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自由主义是共同体的大敌。当今世界，高举自由资本主义大旗的自然是美国。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被学界称为“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与莱茵式资本主义（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称为当代世界两大资本主义模式。
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它崇尚极端自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推行最保守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极力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多市场自由竞争，少政府干预调节，高效率少赋税，企业融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唯股东是从，唯赢利是图……这些概括虽难以穷尽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可勾勒其基本轮廓。
自由主义的系列弊端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自由主义猖狂。对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飓风”，是一股强大的“腐蚀性”力量。如今看来，这一“腐蚀性”力量，不仅腐蚀了华尔街，腐蚀了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更腐蚀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
次贷危机发生之初，美国官方固守自由主义信条，任由市场调节以解决资本主义失衡问题。在危机不断蔓延期间，政府犹半抱琵琶，对市场的介入举棋不定，对贝尔斯登与雷曼兄弟的“顾此失彼”就反映出当局投鼠忌器的复杂心态。但是，当危机随着市场信心的不断重挫而愈演愈烈时，美国政府在强大压力下大手笔介入市场，直至效法英国的国有化“极端”举措。由此，有不少经济学家大胆断言，美国政府大范围、大力度介入市场标志着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
人们不禁要问：长期以来被美国鼓吹“具有无比优越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为何眨眼间就轰然坍塌了呢？笔者认为，这与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紧密相关，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密切相关。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一大弊端是：群体的非理性。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在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的理性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他强调，“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是有原则的，是受到诚实信用、公正、公平等市场规则(法律、制度、规范)所制约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是古典自由主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跨越真理，哪怕只有半步，也会使真理变成谬误。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不只是“半步”，而是“一大步”。新自由主义不断乃至无限夸大个人理性，主张极小化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极大化个人经济自私，认为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社会现实反复表明，个体的理性往往会带来群体的非理性。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缺乏警察与适当监管的十字路口，往往容易形成拥堵。道理很简单，每位驾驶者都按照自身的逻辑争取在最佳的时间和空间通过。在这里，个人理性的集合，完全有可能形成整体非理性的无政府状态。正是华尔街银行家不断伸张个人理性（为了个人、眼前的经济利益），才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金融灾难。在美国引领下，各个国家的个体理性导致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困难，多边体制式微，“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如今，金融危机呼啸而至，各国都在力求自保，各扫门前雪，这应是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结出的国际苦果。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二大弊端是：自由的不对称性。近读报纸，有一题为《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名而行》的文章颇有味道：美国式自由，已经慢慢沦为失医的自由（美国人平均寿命78岁，接近第三世界水平；婴儿死亡率世界倒数第29名）、饥饿的自由（救济粮券长期存在，2007年增至2600多万人）、流浪的自由（无家可归的露宿者2000年已有350万，最近因危机激增）、赤贫的自由（有近3成就业人口生活在贫穷线的8成以下）、暴力的自由（2006年底美国有720万人坐牢或假释，即31个成年人便有1个在服刑，世界之最）。
在美式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是富人的自由。资本与富人的完美结合就是银行家，因此美式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银行家的自由，是华尔街的自由。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与力量制衡，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可以通过不断的成功冒险，获取巨大收益。作为职业经理，作为美国政治的后台老板，他们无论在机构还是国家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解释者，他们为自己安排了“黄金降落伞”，即使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失而使自己所服务机构出现严重亏损，也可以在离职时拿到丰厚的“补偿金”。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所折射出的无处不在的道德风险，反衬出美式自由的不对称性与虚伪性。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三大弊端是：“无形之手”的危险性。自由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能够进行自我纠偏，认定市场的“无形之手”要远好于政府的“有形之手”，极力主张社会经济任由市场进行调节，反对政府干预。但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市场垄断出现，经济自然呈现两极分化，经济分化带来社会分裂与政治对立，危及经济与社会繁荣。而这恰恰是与自由资本主义理想社会目标相反的结果。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提高，市场自我纠偏的代价越来越大，这种依靠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乃至出现经济金融严重危机来进行纠偏的剧烈调节方式，已经成为一国社会、政治难以承受之重。而且“无形之手”作用下的“市场失灵”越来越频繁，投资者与消费者在持续打击下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弱，金融市场震荡越来越剧烈。
自由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一直反对政府的“有形之手”替代市场的“无形之手”，但是有趣的是，它却热烈欢迎政府以“有形之手”来维护“无形之手”，包括削减社会保障与福利、削弱工会与减少对劳工市场的保护等等，以维护资本、富人的利益。代表金融寡头的美国政府，在里根当政时期就曾对工会罢工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博得资本与富人的支持与喝彩。
如今，金融危机不仅重伤美国，而且波及全球，“隐形之手”失败了，华尔街喝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美国吞下了自己生产的苦果。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意味着美国民主价值的终结，那么，此次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国有化”救市举措则清楚显示，美国自由价值的大旗已经从旗杆上滑落。多年来美国不惜侵犯别国主权、违背别国意愿而大力推行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问题多矣！
金融危机重击自由主义
正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辉煌了近30年的新自由主义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生存危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金融市场成为新自由主义和其他各种思想交锋的一个主要阵地。美国金融界的无德与贪婪不仅是美国国民抨击的焦点，而且金融界“应当受到约束”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金融业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并非偶然，金融业是美国经济的制高点，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新源泉与政策的试验场，是新自由主义者与其它形形色色主义者争夺的核心。以自由理论为基础的金融业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命运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代替凯恩斯主义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回归。但是，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一切进入市场，一切都可交易；为适应市场主宰一切的要求，必须进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私有化改革；以“无形的手”取代“有形的手”，扫除资本流动障碍。该理论将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与其国际经济政策高度统一。在美国国内，凯恩斯主义遗留下来的各种政府干预机构被纷纷拆除，行业受到的诸多监管被不断削弱乃至取消，日趋盛行的观念就是“小政府就是好政府”。在国际上，美国将自由理念从商品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并要求其他国家进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诞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指导国内经济政策的理论嬗变为服务于美国国际经济霸权的工具。
毫不夸张地说，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的近30年时间中，最受益的就是美国金融业。而在新自由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背后，金融业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扩散和金融业扩张，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共同为美国的经济霸权服务。
金融业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美国维持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支点。二战后，美国的制造业优势逐步丧失。从7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商品贸易从战后初期的顺差转为不可遏制、迅速扩大的逆差。对美国而言，二战后由它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已经不能便利地为其所用。相反，大量逆差导致的黄金外流影响着美国的经济稳定，侵蚀了美国的经济基础。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新的竞争优势，尽快缓解外部经济的严重失衡。最终，美国政府发掘了服务贸易的价值，开始在国际上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谈判。而服务业也借助生产重组改变了自己的定位和功能，增加了对经济的影响力，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化由此昌盛。
发达国家所擅长的服务贸易并不相同，美国、英国精于管理国际化资本的金融服务业，而日本、德国侧重于工业生产的信息整合服务。换句话说，美国的优势在国际金融领域，因此打开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对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当然，金融服务虽然有利可图，但其收入并不足以弥补庞大的商品贸易逆差。迄今，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仅占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10％多一点。但是，美国如果能够在全球市场开放之下通过发达的金融业掌握其他国家的资金命脉，并吸引或驱使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也同样能够帮助美国维持其庞大的经济体系。为此，美国政府不断为金融业松绑，扫除其他国家为金融资本自由流动而设置的障碍，鼓励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
放松监管不仅能够激发人类的想象力，而且也能够激发人类的无限贪欲，没有束缚的金融业迅速膨胀，正变得越来越危险。首先，美国的自由经济学家声称发明了能准确测量风险的复杂模型。华尔街的金融专家让人们相信，风险是可以被分割、打包、重组和准确测量的，但是他们犯了两个错误：一是风险很难被准确测量，事实证明，测量的工具和输入的数据都存在问题；二是即便能够准确测量也不意味着消除了风险，相反，金融风险是在很多情形下是一种系统性风险，无法消除。其次，金融衍生品的业务规模迅速膨胀。据统计，仅债务担保证券（CDO）这一个产品的全球业务量就从2004年的1570亿美元迅速膨胀至2006年的5200亿美元。衍生产品业务量的飞速扩大、金融业的持续膨胀完全不能反应实体经济的成长。反过来，金融业的内爆却能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第三，美国发达的金融业为海外闲散资金提供了投资工具，也为海外资金向美国流动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华尔街开发出来的金融工具受到了欧洲发达国家投资者的追捧，这也是美国次贷危机一经爆发就迅速向欧洲蔓延的重要原因。
在举世瞩目之下，奥巴马政府出台了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该方案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金融业必须瘦身，必须置于监管之下，必须矫正它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新的金融监管政策一出立刻引起了各界巨大纷争，反对者举出了包括金融业竞争力减弱、美联储职能膨胀、监管效果不彰等种种理由。总之，反对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经典教义恋恋不舍，对政府的干预充满恐惧和怀疑：自由飞翔的翅膀被折断的金融业还能支撑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吗？美国外部失衡的调整是否会以更加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在华尔街的道德沦丧成为众矢之的后，美国的世界金融霸权如何维系？
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
“百年一遇”的大危机像世纪大洪水一样淹没了资本主义的每个角落，为数不多的新兴市场成为汪洋中的孤岛和扁舟。危机的肇事者、自由资本主义的典范——美国突然发现，自己信奉了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学说正受到各种思想的猛烈冲击，其中，影响最大、最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构成威胁的，要属经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全方位冲击下正摇摇欲坠。
经济民族主义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的坚固堡垒——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将经济民族主义比作邪恶的“幽灵”，一只从坟墓中伸出的手。并认为，即使是在实用主义至上的大危机时代，政府的政策选项中也不应该包括“经济民族主义”。因为，“试图将工作机会和资本留在本国的做法会把经济危机升级为政治危机，并把世界进一步拖向衰退的深渊。”这种反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尽管获得了各国政府口头上的一致支持，但并没有减慢经济民族主义回归的脚步。美国经济拯救计划在一片声讨声中加入了“购买美国货规定”；世界生产汽车的各国政府都给予本国汽车业特殊保护；一些欧洲国家要求获得政府资金援助的企业优先采购本国制造的产品。当然，发达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它们的“双重标准”，它们在指责他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同时，都给自己的经济民族主义用了一个更动听的名词——经济爱国主义。
危机持续重压下的经济民族主义形形色色，除了贸易民族主义、投资民族主义外，“金融民族主义”也开始登上报刊头条。为了将“经济的血液”留在国内，各种规定纷纷出台。例如，为保持本国银行系统的稳定与竞争力，相关国家政府争相为银行注资，要求本国银行尤其是接受政府援助的银行必须优先为本国企业融资；为全力确保母公司或机构总部安度危机，各大公司与机构纷纷将资金从境外撤回，跨国资本的“返巢”给东道国产生了极大的流动性压力，在严重依赖西欧资金的东中欧国家，出现金融动荡与危机，波罗的海小国拉脱维亚由此出现社会动荡与政局更迭。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对任何一家在本国经营的银行提出了更高的流动性和资本金的要求，这无疑加剧了日益紧张的国际资本争夺战。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日趋式微。
社会主义直接冲击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根基。2009年4月的一项民意测验让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忧心忡忡。该测验表明：在4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53%倾向资本主义，20%倾向于社会主义，另外27%倾向不确定；而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33%倾向于社会主义，37%倾向于资本主义。这一调查结果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关注，《每日金融》发表文章，提出疑问《美国向社会主义国家靠拢了吗？》。《纽约日报》也载文称，由于美国政府持有银行的大部分股份、对汽车产业指手划脚，并可能出台全民化的健康保障体系，“媒体就美国是否倾向社会主义议论纷纷”。
《孤星时报》干脆问道，“我们是不是要更名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文章说，“奥巴马政府的社会主义倾向竟然没有引起以自由市场传统为荣的美国民众的义愤，真是太令人困惑了。”将奥巴马政府与社会主义相连，在美国媒体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共和党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就曾多次指责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在奥巴马政府公布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后，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还专门向媒体澄清奥巴马不是社会主义者。虽然给奥巴马打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有些离谱，但新自由主义者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要阻止奥巴马政府对金融业的大规模监管改革，阻止政府经济政策向左倾斜。
引发美国媒体激烈口水战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福利国家主张，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等许多理论的综合。它与新自由主义宣传的“私有化”发生了直接冲突。尽管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有长期经营国有公司的打算，奥巴马政府对金融机构和大型汽车企业实行的国有化政策更多只是权宜之计，是美国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的体现，但是次此危机美国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直接冲击新自由主义几乎不可动摇的“私有化”根基，影响深远。
凯恩斯主义近乎颠覆“无形的手”的永远正确性。2004-2008年，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文章，警示危机的来临。对他们而言，大危机是他们重新夺回经济学正统宝座的难得机会。与“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幽灵一道重返人间的还有凯恩斯的信徒海曼·明斯基。华尔街的崇拜者甚至把金融狂热变为恐慌的那一刻称为“明斯基时刻”。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四面楚歌，明斯基却选择在那一艰难时刻出版了由他执笔的凯恩斯传。他曾说，他和凯恩斯的共同点是，他俩都不是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是对凯恩斯思想的误读。例如，凯恩斯一直认为金融市场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但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理论却将金融市场摒弃在危机模型之外。因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引发了关于凯恩斯真实思想的大讨论。
近30年来，西方经济学一直是自由主义的天下，美国众多政界财经高官、企业高管都是哈耶克的徒子徒孙，众多经济学界泰斗学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弗里德曼的学长学弟。然而，金融危机扭转了这一切，一直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己任、后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石破天惊，但是也是预料之中。不久前，保罗·克鲁格曼出版新著《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权威之作，其传达的核心思想是“回归萧条经济学”，复活凯恩斯主义的观念。（《从金融危机看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本文原载于《半月谈》2008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