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特质。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殖民主义几近疯狂，一再掀起抢夺瓜分殖民地的战争，生灵涂炭，人民遭殃。二战后，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传统的直接剥削、掠夺的殖民方式无以为继，帝国主义转向以不平等贸易与投资方式实施间接剥削与掠夺，旧殖民主义被新殖民主义所取代。20世纪80年代后，以工业资本主义为内核的帝国主义上升到金融资本主义为内核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有了新的发展，经济金融化成为新殖民主义的新形式、新手段。
（一）自由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工具
人类社会不同于其它自然群体，主要在于人类社会以阶级划分、以国家标识以及以相应的阶级与国家意志加以体现。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强权、霸权国家的意志往往就是国际主流思想，体现于国际现存秩序。
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志。14-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当时集中为商业资本）诞生与壮大，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欧洲萌发。英国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发源地。但是，直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自由主义思想才得以体系性确立。自由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实践（包括制度与体制的建立、内外经济社会政策等）相互促进。自由主义对英国的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等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当英国确立世界霸权后，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英国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便逐渐成为国际主流思想。
在自由主义理论中，最具体系性、最富实践性、最有影响力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是配第的自然法、洛克的自然权利、诺思的自由贸易、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和自然秩序等经济自由观念以及英国早期经济政策的总结和发展。斯密主张让“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自由竞争，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经济规律向前发展。斯密经济自由主义影响英国社会精英，凝聚英国统治阶级共识，清除英国封建思想残余，最终确立英国资产阶级统治，促进英国资本主义发展。
自由主义与对外扩张有着内在联系。英国是在一系列严密、严厉以及长期的保护中实现国家的强大。1815年强制实施进口关税的《谷物法》（或称《玉米法案》）于1846年废除；自1381年开始颁布而后不断完善的《航海条例》，直到1854年才完全废除；为了保护促进纺织业发展，政府直接规定，严禁羊毛出口，违者坐牢甚至杀头。但是，为充分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英国一直积极鼓吹与相对落后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如英国用公开游说与私下贿赂的手法，与葡萄牙签订《梅休因条约》（1703年），该条约给葡萄牙封建贵族带来了好处（葡萄酒可以行销英国），但是摧毁了葡萄牙正在成长的工业。
工业革命后英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对海外销售市场、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形下，英国把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以及自由贸易政策当作“好政策”和“好制度”积极向新老大陆、新兴国家、殖民地宣传推广，为英国殖民扩张服务。1860年同样通过游说与贿赂的两手，英国与法国签订了《科布登条约》，该条约一度重创了法国的民族工业。英国输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对新大陆影响深重，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就是一位斯密的拥趸，杰斐逊坚决主张美国应当成为一个奉行自由贸易的农业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的国家主义思想在第二次英美战争（1812-1815）后，逐渐被美国资产阶级普遍接受，这是美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思想前提，是美国走向强大的思想起点。
汉密尔顿的国家主义思想及其实践，被寄居在美国的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所深刻领悟、接受与发展，这位被尊崇为“德国工业化之父”经济学家在1841年完成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书中深刻揭露亚当斯密经济学的荒谬以及英国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伪善。
在李斯特看来，经济有私人经济、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分而且各自明显不同，斯密的理论对私人经济学做出了较好的论述，然而，在国家经济学方面却明显不足，因此用私人经济学来代替国家经济学必然是错误的。斯密等人的经济理论抽象掉了“国家”这一实体来谈人类致富，因而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经济学”，它完全没有顾及到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
对于英国向世界兜售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的伪善，李斯特的揭露形象而深刻：“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很显然，美国、德国这些新兴市场没有依照英国鼓吹的自由贸易——国际分工的自由主义说教来发展本国经济，而是选择了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以推进工业化目标，以保护制度为手段，以科技和教育发展为条件，以社会制度改革为保障的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强大了，紧接着德国强大了，抛弃自由主义的法国强大了，而后日本也强大了，这些“学英国所做的而不是所说的”新兴国家相继走上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发展道路。而那些信奉英国的说教、执迷于自由主义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在持续落后中不断沉沦。
美国强大后接过（实际是抢夺了）英国的权杖，同时沿用、发展、完善自由主义思想，来治理与统治世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未变，因此强盛后推行殖民主义的本质不变。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特质。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有殖民主义土壤，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固有产物，新殖民主义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著名革命家、思想家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是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条件，非资本主义的组织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列宁指出，“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病态的可以纠正的偏差”，“而是资本主义基础发展的必然桔果”。 “帝国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殖民政策，它们除了继续残酷地压榨余下的殖民地外，更重要的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殖民主义。它们用各种军事、政治手段来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告独立的国家置于它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同时，它们利用经济‘援助’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它们的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以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压榨这些国家的人民。”
美国虽然没有冠以帝国之名但是一直在行帝国之实。但是，美帝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结构不同于英帝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不同英帝国，美帝国与英帝国处于帝国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因此二战后美帝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秩序不同于英帝国，采取不同的殖民方式，即新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新实践需要更新殖民主义理论，用以解释殖民主义实践以及指导殖民主义政策的制定，如此，自由主义便为新自由主义所代替。
（二）新自由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开始，西方殖民宗主国纷纷采取武力干涉以阻止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独立。但是，殖民战争与讨伐远征根本无法阻挡民族觉醒与独立的进程。1962年3月23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发表演讲，不得不承认“民族独立革命是阻档不了的”。于是，西方殖民宗主国主动变换花招，妄图在丧失殖民统治的名义之下，取得或保留昔日殖民统治的实际利益。
大致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西方殖民宗主国从旧殖民主义转变为新殖民主义，主要方式有：在政治上，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培养代理人，支持统治阶级的上层，以及当地的资本主义势力，保证稳定的政治局面，把发展中国家继续保留在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在经济上，采取了新的经济策略，继续使发展中国家充当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以便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即“法律上的政治殖民化”被“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化”所代替；名义上，政治获得独立；实际上，经济处于依附。在旧殖民主义时期，殖民地对宗主国是政治从属关系。在新殖民主义时期，发展中国家对原西方宗主国保持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实质就是依附关系。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写道：“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
新殖民主义方式的一个重大调整是西方殖民宗主国进行力量整合，形成集体宗主国同盟，共同维护殖民体系。面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国际新形势，西方殖民宗主国意识到，单打独斗以及窝里斗的不必要的力量消耗必须得到纠正，因此在英美权杖移交之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了新的力量整合，即在共同利益、目标和战略的基础上实现国际社会阶级联合。1968年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在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口号下，以推进全球问题治理为导向，确保美欧新老殖民宗主国，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心，对整个国际体系实施有效控制。1973年成立了三边委员会，加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团结，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制定共同的全球战略，建立一个以北美、西欧、日本为核心的“世界秩序”。1975年由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国家参加的、体现垄断资本和国家官僚利益的“七国集团”开始运作，由此帝国主义的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殖民主义战略逐渐成为西方强国的集体战略，“七国集团”成为集体宗主国。
20世纪60年代初，“新殖民主义”一词开始在学术界流行。加纳前总理恩克鲁玛60年代撰写出版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对新殖民主义作了深刻透视：“新殖民主义已经代替殖民主义而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工具”，“是帝国主义的最后的、也许是最危险的阶段”。“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说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际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从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 “新殖民主义是以大财团控制名义上取得独立的国家作为基础的”。
新殖民主义一开始用贸易、投资把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该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处于设计、专利、核心制造、营销的“微笑曲线”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代工制造（组装贴牌）的“微笑曲线”的低端。实际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新型国际分工扮演者管理与监督的角色。
随着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完成国内经济金融化——后工业经济（社会）之后，金融垄断资本操控国家政权以及国际组织，以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施压一个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金融开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自由兑换。“华盛顿共识”就是依据新自由主义理论而制定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一个实行和平演变，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把软刀子。”
如此，继发达国家之后，经济金融化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新兴市场积极推进，金融资本开始渗透相关发展中国家的每一个领域，国际金融资本逻辑刷新相关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与政策。列宁指出：“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 一百年以后的今天，金融资本可以说是法力无边，近乎支配所有的国家。经济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铺就绝对不是通向繁荣富裕的金光大道，而是“通往奴役之路”。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哈耶克(1899-1992)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认为：任何政府计划、对消费者的保护、对民众的帮助都是法西斯主义，都会导致奴役。作为新自由主义一大门派——芝加哥学派一直视政府计划为通往奴役之路的根本原因。然而，美国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则认为，芝加哥学派的自由经济政策才是真正的通往奴役之路。“真正的通往奴役之路是金融业把政府排除在外，把计划集中到银行业的手中。正如你所看到的，在华尔街，当经济计划集中在贝尔斯登、花旗、大通曼哈顿和摩根斯坦利的手中时，它们的目的是为它们生产的产品找到尽可能多的顾客。而它们生产的产品是债务。所以真正的奴役之路是以强制的劳役偿还债务的道路，这与罗马强制每一个陷入奴役的国家所走的是相同的道路。”
（三）美国努力兜售新自由主义，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
无帝国之名而行帝国之实——
所谓帝国，盖指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统治或支配多个民族或邦国的、强盛一时的君主制政体国家。美国不是君主制政体，名义上称不上帝国，但是多年来美国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帝国。美国学者罗伯特·希格斯认为，现在美国在全球140多个国家中拥有800多个军事设施，大量美国军队在运营着这些基地，并通过这些基地执行作战任务，更不要说每天还有12.5万人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在全球各大洋上巡弋。如果这不是帝国，又能是什么？控制着这个庞大军事机器的美国领导人当然不愿意用“帝国”这个有些邪恶的词语来描述美国的军事霸权，而总是使用“寻求地区稳定和安全”、“威慑可能的地区冲突”、“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合作”等美好的词语来描述美军在全球的行动，这也使得美国的意愿和行动看起来十分的“崇高”。
有关美国的帝国名实的一个重要事实依据是，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积极推进殖民扩张政策，从原本13个州、32万平方公里、200多万人口的小国，扩张到50个州、本土936万平方公里、人口3.1亿的大国。在旧殖民主义无以为继之际，美国则积极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事实上，也毫不隐晦自己的新殖民主义政策。1993年4月8日《纽约时报杂志》刊载保罗·约翰逊的文章《殖民主义卷土重来——并不为时太早》认为，一些国家还不适合统治自己，而文明世界负有到这些危急地方进行统治的使命。已经负担过重的美国将不得不再次担负起主要责任，当然它会得到英法的支持。“唯一令人感到满意的将是千百万在管理无方的政府统治下的人民或无人管的人民无声的感谢，他们将发现这种利他主义的殖民主义卷土重来是摆脱目前难以消除的苦难的唯一途径”。 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向世界兜售新自由主义，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诱导或迫使发展中国家走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美国努力兜售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一度拥有很好的声誉与大批拥趸，但是在西方，一些攻读经济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视为怪论，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视为怪物。“在1945年或1950年，如果你真诚地提出一些今天标准上的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或政策，你将会受到嘲笑或被送入疯人院。” 道理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脱离人类的生活常识与认知逻辑，诸如“理性经济人”这类基本命题是荒诞不经的。
在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历届总统，除里根在若干领域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外，包括里根之前的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以及里根之后的布什、克林顿、乔治·W·布什以及现任奥巴马，都信奉或基本信奉国家干预主义，基本上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里根之后的几届美国政府很明显都热衷于搞双重政策：对内实行或基本实行国家干预主义；对外却诱导或胁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前苏东国家）彻底实行新自由主义。典型例证之一是美国的贸易政策：自己以贸易保护主义为基调，却强压别国推行贸易自由主义，实行贸易自由化。其目的只有一个：一切都是“为了美国利益”。所谓美国的利益，实质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
兜售新自由主义不是目的，目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之下实施一系列的自由经济政策，集中体现为“华盛顿共识”，使相关国家走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
美国在兜售推广新自由主义过程中，使用诱骗与胁迫两手，即一贯的“胡萝卜加大棒”。美国政府曾公布非洲政策，并非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能享受美国提供经济“优惠待遇”，只有那些制度民主化、企业私营化，尊重人权，对美国商品开放市场，并最大限度降低关税、致力于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国家，才能享受这些待遇。然而，民主与人权、私营化与自由化的标准则由美国说了算。一旦诱骗不成，就用胁迫，不能自愿交易，就会强买强卖，目标国政府倘若不接受新自由主义，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军事政变”（如智利、阿根廷、菲律宾等国），抑或“和平演变”、“颜色革命”（诸多前苏东国家、伊斯兰国家）。肯尼迪在《和平战略》一书中公开叫嚣“美援”可以增加“印度和不承担义务的不发达国家……和平演变的机会”。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9年7月5日载文公开叫嚣，“各国已被正告，如不遵循西方的标准，就会招致干预”。
美国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
帝国无疆界，利益遍全球，全球化实质是美国化。“全球化是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所取得的“惊人的增长与繁荣并不仅仅是由于美国人工作得比较辛苦和聪明，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从国外注入的资本、商品和服务。这种注入为美国的借贷提供了资金，保证了美元汇率上扬和通货膨胀停留在低水平上。外国市场使美国制造商和出口商得以制造和销售更多的商品，并且由于出口量的增加而降低了成本”。 “至少在金融市场上，迄今为止，具有重大意义的，与其说是全球化，还不如说是美国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周期性的世界现象。依照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即所谓“四大要素流动”来全面衡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轮的全球化，要比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上一轮全球化主要由英帝国主导，是人员、商品、资金、信息的全面自由化，是典型的英国化。新一轮全球化主要由美帝国主导，主要是以资本自由流动为核心的自由化，人员流动被严格限制，商品与服务流动被严格管理，是典型的美国化。美国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制定经济全球化游戏的基本规则——“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最早是美国学者（约翰·威廉森于1990年初）的应景之作，但是很快成为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共识，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共识。“华盛顿共识”涉及财政、货币、税收、利率、汇率、国企等一系列政策，但是集中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与国际化，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集中体现。
美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全球化的性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国际化，而这种国际化的过程，正是新殖民主义经济、政治政策促成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陈其人认为，战后40多年里，殖民地国家即政治殖民地几乎完全获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但政治殖民地消失后，经济殖民地即新形式的殖民地依然存在。美国经济实力雄厚，企图统治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世界，但美国无需将这些国家变成政治殖民地。除了在某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外，美国可通过经济力量，特别是美元，建立美元帝国。“这是新的殖民帝国或殖民主义。”“用经济力量，争夺和建立经济殖民地，就成为当代殖民主义的特点。” 全球化，实质是美国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新殖民主义化。
（四）促进与保障美元国际环流成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核心
新殖民主义推销员，“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枝；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人员。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古罗马时代，帝国与殖民就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为了获取原材料与商品销售市场，先是欧洲而后美国掀起了殖民剥削与掠夺的狂热，殖民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底色。全球化的今天，帝国主义改变的只是殖民形式，剥削与掠夺的实质未变。在新殖民主义推销员推销的一揽子“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经济金融化是核心内容，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主导经济政策，金融剥削与掠夺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积累方式，华尔街及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阶级基础与主要支柱。“货币和金融的这种新体系是称之为全球化的整个动态系统的互联机制的中央发动机之一，而且这种新体系绝非是经济和技术有机活动过程的自然产物，它完全是某个国家——美国的历届政府所作的政治决策的政治结果。” 美国积极推行经济金融化的主要方略有——
一是资本输出，包括国家资本输出，以债务来控制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过剩商品与产能输出。“资本主义从来都是垄断的，商品和资本从未中止过齐头并进，因为资金和信贷从来就是触及和打开外部市场的最可靠的手段”。 通过资本输出，建立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把广大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即所谓“微笑曲线”的低端。通过资本输出，给发展中国家套上愈发沉重的债务枷锁。
早在60年代中期，恩克鲁玛就指出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就是采用高利率放贷，使发展中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据世界银行发表的1962年的数字，71个亚非拉国家负有外债约计270亿美元，而它们为这些外债付出的利息和服务费达50亿美元左右。 1980年发展中国家未清偿的中长期外债总额为4233亿美元。1986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增加到11200亿美元。1990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已达13190亿美元。 到9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19000亿美元。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乃至政治更迭，由此一步步沦落为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实际附庸。
二是制造金融动荡，迫使发展中国家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由此产生对美国的依赖。金融自由化往往可以带来短暂的繁荣——实际是金融资本制造的经济泡沫，在东道国中产阶层以上的人群中产生“羊群效应”，纷纷参与相关资产的赌博投机。当泡沫吹得足够大后，国际金融资本急速撤离，东道国的相关资产急速滑落，由此爆发金融危机，这是一个以一国为赌场的“庞氏骗局”，而“骗局”不断在信奉自由主义而实施金融开放的国家中上演。
经济金融化与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使得经济危机越来越集中于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越来越集中汇率危机。为应对汇率危机，防范经济与社会动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不得不增加外汇储备。全球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60%以上是美元，70%以上由发展中国家持有，由此产生日趋严重的对美元、美国金融市场、美国金融机构的依赖——实质是依附，故而落入所谓的“美元陷阱”，即新殖民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金实际蜕变为美钞，纯信用货币。长期以来，美元利率低，实际不断贬值，因此持有美元越多，向美国缴纳的“铸币税”就越大。为防止货币替代——更坏的选择，很多国家不得不购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债券，由此导致资金缺乏的一方（基本上是南方穷国）向资金富裕的一方（北方富国）逆向流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资本倒流（即从南方流到北方）的数额已超过600亿美元。 今天仅中国向发达国家流出的资金每年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每年缴纳的不断增长的贡赋。而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金，除去本国消费与信贷外，再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套取5%以上的利差。
三是促进美元国际环流。全球化、金融化使得金融资本主义近乎遍及世界每个角落，美元所及实际就是美国影响力所及，抑或金融资本主义影响力所及。美国联邦储备局是国际美元资本的心脏，美联储（心脏）通过华尔街（动脉），将廉价美元资金输送到世界各地，在各个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毛细血管）象征性兑换成本币，再由形形色色的跨国公司（细胞）完成资金与商品或服务的交换，然而通过相对应机制进行环流。美元资本循环犹如人体血液循环，不过与人体血液循环所不同的是，人体心脏——动脉输送的是氧气养分，而回收的是二氧化碳与废物，美元环流输出的是廉价美元——废物，回收的则是实在的商品与服务——养分，供养美国。多年来，美国正是通过美元国际环流，实现金融霸权，攫取巨额利益。因此，美国的统治阶级是剥削阶级、美利坚民族是压迫民族的本质没有改变。
美元国际环流的关键是各国资本项目自由化，只有让崎岖不平的世界更加平坦，消除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如此美元国际环流才能得以顺利完成。为此，美国建立与强化一系列经济与金融机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贸易组织（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等国际组织，对美元资本流动实施保障与监管。多年来，美国积极用新自由主义理论（集中为货币主义）来刷新各国央行的指导思想，或通过各种运作将华尔街的代理人输送到相关国家中央银行的关键位子，努力鼓励与促进各国央行趋于并保持独立，成为完善美元国际环流机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希腊等欧洲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示，相关国家的央行一旦取得独立，推进经济金融化、放松金融监管、加大金融开放等一切有利于美元国际环流、强化美元霸权的政策与措施便顺理成章，这些国家的央行某种意义上实际成为美联储海外分支机构，自觉为美元国际环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