教的最初创立者与原教旨的遵循者）掌控货币提供了便利，因此围绕货币发行权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
美联储的成立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犹太人的胜利，但是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为以主街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翻盘，提供了契机。“罗斯福新政”使美国政府重新抓住货币主导权，将大量货币投放在公共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中。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积蓄能量，利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涨危机，实行了复辟，夺取并强化了货币主导权，并积极推动经济金融化、社会金融化乃至政治金融化，全方位牢牢控制了美国经济（如市场）、社会（如舆论）、政治（如两党）。货币权力向私人的转移，甚至被私人操控，不仅使英美等国出现明显的经济空心化态势，实体经济萎缩，虚拟经济膨胀，货币金融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使英美等国两极分化更加明显，社会对立更加严重，更为重要的是，货币主权的丧失，导致经济社会政治被全盘操控，使英美等国事实上处于一种金融殖民状态。
（二）华尔街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
民主党和共和党是美国两大政党，表面上针锋相对，在公众面前大秀为民争利的表演，然而在本质上一直都是代表并维护着大资本家、大军火商、垄断财团的利益。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资本主义民主选举设计，实际上就是钱袋子的较量。华尔街通过雄厚的资金实力，在以经济金融化（如股权投资）控制产业资本（盎格鲁撒克逊人集中的军工复合体）之后，进而直接控制或间接影响着美国两党及其相关政客。华尔街通过人事、合作、捐赠、旋转门等制度安排，将大量的金融、经济、新闻、法律人才向两党进行输送，不管哪一党上台，华盛顿实质都是从属华尔街，华尔街金融家才是美国的真正主人。
华尔街金融家（核心）借助美国（中心）控制世界（外围与边缘）。美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处于全球霸主地位；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地带；欧洲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则处于中心与外围的中间地带；一些极不发达国家、被现行国际秩序所排斥的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外围与边缘国家因为总是处于受欺压、受剥夺的境地，因此它们的政府和民众通常不满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他们指手画脚，不时地把怒火指向美国政府。殊不知，美国政府只是台前打手或跑堂伙计，华尔街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或后台老板。
六、货币主权愈发重要凸显
（一）被忽视的货币主权
捍卫国家主权——真正实现独立自主——是实现发展以及维护安全的基本前提。多年来，国际关系领域对国家主权的理解比较狭隘，通常只包括政治主权和领土主权，而忽视经济主权，尤其是货币主权。全球化下，经济主权尤其是货币主权更加重要与凸显，因此维护主权应当而且必须是全方位和多角度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领土、网络等主权缺一不可，任何一类主权的弱化或丧失，都会极大地影响其他主权的维护与巩固，进而影响相应的治权行使。作为经济主权中的货币主权就是一类极端重要的主权。
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出现多起因主权不清而导致治权混乱问题。例如，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黑人非国大（在野）一方与以德克勒克为代表的白人国民党（殖民统治）一方，就有关政权组织与分权问题进行了长期拉锯战谈判，然而由于非国大对财政金融（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因此在这些“边缘问题”上轻易地向国民党作出了让步。结果，非国大最后实现了执政，但是关键的钱袋、货币不在自己的手里，因而诸多政治抱负与发展蓝图根本无法实现。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中英有关香港问题谈判上，由于中国对主权认知局限于传统政治与领土主权，对经济主权认知不清，导致回归后香港的金融主权多半掌控在美国人手里，而财政主权则多半掌控在英国人手里（近似税收机构的地产商实质是英国资本）。直至今日，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依然受到美英两国的重大影响。主权被侵蚀自然波及特区治理的有效性，这是今日香港乱局的重要原因。
二战后，冷战开启，美苏争霸，也彰显了货币主权的极端重要性。冷战铁幕拉开后，以美苏为核心，在世界形成了两套体系，包括以美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及以卢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两套体系一开始运行都还不错。
但是，苏联在赫鲁晓夫当政后，对于斯大林实行了“将婴儿与洗澡水一同倒掉”的错误政策，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路线，并坚持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然而，军备部门的很多东西都需要用美元购买。“苏联的雄心壮志却需要通过出口石油与天然气换取真金白银来完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要解禁经常账户，融入国际货币体系，而此时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资本主义、更准确地说是被美国主导的。莫斯科不产美元而华盛顿可以源源不绝地供给，苏联只有多挣美元来维持军备竞赛。“1984年春，苏联把更多的资源转到高技术军事部门，花费了数百亿美元巨资也只能勉强对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作出不对称的响应。” 这是苏联失败的重要经济原因，即失败并不是由于共产主义不能产生财富，而是因为苏联共产主义试图按照美国资本主义的规则与秩序运转。
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家独大，冷战期间的一些照顾盟友或拉拢第三世界的政策，显得多余。如此，美国越发肆无忌惮地把昔日的“国际分工”扩大深化：美国负责生产美元，其他国家负责生产美元可以购买的产品。美国印刷钞票或发行电子货币购买世界，近乎不在顾忌国际收支的平衡，导致外债不断升高，屡屡突破历史记录，形成今日的“债务悬河”，威胁整个国际金融稳定以及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美国实施“量化宽松”，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稀释美元持有国的财富，解决美国债务问题，把自己的债务危机转嫁为他国的债权危机，从而使诸多对货币主权认知不清的债权国落入了“美元陷阱”。
（二）牢执货币主权：日本的经验与欧盟的教训
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国土一片废墟，满目疮痍，经济近乎完全被战争拖垮与摧毁，盟军（实际上只是美军）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政治接管。在政治与领土主权受到严重“侵蚀”的情况下，日本却罕见地保留并且牢牢掌握着货币主导权，利用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措施控制金融资本扩张。日本央行始终在财政部的领导与掌控之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近乎完美地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听命于政府指令，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服从于各种产业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才有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日本“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并用，以致有的学者甚至把日本经济体制称之为‘半计划制度’” 。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日本人均GDP增长从1913年至1950年为0.9%，1950年至1973年为8.1%，1973年至1990年为3.0%。 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呈现要“买下”美国的趋势。
日本因保持货币主权而实现快速成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时下的欧盟。一度赢得无限风光的欧洲货币一体化如今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欧洲货币一体化是以欧盟成员国（当然集中为中小国家）让渡货币主权为前提。“主权模糊”由此被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界高度赞誉与吹捧，成为全球化改变世界——“世界时平的”——重要指标与范例。然而，设计的美好与有效，需要实践（尤其是大危机、大冲击）的检验，而且反复检验，才能给予肯定与合格的判断。
美国次贷危机引爆欧债危机。欧洲危机爆发后，那些原本财政收支紧张的国家——集中为南欧“猪群”（PIGS）国家，雪上加霜。加入欧元导致货币主权的丧失，国家没有独立货币主权来保护本国市场,无法通过货币政策对国际贸易、国际收支进而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有效调节。更为糟糕的是，统一货币的欧盟没有统一财政（迄今也看不到任何可能），这就表明没有转移支付来统一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在困难时期必须要多方协调谈判博弈，而且作为被拯救一方，财政收支困难甚或陷入债务危机的一方，越来越没有什么谈判筹码，任由区域与国际大国摆布，经济惨不忍睹，社会加剧动荡，政局一再更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原本就三心二意的英国，考虑到货币主权丧失、受其他弱小欧元区国家所拖累以及欧洲一体化越来越不确定，开始犹豫彷徨，不仅对加入欧元区坚决说不，而且有越来越高的呼声要退出欧盟。
（三）侵蚀货币主权：发展中国家之殇
货币主权被侵蚀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也是最紧迫的安全威胁。多年来，美国不断用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拉美国家进行渗透，诸多经济学家、政治家都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忠实布道者与实践者。不加选择地引进大量外国资本，投入到本国低端制造业和金融投机领域，如此不仅没能实现制造业的改造升级，反而使得本国资源、产业为国际资本所控制，更为关键的失去对货币主权的控制。像阿根廷，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竟然一度放弃比索定价权，将中央银行体制改为货币局体制，货币发行权定价权交给了美联储。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从1950年至1973年，人均GDP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2.06%、3.73%、1.26%、3.17，从1973年至1980年为0.48%、4.26%、1.72%、3.8%，从1980年至1990年为-2.33%，-0.54%，1.1%，-0.31%。 拉美一族落入了所谓“拉美化陷阱”，也就是世界银行所渲染的“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一个易于被忽视然而非常重要的研究结论是，拉美落入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货币主权丧失的必然结果，是实实在在的货币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