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9年2月24日 

文/袁玮婧

       宋以朗是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他指自己能做的就是考据，身份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校对张爱玲九十万字书信集，希望赶在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

       从太子道拐进加多利山，张爱玲曾说喜欢这里“两排交柯的大树郁郁苍苍”。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宋以朗仍旧居住在这里的宋家老宅，客厅里的椅子还是张爱玲曾经坐过的那把，背后的一面书架全是她的著作及和她相关的书籍，四处贴着由她著作改编的影视海报……二零一九年，张爱玲白寿九十九岁，这里还留着她未曾消逝的痕迹。一月二十九日，宋以朗在客厅里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关于张爱玲的许多笔记、书信，您将要出版书信集，现在这些资料整理的进度如何了？何时能出版？

       现在还在校对过程中，这些书信打出来是九十万字。弄好就出版，能赶在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当然是最好了。这些信都有编号，可是里面很多错字，所以要找几个人一起看。

       张爱玲在那些书信中曾经提过自己的母亲吗？

       张爱玲基本没有在书信中提到过她妈妈。我记得有一次提到是说他母亲跟我说，当年自己在英国遇到一桩非常轰动的谋杀案，这个在《小团圆》里也写了。有关他母亲的内容大家会看到都是在《对照记》里的，因为那些书信其实是不全的。张爱玲写给我爸爸妈妈的信都有留下，我爸爸妈妈写给她的一九五五到一九六七年的信，包括她的遗物里面也没有和她妈妈之间的通信，她可能六七年搬家的时候丢了。

       许鞍华要翻拍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之前看到一张照片是她和编剧王安忆等人和你的一张合影，许导是有在你这边查找一些资料或者询问一些细节吗？

       其实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找了，因为都是张爱玲最早期的作品。这部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第一件事就是谈版权，如果版权已经被其他人拿去了，你就不能拍。当时联络我的代表是台湾皇冠出版社，来问是否可以拿到《第一炉香》版权。一般版权不是这么轻易拿到的，要看看是什么导演，编剧是谁，有什么明星出演，这些都需要综合考虑，看你是不是真的做得出来。

       是投资方找许鞍华来做导演吗？

       在不同的时间里他们给我过几份不同的团队名单，许鞍华其实一开始不是导演。一开始投资方找许鞍华，她是拒绝的，后来她说可以做制片，不要做导演。再后来名单过来，她又变成导演了。我想可能是她做了制片人，需要去物色导演，最后她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还是决定自己来做。

       你一直说其实自己对于张爱玲的文学没有这么大的兴趣，研究张爱玲其实是有点被迫无奈，这么多年你对她的看法有变化吗？

       因为我的身份，有些事情我不能做，有些话我不能说，比如张爱玲的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好的，这样的话我不能说，我只能指出别人作品中哪些文字是错的。比如，有人写张爱玲去世的时候是穿了一件红色旗袍，那个是写传记，而是在自己脑海中想象了一个张爱玲。我能做的就是考据，我的这个身份其实可以说有三个阶段。

       哪三个阶段呢？

       第一段是二零零三年我妈妈生病，我才回到香港，所有的事由我代她处理，只是盖盖图章。这段时间我是在逃避的，我看出来这些是迟早要处理的，但我说不可以不可以，妈妈还在，我不可以代她做决定，我只是可以帮她。到了零七年，妈妈去世，张爱玲的事不得不由我去处理，我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可是发生了一些事，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反应。

       那年刚好是李安的《色戒》上映，外面有一些关于小说背后故事的讨论，我本来也不清楚当年故事的讨论，我本来也不清楚当年是怎么一回事，结果找出来一些书信。一般来说，你从来不会知道一个作家为什么会写下这个故事，可是偏偏张爱玲有关这个年代的写作都有跟我爸爸通信讨论。他们之间写信写了四十年，有些东西不是好好保存的，放在家里四处我猜不到的地方。

       这些书信你之前都没看到吗？

       以前只是知道，没有触碰过，当我全部看了之后发现有些问题是没有知道的，比如《同学少年都不贱》，当时张学专家都怀疑是假的，从来没听说过，但是书信里都有记载发表原因。包括《小团圆》，这份手稿当时我爸爸妈妈都不敢放在香港，当时皇冠出版社的总编平鑫涛亲自到香港来拿，然后放在他的私人保险箱里。这一切都因为太珍贵了。这是我努力工作的第二阶段，一直到二零一四年《少帅》出版。

       那之后到现在就是第三阶段，因为没有新的内容出现。我现在做的最多的是支持其他人，有关张爱玲一百年诞辰，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其他人做，我会从版税中抽出资金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