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著名台湾魔术师刘谦，在正式表演时，通常都会说一句“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他那灵巧的手法，总令观众啧啧称赞：一个优秀的魔术师！著名经济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要大家屏住呼吸，一起见证“涓滴效应”的奇迹，然而人们看到的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现在人们醒悟了：这家伙是个骗子！骗子死了，资本的力量使他上了天堂，我们应当诅咒他，让他进入地狱。
涓滴经济学仅仅是一种信念，一种对信仰的宣言。…水涨船高并不准确。有时潮水快速上涨，尤其是伴随着风暴的时候，将会把那些比较弱小的船只冲到岸边，击得粉碎。
经济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有句名言：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涓滴效应理论就能创造奇迹。当自由主义的信徒们把弗里德曼的话当作圣谕到处传送的时候，我们却见证了富者愈富，富连阡陌，穷者愈穷，穷无立锥之地的“奇迹”。这分明是“喷涌效应”或“马太效应”的作用，哪里有“涓滴效应”的功效？
涓滴效应：非但未被证实，反被不断证伪
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又称渗漏效应、滴漏效应，指通过不均衡经济发展，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经由投资、消费等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干预，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如此最终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涓滴效应是一类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为“做大蛋糕”（而不是“分好蛋糕”）论调做注解的理论。
然而，该理论从炮制出来的那一天起，非但没有被实践所证实，反而被不断证伪。首先看看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抑或滥觞——美国。
二战后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这段时期，被诸多历史学家誉为“黄金时代”。在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约翰·F·肯尼迪的“新边疆”再到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启动了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等范围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其中一些计划在尼克松、福特时期得到进一步扩大，如此企业、劳工和政府之间的隐性社会契约（集体协议），有力地保障了美国财富广泛分配，进而促进了经济稳定、社会安定。
但是，1980年，罗纳德·里根巧妙地利用了经济“滞涨”，把吉米·卡特从椭圆形办公室驱逐出去，由此发动了一场保守主义运动，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结束了“我们所了解的福利”，大幅度下调了税率，此后税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上（1976年最高边际税率为70%，今天只有35%）。里根之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倾向实施对企业、金融家、富人友好的经济政策。比尔·克林顿总统在一篇国情咨文中留下名言：“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的社会安全网逐渐收缩，经济社会的大鸿沟——两级分化由此形成。1976年，最富裕的1%的美国人占有9%的社会财富，到2008年大危机之前，他们占有的社会财富高达24%。 从1979年到2006年，贫民阶层的年收入增加了17%，中产阶层的年收入增加了2196，富人的年收入则增加了256%。
很显然，30年“做大蛋糕”主要被富人享有。美国社会流动性近乎停滞，社会阶层严重固化，“美国梦”终告破灭。几十年来，每代人中只有大约4%的普通美国人最终能够爬到中产阶层的上游，而中产阶层上流化越来越不亚于“骆驼穿过针孔”。证实这类表述无需明察暗访，因为中产阶级崩塌的故事长年累月充斥在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中。
今天的美国，在金字塔尖端的400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 5亿塔底人拥有的财富总和。理论上，每个美国人、家庭都可以拥有股票，获得资本增值收益，但是占总人口1%的美国人控制看该国一半的股票和有价证券。近2/3的私人净资产集中在5%的美国人手中。1980年，一名美国公司经理的平均收入是一名工人平均收入的42倍，今天已经超过300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向世界公布的国家报告中竟然如此结论：美国的分裂比突尼斯或埃及更为严重。
在实际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形下，美国中产阶层的体面生活，基本靠持续的借贷维系。如此，导致家庭债务不断攀升。美国家庭债务是收入的112%，要偿还的金融债券比过去10年高37%。 美国家庭收入大体由三部分构成：即工资收入、社会福利以及转栘支付。在家庭债务不断增加的同时，联邦政府的债务包袱越发沉重，众多州与地方陷入严重财政危机，出现所谓“第三世界化”，没有用以保障政府机构运作的资金，无法支付行政人员的工资，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关闭学校、医院，停止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一切都会加剧家庭贫困。如今，60%的美国人几乎无法维持生计，80%的底层美国家庭只有7%的流动金融资产。超过4000万的美国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 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来说，过去的十年是萧条的十年、失败的十年和糟糕的十年。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状况比20世纪90年代末更加糟糕。2010年，中产阶级家庭平均年收入为4.9万美元，比上一个十年下降7%，相当于1996年的水平。十年里，贫穷家庭的收入缩减了12%，从l.35万美元下降到1.19万美元。十年里，美国收入增长的65%流进了占人口l%的富人口袋。2011年9月人口普查局公布了美国贫困状况，报告显示这个国家的穷人总数超过4600万人。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有15%的人属官方定义的贫困人口，为1993年以来最多。 倘若考虑到种族结构，那么美国非洲裔和拉美裔的贫困状况要比平均水平低很多。
很显然，美国愈发地像一个“香蕉共和国” ——永久贫困阶层日益扩大，中产阶级愈发贫困，富人越来越富，政府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
贫富两极分化，不只是出现在美国，而是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以自由经济为主导的地方，如此富裕的孤岛被贫困的汪洋所包围。作为欧盟经济火车头的德国，2007年的数据显示，其国内1%最富有的人掌握着该国23%的财富，10%的人掌握着60%的财富，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仅占有2%的财富。 在印度，这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前100名富豪拥有的资产规模相当于该国GDP的1/4。 在这个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的内核已被掏空，剩下的只有外壳，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相关企业，与所谓的自由市场逻辑相去甚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1年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在接受调查的22个成员国当中，收入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扩大了10%，其中有17个成员国的情况出现了恶化。 如果根据财富将世界人口分为5组，第一组20%的人口占有80%的财富，而最后一组却只占有0.5%。
正是在自由主义者的大肆蛊惑下，世界诸多国家民众日趋厌恶国家、政府，纷纷抛弃这艘陈旧、缓慢的大船，努力爬上企业、市场这艘新颖、快捷的轻舟。但是，他们不久便发现，他们所乘之舟已经陷入经济全球化的激流漩涡中，根本无法驾驭。很显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们用放大镜甚或显微镜，也没有找到所谓“涓滴效应”所创造的奇迹，看到的却是“涓滴效应”的反面——“喷涌效应”——当前你所拥有的越多，将来你能够拥有的也就越多。
谎言已重复一千遍，现在看来依旧是歪理
新自由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有一个清晰指向：为资本代言，为富人说话。“涓滴效应”很明显就是为资本剥削、富人发财找到一个理论、说法，使大众能够主动自愿接受剥削、安于贫穷。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代言、说话不是问题，问题是要说真话、实话，不要说假话、瞎话，而且在自己说话时还要让别人说话。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体系中的各部分非均衡发展，资本积累的规律就是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是贫困积累。如何让非均衡走向均衡？靠市场、靠政府、靠良心发现？否！只能靠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嘴皮子、笔杆子，所谓“涓滴效应”，除了欺骗，还是欺骗。
依靠市场？——自由市场无效。2011年3月，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公布了一份题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和就业挑战》的报告，郑重指出，自由市场的办法无效。世界银行也在2011年发表报告称，各国必须设立更加合法、更加有责任心的、能够向公民提供安全、公正和就业岗位的国家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一份题为《不平等、杠杆和危机》的文件中指出，普通劳动者与富人之间的极端不平等是造成目前“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该组织建议，应该对税收制度实施彻底的改革，减轻劳动者的债务。
自由市场不能实现均衡发展。让“涓滴效应”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场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对于几十年来一直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国家，耶鲁大学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给出的评论是，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胜利者拿走一切”（即赢家通吃）的经济体。哈克在与同事保罗·皮尔逊对过去几十年美国收入状况进行研究分析后结论：在这一代人之前，美国还是强大的经济增长能惠及全社会的民主国家阵营的一分子，但是现在该国“正慢慢但一直在往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国家的方向滑落”。
依靠政府？——政府政策难料。资产阶级国家政府，本质是为资本、富人服务。对于权钱之间的关联，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有过精辟表述：政府是船长，财界是罗盘，船长总是要看罗盘决定行驶。政府在利益集团的绑架与驱使下，总是倾向实施有利于资本与富人的政策，如此往往加剧两极分化。在花旗集团前总裁桑福德·韦尔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支镶在框子里的笔，这支笔正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用来签署取消实施了数十年的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的法案——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而正是在韦尔敦促的敦促下，比尔才拿了起那支笔。代表富人的共和党的里根政府，大幅度下调税率尚情有可原，但是以代表中产及其以下阶层自居的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继续里根的减税政策，只能证明资本、富人对政府的影响操控力越来越大。2010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一项裁决，取消了企业与工会对政治候选人资金捐赠的上限，反映出美国政治全盘被资本掌控。
如此，资本、富人不仅得到各种经营便利，而且可以直接获得巨额减税大礼。在上世纪70年代，资本收入税率尚为40%，所得税最高税率甚至为70%，但是在乔治·W·布什当政期间，这两种税率分别降至15%和35%。这种讨好富人的结果是“亿万富翁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竟然低于他们的秘书”。这个惊骇的表述确凿地来自沃伦·巴菲特这一亿万富豪的口述。正是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使得巴菲特的秘书所支付的税率，超过了他本人。1993年，美国收入最高的400名富豪支付的税款占全国总量的29.4%；2008年，这一比例降至18.1%。 以“我们能”、“改变历史”响彻云霄的口号登上白宫宝座的奥巴马政府，实施所谓“奥巴马式社会主义”，其“霹雳手段”却使美国社会差距进一步扩大，因为政府将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减少了3640亿美元，而富人税收增加只是该数目的1/3。道理很简单，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为奥巴马竞选捐赠了3800万美元，包括来自高盛公司的90万美元。投桃报李，这个刷新美国历史的黑人总统上任后，把政府接管的金融资产以“跳楼价”转卖给同一批私人利益集团。
依靠道德？——新强盗贵族奉行“贪婪是好”。当沃伦·巴菲特为自己所支付的税率竟然低于他的秘书而自责，并建议美国富人应缴纳更多税收的时候，富人们非但没有积极响应反而给予一个接一个的嘲讽。在西方资本主义经典理论家那里，资本的运行同样也有伦理约束，亚当·斯密在著述《国富论》的同时，就撰写了《道德情操论》。依照资本主义经典理论家们的思想，社会财富应如此产生：即个人设法通过满足他人的需求与愿望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这实际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 资本主义的活力同时也是该制度的吸引力在于，依靠竞争与创新来获得财富。
但是，自由主义的膨胀导致对利润的获取越来越依靠贪婪，华尔街金融家及其代理人公然打出“贪婪是好事”的口号。“金融领域没有道德，我们只安规则行事”（乔治·索罗斯的名言）。在短时间获取高利润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的创新由科技创新演变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蜕变为金融欺诈，将一个个次级、垃圾级金融资产包装成标有AAA评级的金融衍生品。“贪婪变成了美国最重要的价值观”， 如此背弃了资本主义道德基础的“伦理的颓废”，其实是奉行原教旨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培育的新强盜贵族——集中于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巨子，比起老自由主义（产业资本主义）诞生的强盗贵族——集中于石油和铁路大亨，在贪婪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演绎出的“新镀金时代”外表更加辉煌，内里则更加黑暗。
依靠全球化？——垄断资本主导，奇迹创造更是无依无靠。全球化背后的巨大推手是资本及其操纵的政府。全球化碾平一个个崎岖的国界，把资本生产规律、积累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输送到全球每个角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如此使资本获取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在一国内，资本与劳工共生态势（俱荣俱损）被打破，“福特主义”被抛弃，资本尤其是大资本可以选择到（劳工、资源、环境等）成本更低的国家投资，赚取更多利润。全球化俨然为资本尤其是大资本营造了一个可以赚取更多的钱而承担更少责任的人间天堂。
全球化释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近乎无穷供给的劳动力，成为发达国家劳工、中产阶层的有限岗位的有力竞争者。资本尤其是大资本成了香饽饽，成了各国政府稽首叩拜、极力讨好的对象。如此，全球化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富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富人之间的财富差距缩小，也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穷人与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缩小，但是必然带来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的拉大，如此必然加剧在世界范围的两级分化，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资本尤其是大资本是大赢家，脑满肠肥，但是劳工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劳工、政府却成为大输家，债台高筑。时下，发达国家仍在持续的债务危机就是明证。
回归社会主义原则，走共同富裕道路
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是一类最糟糕的经济主义，美式资本主义则是最糟糕的资本主义。该主义鼓吹实行“大市场、小政府甚或无政府”，任由市场调节，实质就是一个任由资本、富人操纵的主义与制度。其实，资本主义形形色色，除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其它各类非主流资本主义，其中，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主义，在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上，比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要出色得多。
相关专家对北欧国家（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冰岛）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国家在财富创效效率、居民生活水平与社会平等上都位居世界前列。其重要经验在于，新教伦理价值深入人心，形成命运共同体；政府广泛干预——对富人的高税收，对大众的高福利；社会全面参与——国家（仲裁机构）、企业、劳工平等合作、集体协议；资本受到法律、政府、工会、道德等多方面节制，企业家的经济人理性被感性、德性所稀释。正是在一个背离自由市场的世界，人们见到了“涓滴效应”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其实远离“涓滴效应”的固有 内涵。
国际政治早已步入政党政治时代，世界似乎没有一个政党胆敢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即便是被资本渗透最大、被富人利益集团绑架最深的政党，往往也会用“平等”、“均富”等美丽的谎言做掩饰。中国共产党真诚地为人民服务，为民族崛起、国家富强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那里，共同富裕不是一个简单的愿景。“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 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总的指导方针时，总设计师高屋建瓴，把共同富裕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根本标准。
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年8月，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又表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98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再次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但是，必须注意到，总设计师的设计具有明显瑕疵：一是如何确保先富的纯洁性；二是如何实现先富带后富；三是出现两极分化后怎么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学界通常用基尼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收入分配公平、贫富差距的程度。系数被设置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6。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6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己系数云三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以后迅速接近0.5。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因此，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诸多先富不是通过“辛勤努力”实现的，而先富的“示范力量”远不足以带动后富，现在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该怎么办？
导致改革开放严重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泛滥，随之“涓滴效应”在中国理论界、政策界盛行，而且以之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甚或唯一途径。近年来，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势下，一此学阀、政阀仍然用“涓滴效应”作为“做大蛋糕”的理论支撑。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烘托下，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当这些严重“不和谐”的现实活生生摆在国人、世人面前的时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分裂——或精神分裂，或结构分裂：一部分直面现实，积极反思，与自由主义决裂；一部分认为先富不够，继续“做大蛋糕”，等待先富者良心发现，先富带后富；还有一部分展现真身，凶相毕露，叫嚣“共同富裕是败国之道”，很显然，这伙人要自绝于党和人民。无论如何，中国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
背离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无法承受之重。中国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有且只有这一条正路，其他都是邪路。而在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强化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保障，就是要实行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为补充、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其他所有制企业为补充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最为关键，以公有制、国有企业来保障共同富裕的实现，十分重要；强化共同富裕的政治制度保障，就是要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四项基本原则，如此可保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让弱势群体获得稳定的转移支付与福利收入；强化共同富裕的道德伦理保障，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使之广泛普及、深入人心，如此确保在“示范力量”下先富带后富；强化共同富裕的竞争与合作的国际环境，就是在全球化兴盛、资本主义制度居于统治地位的国际秩序下，以国家资本主义应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等其它各类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如此确保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创造更多更大的国民财富，并保障财富为全体国民所享。
世界尤其是美国，几十年的自由主义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的“涓滴效应”的荒谬与荒诞。置国际普遍的教训以及中国的严峻现实而不顾，沉湎于玩弄“涓滴效应”，不是弱智，就是欺骗。自由经济否认政府主导，否认社会主导（在企业中由工会主导），主张市场主导（实质就是资本、富人主导），自由主义的“涓滴效应”绝对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共同致富，我们从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中国决策者果真要长治久安，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回归社会主义原则，踏踏实实走共同富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