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经济学不能游离于哲学，市场不能离开政府，商业不能没有道德。然而，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缺德，以“贪婪是好”作为信条的华尔街将这种无耻推向了极致。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坦言：“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没有道德而倚重法制的资本主义如今面临严重危机，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甚或无道德底线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何裨益？
1776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起源研究》（简称《国富论》）常常被看作是西方经济学的起源。但是，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他还撰写了另一部更为重要著作，即《道德情操论》（1759年）。实际上，斯密先写《道德情操论》而后撰《国富论》不是偶然的，因为经济学的前身——政治经济学脱胎于道德哲学，所以只谈《国富论》而不提《道德情操论》本身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学。而道德哲学研究的主要是社会问题。“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的附属品” ，经济长期内嵌于社会，是社会的一部分。
贪婪——可以摧毁一切的心魔
市场虽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是法律、道德客观上划定了市场主体的利益边界。在法治尚不健全的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多的是得益于对道德的遵守——实际集中于宗教戒律的遵守。守道，即不能损害资本家共同利益，不能损害共同利益的基础——契约精神，不能毁坏、凿沉资本主义这个大帆船。
资本主义尚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即便当海盗也有盗规，亦即“盗亦有道”。当初，在西班牙等西欧大陆国家像狮虎一样于海外扩张之际，英国这只鬣狗只能悄悄尾随，司机抢夺狮虎们的猎物。为了有序行盗、可持续行盗，英国以国家名义给海盗发放特别许可证，按股分赃（股份公司的起源），即英国的海盗不是随便能当，或想当就当，想抢劫谁就抢劫谁，而是有牌照、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因为：其一，抢劫涉及的利益巨大，成功得手后，可获得相当于成本的成百上千甚至过万倍的收益；其二，可供抢劫的资源——运输宝藏（金银、香料等）的船舶——有限，每年从亚洲、美洲等殖民地运回欧洲的宝藏的船舶通常就那么几批；其三，运输宝藏的船舶、船队都有武装，或直接武装押运，抢劫风险巨大。
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基督新教虽然摆脱了天主教发家致富的道德束缚，但是赚钱时更讲究规则——恪守道德底线，契约、惯例（如在新大陆的土地、矿藏资源等“先到先得”），发财后同样要为富行仁，给教堂捐款，做慈善，救济穷人，一个不会少。如此，资本主义虽然以血与火的文字载入史册，但是血与火的背后、过后，有了很多温情脉脉的面纱，光鲜靓丽的首饰，如此资本主义才有所谓“普世”魅力。
然而，金融资本主义（伦敦城尤其是华尔街）改变了这一切。作为金融业的核心，银行原本有两大核心功能：一是提供一个有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便利各种经济交易；二是评估与管理风险并进行放贷。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原来的主要职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国民经济服务，在服务中体现价值，获取收益。
从前，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贷款和存款之间的利率差额，银行虽然挣钱容易，但是由于利差一般不大，赚得的也不多。随着自由主义的泛滥，资本家贪婪心魔被唤醒，资本“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自由主义刷新了金融文化以及金融家的从业心里，银行业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银行家们开始寻找新的方法以便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收益——赚快钱、赚大钱。
于是，便有了金融“创新”，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体系生产了大量而复杂的金融品，这些金融产品不断被衍生，最后复杂到连很多设计者也很难清楚了解产品的结构，以及具体的债权与债务关系。在依照市值定价（mark to market）的会计标准下，持有这些金融衍生品的投资机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的真实状况，更不知道那些持有类似金融衍生品的客户的负债是否超过其资产价值。如此，相关各类金融机构无法准确地评估风险，更奢谈什么管理风险与化解风险。
在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金融机构非但无法履行其核心功能——管理风险、配置资产并同时降低交易成本，相反地，它们错配资产、鼓励过度负债、增加交易费用，并不断地制造风险。这种金融异化，消瘦了国家与大众，独独肥了金融家自己。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金融系统创造的利润占所有公司利润的41%。美国华尔街的疯狂竟然成为世界金融界的榜样。
当然，贪婪心魔不是金融家独有，更不是金融家们今天才有，而是潜藏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在经济从属于社会，市场受制于政府，商业遵从道德的情形下，人类的心魔受到了有效抑制。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人类的贪婪心魔不断成长壮大，不时冲昏人类的头脑，主宰人类的行为。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初，英国“南海泡沫”就生动清晰地呈现人类被心魔控制而严重失去理智的情形。即便是当时最为理性的人士，也无法把控自己，被卷入股票狂潮的大科学家艾萨克·牛顿（1643-1727年）就如此哀叹：“我能预测天体的运行轨迹，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
当今世界经济中，被粉饰最多同时也是最为肮脏的莫过于金融业。几乎每天，金融家们都在上演恶劣行径——庞氏骗局、内幕交易、掠夺性放款，施展诡计从倒霉的信用卡用户或理财投资者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但是，这些恶劣的行径无不是在创新、效率甚至正义的幌子下进行的。直到玩出金融危机烈火之后，这些金融精英们也丝毫没有反省自责的意思。次贷危机爆发后，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声称：每个人都应该为这场危机负些责任，但现在的舆论氛围更多的是要逮着一个恶棍，然后辱骂这个恶棍。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痛斥，真是奇谈怪论，伤害别人的人却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
金融机构在贪婪的驱使下，总是倾向让收益向自己集中，“把自己搞得多多的”，甚至是独吞通吃，而往往把风险（动荡与危机）留给局外人、社会与国家。收益归自己，成本给大家。金融业的恶劣，不仅损伤市场机制——资源错配（诸多优秀人才进入金融这一不创造价值而产生高额利润的领域）、破坏经济业绩，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把赚钱当作生活的终极目标，毁坏了社会道德尺度，以贪婪为好，视欺诈为常，这种越发严重的“道德赤字”不断恶化经济与社会环境，加速资本主义的没落。
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实质就是制造魔鬼
在贪婪驱使下，在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华尔街形成了以贷款公司的房贷为基础，以银行（主要是投资银行）为中心，以商业银行特别是“两房”（即房利美、房地美）资金为后盾，以评级机构信用粉饰为前提，以美国国集团（AIG）等机构信用保险为依托，以各类基金参与买卖持有为支持，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金融“倒金字塔”，支点却是多半不具有偿还能力的房屋借贷人。整个金融利益链条，实际上整个金融市场主体都参与金融欺诈与掠夺的罪恶活动，进行末日狂欢，都想赶在“审判日到来”（市场崩溃）的时候大捞一把。
就住房抵押贷款而言，美国政府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形象工程，授权“两房”向中产阶级发放“合规贷款”。但是，华尔街在没有政府鼓励与支持的情况下，向基本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发放了大量的次级抵押贷款。发放贷款的公司原本比较清楚借贷者的偿还能力，清楚借贷者存在还不起贷款的风险。但是，为了产生、获得更多手续费，贷款公司往往引诱那些实际不具有买房资格的人买房、买大房、买高价房，由此发放了大量的“欺骗性贷款”，即不要求这些买房人提供收入证明，或提供虚假、夸大的收入证明，就可发放贷款。
在业务操作过程中，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可以给不动产评估师一笔额外费用（为防止节外生枝，很多贷款公司会成立实际属于自己的不动产评估公司），把一栋原本只值30万美元的房子估价为35万美元，然后以“2.5万美元首付+32.5万美元贷款”售给买房者。为了不让买房者感受到损失，贷款公司业务员可以给买房者5万美元的回扣，实际相当于负首期付款。如此，贷款公司的业务员、贷款公司、房地产开放商、买房借贷人、评估师都能获利，皆大欢喜。房屋出售了，经济增长了，然而，市场被扭曲了，国家、社会被牺牲了，资本主义制度被损害了。
为了赚快钱、赚大钱，金融家们要求政府、监管部门放松管制，以便他们尽可能地施展手脚，拓展赚钱渠道。这个新渠道、新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收费”。上述贷款公司业务员不断弄虚作假就是为了多收费。但是，平白无故收费肯定不行，因此需要巧妙包装——金融创新。今日的金融创新实际上就是把金融家内心的贪婪魔鬼，从思维形态变为实际存在。金融创新，名曰提高经济系统运行效率，增进或完善服务，其实就是要创造一切条件、更多机会来增加收费，重要导向便是积极从事资产证券化，开发金融衍生品。
资产证券化是现代金融创新的一个硕果。多年来，资产证券化被宣传具有“多样化和风险共担”的优点。但是，实际情形是，证券化带来了新问题要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严重得多。最为突出的是，创造了信息不对称，增加与放大了风险。证券化过程涉及一个很长的金融链条，诸如抵押贷款这种衍生品，被一次次转手处理，证券持有人与原始借款人的距离便越拉越远，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市场经济中原本不可或缺的信任与信用也越来越淡薄，所有与抵押贷款相关的信息都被概括为冰冷的统计数据，如此信息会越来越不对称，越来越依赖管理抵押贷款中介（收集买房者的支付款并将其分配给相关证券持有人）的责任心，而这类中介同样也只是关心收费。
对于诸多类似次级抵押贷款等金融产品而言，买方比卖方、持有者比设计者对其中的真实信息通常会了解得更少。迄今，资产证券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效率提高一直是个疑问，但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产生了永无止境的手续费则毫无疑问，而且通常是在储户、理财者、借款人等银行客户浑然不知或规避监管和会计约束的情况下，产生尽可能多的手续费。永无止境的手续费导致史无前例的巨额利润，令华尔街银行家成为一个个肥猫——金融业为资产证券化而疯狂。
次贷危机后，人们越来越清晰：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若被适当使用可以用来管理风险，然而这种好处迄今更多停留在理论上；另一方面，正如沃伦·巴菲特所指出的，金融衍生产品具有大规模杀伤性。金融市场参与者往往偏听偏信，听信华尔街鼓吹它们开发的金融产品可以分散风险，而且还可以带来高收益。实际上，一如权利与责任均衡，风险与收益也是对等的，金融原本不能消除风险，只是转移风险。当收益若潮水般涌来之时，风险当然会在某个地方积聚，最终超出零界，引爆为危机。
风险是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现代商业活动越来越多地跨地跨国、跨期跨际，其成本与收益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控制与降低风险成为商家的必然选择。银行等金融机构声称，他们可以有效管理风险，甚至是化解风险。银行的“独门秘籍”或称“杀手锏”之类的东西就是“金融工程”——资产证券化的技术设计关键流程。
现代金融通过引进高深数学努力将自己装扮成科学，而且是一门高精尖科学。这就是所谓金融工程学，将一系列相关数据用一系列的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在数理推导、定量分析后，得出一定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神乎其神的模型，公式越复杂，涉及的数据越多，模型被认为越高级。盛名之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罗伯特·默顿）对此都异常痴迷，认定这是全新、实用的金融炼金术。
被经济学家鼓吹“真正让经济学成为科学”的模型，如今已经反复被证明有内在的基础性缺陷，因为模型总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前提假设之上，而且依靠的是历史数据。而实际情形是，在社会经济化、经济金融化、金融杠杆化的情形下，“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情形越来越大，被忽视的假设前提出现的概率越来越大，未来至多是历史的近似而不是重复，突变与偶发等一切皆有可能，根据过去来推测未来也越来越不可靠。
正是在一次次危机（而且一次更比一次惨烈）面前，这些神乎其神的金融模型、全新的金融炼金术、伟大的“金融工程”近乎完全破产了。根据模型，“一生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实际上却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根据模型，像1987年10月19日所发生的股票市场崩遗这样的事件，每200亿年才会发生一次，这个时间长度比宇宙生命起源的时间还要长，然而非常荣幸被美国遭遇了 。而且，就在十年之后，另一个“一生只发生一次”概率，在1997-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再次出现，它击垮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个拥有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自称发明运用全球最完美模型、一度叱咤国际金融界的对冲基金。
事实是，银行家们通过“金融工程”，可以在监管者所允许的风险范围内，让收益与风险极大化，众多处于零界状态的风险也是随着收益的不断增加而持续积累。“金融工程”往往只是将相关风险很好地掩饰起来，而监管者出于多方面原因（或对复杂衍生品一知半解、或出于华尔街的游说、或出于对自由主义放松监管的理念认同），如此监管当局往往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还加以庇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以及继任者伯南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谢拉·贝尔等这些所谓“金融沙皇”，都来自华尔街或与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大银行的坚定支持者。例如，许多避开国会而对银行实施的资助都得益于FDIC，FDIC还借钱给对冲基金，在日益膨胀的价位购买银行的“有毒”资产。
中国俗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华尔街银行家爱财、贪财也不可给予更多的非议，但问题是华尔街为了快发财，发大财，竟然置“道”于不顾，采取欺诈甚或掠夺的手段，而且监管者竟然放任甚至鼓励这种欺诈与掠夺。这恐怕就是灭亡前的疯狂。
金融自由化——打开“潘多拉匣子”，释放魔鬼
全球化开启了一个傻瓜世界，现代金融市场越来越呈现出“博傻”特征——找一个比你更傻的买主，将烫手土豆——“有毒”资产卖给他。发放次级抵押贷款的贷款公司为转移风险，把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卖给了华尔街。华尔街银行同样为了增加收费，开始包装衍生，信用评机构的粉饰当然不可或缺。信用评机构同样为了增加收益，往往按级论价，级高价高，甚至直接参与投资银行的金融衍生品设计，以便其获得高评级。在得到信用违约掉期等保险后，这些金融衍生品被源源不绝地推向了市场，被卖到世界各个地方，甚至远到北欧的挪威、阿拉伯半岛的巴林以及太平洋彼岸的香港。许多国外的投资者并不了解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但是凭借对“美国制造”的迷信，这些傻瓜蛋们竟然疯狂地抢购这些有毒证券，欧洲同行近水楼台，捷足先登，抢购了超过40%的有毒证券。
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金融危机在过去的400年中大概每隔10年就出现一次。但是，从1945-1971年这1/4个世纪是个例外。而这个长达1/4个世纪没有出现危机令人信服的解释是：那段时间，对市场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管获得了全球的认可。 二战后，正是得益于强大而周密的监管，美国出现了为今天的美国人津津乐道的“辉煌三十年”。强有力的监管来自《格拉斯一斯格尔法案》，这是1929-1933年“大萧条”痛定思痛的结果，是监管大厦的基石。
但是，以贪婪是好、钱迷心窍的金融利益集团，一直声称过度监管会扼杀创新，多年来一直抵制金融监管，反对《格拉斯一斯格尔法案》。为此，华尔街利用金钱优势，发动了极大的政治游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旋转门”，直接向政府输送自己的代理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在华尔街集团的长期持久的游说下，为美国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终于在1999年被废除，而且华尔街还变本加厉，要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以确保衍生工具的使用不再受到约束。华尔街最终借国会之手，合法地打开了“潘多拉匣子”，释放了魔鬼。
金融创新——实际是收费新花招——增加了信息不对称，如此尽可能地转移风险。银行主顾原本被银行当作上帝而精心服务的对象，如今银行利用昔日积累的良好声誉与依赖关系，将这些主顾视为欺诈、猎食的对象，除了欺骗性贷款外，掠夺性信用卡业务又是一个典型例证。为了控制、盘剥商业资本，作为金融资本的华尔街利用金融行业垄断地位（资金存储支付结算）与信息优势，一方面竭力抑制电子支付机制（成本几乎为零）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开发信用卡近乎强行向商家征收“交易费”（维萨卡与万事达卡的收费相当于产品售价的2%-3%）。
以金融创新之名开发的金融衍生品可以帮助银行隐藏坏账，甚至将坏账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这能提高银行杠杆率，增加银行资产运用（包括投机）能力，当然也使得泡沫越来越大，使得泡沫破灭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多年不透明的会计账目以及用来欺骗监管者和投资者的复杂金融产品，已经给银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现在银行甚至不知道它们自己真实的资产负债表是什么样的？如果它们连自己偿债能力都不知道的话，它们又怎么能知道贷款者的偿债能力呢？ 金融危机爆发后，每个人都知道损失就在金融系统内，但是没有人知道它具体在哪里，更谈不上如何尽快消除这些损失。这就是次贷危机迅速转化为信用危机、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
金融市场远比一般商品与服务市场复杂，同时也更加脆弱。金融衍生工具、产品使现代金融系统错综复杂。尤其是那些为特定投资者“量身定做”的金融衍生产品，其结构通常更为复杂。因为标准化金融产品的竞争一般比较激烈，利润也比较微薄。“量身定做”的金融衍生品，因为复杂而难以模仿，如此收费更多，可以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利润。但是，巨量的复杂而内藏风险的金融衍生品通常在“场外交易”，因为没有监管或没有有效监管，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往往会潜藏巨大系列风险。市场被操纵，价格机制失灵，由此滋生的金融泡沫把金融投资者、金融衍生品相关参与者不断推向疯狂接着疯狂的境地，“上帝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清算日在雷曼兄弟破产之际终于到来了。正是市场的魔力诞生了诸多金融衍生品，然而也是这些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毁坏了市场魅力。一如信用违约掉期，购买者为自己降低与化解相关市场风险的同时，却将相关涉险机构推向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因为通过信用违约掉期，一伙达成默契的猎手可以对相关公司（比如雷曼兄弟）进行攻击，实际完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与工具的创新，远远超过了华尔街的掌控能力，超过了美联储等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准。正是贪婪的心魔作祟，对金钱的无止境追求，驱使华尔街争先恐后去设计制造魔鬼——金融衍生品，在华尔街游说、华盛顿背书下，盛装魔鬼的“潘多拉匣子”被打开的。华尔街创造了魔鬼，华盛顿释放了魔鬼，然而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没有方法与能力加以管理。新一轮放松金融监管以来，华尔街通过金融创新，设计制造了大量衍生金融产品，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却将整个美国（政府、企业、大众）沉沦于债务之中不能自拔。这帮信奉“贪婪是好”的金融嗜血者，为了一己之私，而将市场名誉扫地，将社会、国家、资本主义推到万丈悬崖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