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网》 2022-07-08

王阳明是十六世纪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立的“阳明心学”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虽然他对工商经济的论述不多，但其观点具有开放、进步的特点。特别是他追随社会发展的潮流，对传统的“四民”观念进行修正，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崭新命题，在明清经济思想史上值得一提。

明嘉靖四年 1525年，王阳明在为弃儒经商的方麟所写的《节庵方公墓表》一文中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在这篇《墓表》中，王阳明不仅说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更进一步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道”的高度。他虽借用了托古的口气，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在这篇《墓表》中，不仅把工商放到与士农平等的地位，还认为社会上出现“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的现象，完全是因为“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所造成。

在这篇《墓表》中，王阳明推倒了传统的“四民”观，对工商作出全新的价值认定，敢于发前人所未发，确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是儒家社会观念上的一个新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都不可能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去胡思乱想，而只能按特定的民族性和特定的时代性去思考，因而其思想也必然反映出特定的民族精神和特定的时代风貌。王阳明“四民”平等观念的提出也不例外。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是十六世纪，几千年来缓慢发展的中国社会开始了“质”的变动，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商业经济已进入空前发达的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步入资本主义萌芽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对商人的看法也相应出现新的修正，逐末营利逐渐成为社会风气。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说：“正德末，嘉靖初，商贾既多，土田不重。”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去农经商、弃本逐末的情况。由此，也促进了我国社会观念的改变。王阳明生活的余姚、绍兴两地，正处于浙东沿海地带。作为思想敏锐又具有独立意识的思想家，王阳明面对周围社会的经济变化，面对西欧文化的东渐，自然会以新眼光重新剖析工商阶层的社会价值，摆脱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习惯，以全新的价值观去把握时代，对传统的“四民”观给予必要的修正。这是王阳明反对传统的“四民”观、提出“四民平等”观的时代因素。

从师承关系来说，阳明心学上承宋代的陆九渊。陆九渊的学说只是为世俗社会的一般民众立教，他的基本听众中部分来自于下层社会，因而得不到上层社会的支持，是属于当时的异端思想。以陆九渊传人自任的王阳明不但从陆九渊的学说中窥探到陆反对传统“四民”观念的气息，而且对陆九渊的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这是王阳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结论的思想渊源。

由于王阳明在思想界的崇高威望，他的“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新观念在其时引起了很大反响，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工商的传统看法。到明末清初，以阳明传人自任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与黄同时的另一位思想家唐甄不仅“宗阳明良知之学”，晚年更转而经商，并且自豪地说：“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正因为王阳明有着“四民”平等的新观念，并把这一平等观念普及到讲学之中，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来听讲的工商业者，他的学生中也才会出现上至朝廷大员，下至盐丁、樵夫、陶匠等，同聚讲堂听讲的奇特现象。“

唯阳明先生从游者最众，然阳明之学自是耸动人。”不少手工业者和商贾登门拜师求学，成为王阳明的信徒。值得一提的是，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出身于盐丁，后又随父经商于山东等地；陶匠韩贞继承师说，又以工商业者为再传弟子，“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馀。”这不能不说是儒林中的奇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