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贾行家
1.读《棋王》
一世就是三十年。我们这一拨，和阿城先生正好相距三十年。
也不敢感慨什么。太多的时间被浪费在感慨时间上。近几年只见到一句好的：“越古老的沙粒，越接近球型”。
电影《星际穿越》形容时间是粘稠柔韧的，也可以列在架子上，一览无余，方向可逆。要不是娱乐电影，我这样的人，不可能知道世界有这一面。还有位热爱跳伞的人说：从天上看，地面就是球型。
半个世纪前，时间还剩下什么意思，得放到城市这边说，乡下是无始无终的。
我父亲赶上六十年代最后那次高考。他没有像同学那样，酒喝到饱满就合唱革命歌曲——人人需要祷告，词语和对象倒不要紧——但也泄露过一回，他九零年代去湖南出差，说见到韶山有个水洞，洞里有九条天生的龙，大概还有个石头人像吧。我那时肚子里暗笑，现在回想：这个工科生在抒情而已。他赶上了，是第一批没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前后比一比，很想通过感激对这种幸运加以合理化。
那时候的时间，真像是列在架子上，任人搬来搬去的。彼时是非，此时是非，“历史问题”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问题。我四叔书念得比父亲好，但因为小几岁，就要在村里多待了许多年。
倒是不用再下乡了。
我妻子的大姨是早产儿，十六七时依然没有长舒展，那年耷拉着两根黄绒毛似的辫子去插队。力气总撵不上心气，眼见高她一头的漂亮女孩子们，被一个接一个地选走，最风光的那个，在人民大会堂当服务员。坐在天上看几条江水绕出来的北大荒，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第六年，她姑父到陕西凤翔搞三线建设，多一个名额，总算她也走了。再见她时，她娘说“你咋学会从底下往上看人啦？”今天，大年头化作小辈人看不懂的琐事，总诘难她“他们凭的是啥，你又图的是啥？”
比我再晚三十年，用得着知道“上山下乡”吗？连我也是辗转听来的。而且，他们讲时只是抒情，和事实关系不大，历史哲学说的好像也是这类事情。我的长辈正在默许之下，逐个沉默下去。或许，我是少数没想通“凭什么”的。
阿城写：“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了。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经风干的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我第一次读这段时双眼一热，觉得后面有很大沉痛。我这种人放在乡下无所谓，虽然还是自己蹉跎自己的好，但结果无非蹉跎。有些人不该如此，他们愿意，也应该走到更大的世上去，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去知道和感受。
其实，这句话里未必多么痛惜，你看《棋王》开头就视野不同：城市里来的赤贫少年觉得生活提高了，有固定的工资和食堂。何况，知青有个地方可想，可回，乡下人还什么都没有呢。譬如我的叔叔和堂兄弟们。
去年和村里房东老太太聊天，她说到下乡的最后两年，省城又来了一伙知青，是工作已经安排好了的，很快就回去了。她是全大队唯一的女团员，被派做女孩子的队长。春天是四点多钟天亮，所以就四点到地头，干到六点再吃早饭。苞米地里一片清脆哭声，她笑着说别哭啦别哭啦，今天刨完刨不完，都算你们刨完了。
四十年后，她还是笑，说家里养队上的牲口，连整觉都不能睡。这村子如今只有下雪时可以将就看看，夏秋时，河沟的垃圾被烤出刺鼻的农药味儿，等雨来冲到下游去。
还说当年吧。弟弟妹妹们下乡那年，我母亲已经上班了。她们那时下乡劳动，没人好意思觉得苦——按说，有伤感主义而没有痛苦主义，说明痛苦是客观的、不能选择的。我们说的苦，大约还是伤感，但伤感不是民间词汇——遇上闹鸡瘟，全村有数的几十只鸡，都被她和另一个不怕死的村民吃掉了，从此建立了群众威信。村里孩子喜欢追着什么跑，汽车，拖拉机，自行车。母亲走路慢，他们就跑到前面去预报：“夹鼻子的人，夹鼻子的人来了”。他们第一次见眼镜。
我看过一张照片，是《棋王》作者当时在云南某地一个长途汽车站上拍的，没有戴眼镜。不知道是不是弄坏了，没地方配。估计又是我多想。我大舅体弱，性子又懒又硬，插队时整天望天儿，一块块的土褐、绿色和蓝色，把他的近视眼治好了。《三王》有一种不合作之气，我的理解，“不合作”就是眼里没有，你的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眼里依旧可以没有你。对魏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思考的结果。“不合作”要先想清楚自己。
朱伟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棋王》之后有个结局：王一生懒得调到省里，就留在地区下棋，因为伙食好。他分析说：吃代表着出世。我点完了头，又有点糊涂了：世有很多层，吃也可以是入世。体工队的那层入世，从当时来说，不入也罢了。现在来看，依旧“也罢”。那一天的十盘棋足够抒情用了，写到这个结果上，问题算是解决了。写小说要心硬。这个结尾不拿回来大概也可以。
而且时间不同了，比我年轻的读者阅读经验更丰富，可以轻易读出小说里的同性情感。是的，他们还读这篇小说。记忆并不服管，总有不能被抹除之处。
我总想到那个长途站，想到另一部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既然已经走到云南，那时候，会不会有人索性走过边境，找一个那头的女孩子，边学着暖洋洋的话，边生出一大堆黑黑的光腚的孩子？
如果有的话，这个故事我也会喜欢。
2.读《威尼斯日记》
爱看《威尼斯日记》，就像爱看在海边修蓝色船的安迪：不在出世入世间掂量，而是走到一个新世界里去，创造个新的选项。现在，我手边正好是这本紫色的书，在封底摘录的那些好句子之外，容我再抄五六句：
① 古人最是这闲笔好，令文章一下荡开。
② 黎明前的黑暗中，鸟的嗓子还有点哑，它们会像人那样起床后先咳嗽几下，清理清理。
③ 中国为什么要发明印刷术呢？可能是预测到可以印钞票吧。
④ 意大利人非常懂得器物之美。美国的美，在于未开发的元气。
⑤ 深夜回到威尼斯，看着船尾模糊的浪花，忽然对自己说，一个是罗密欧的家，一个是茱丽叶的家。
① 这本书叫《日记》，也是上好的笔记。小说仍是“核心文类”。喜欢读或记笔记的人，也还不是太多。中文散文和中国人的生活，很难契合出比笔记更畅通的形态。也是闲笔好，让几种生活和察看方式，自自然然地回响在一起。
② 察看有角度，有“分辨率”。角度高，要离地远；分辨率高，则耗费大量的感知和运算。怕就怕这种一乎离地高，一乎又要听或看的很仔细。
③ 手机在【飞行模式】里，干脆不搜索了：我记得印钞票好像和五代人冯道有点儿关系。在中国古代，活字向来不是主流，包天笑印杂志时，还用的是雕版。一种说法是有许多技术难题，但我猜还是需求问题——雕版和纸张很早就齐备了，只是宋代前犯不着大量复制什么。如果是关于吃的，一早就解决了。做豆腐也不比活字印刷简单多少。
摘的这句话算是发牢骚。毕竟直到那一年，找《教坊记》或《扬州画舫录》仍然不容易。这类“精神”的集大成者，我印象里是乾隆，打着发展文化的旗号毁掉文化，不知道是权术，还是真的对文化各有理解。前几天也和人发过一次牢骚，说：梦回唐朝是有的，梦回康乾就算了。真要“再借五百年”，可就什么都剩不下了。
④ 这本书在威尼斯出版时，很多段落，会引起威尼斯人微笑。威尼斯如美人。所谓美人，无论男女，从梳妆到衣着，到养成气概，到这种气概由骄傲变为苍凉，是复杂感人的过程。对观众而言，就算年纪大了，见到美人不再心旌摇晃，还是要肃然起敬。威尼斯值得被全人类感谢。中国这边的事情，也不用太指责，罪孽无知等同于痛苦，我们已经买票了。除了天生变态者，谁不喜欢活得更合理一些呢。
⑤ 这句话也想不起来具体谁说的了：旅行是文化最初的发明和渴望。各种各样的游或行，在社会阶层之间，在空间、文化或人类智慧里……它是一种观看，它不必验证什么。
3.读《闲话闲说》
张爱玲生于1920年，和阿城先生那一拨，也隔着三十年。
1995年9月，张爱玲去世时，他写了《适得其志，逝得其所》，这在他不太平常。我猜，缘故就在这句话：“表达方式与一九四九年后大陆形成的共和国文体格格不入，这是我读她的小说时觉得‘新’的地方”。
《闲话闲说》第六十五又说“如此惊人，近代白话文到他们（张爱玲和钱锺书）手里才是弓马娴熟了。”据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钱锺书的好友宋淇回忆：张爱玲、钱锺书对柯灵的评价天地悬殊，但张爱玲之“惊人”如此明显。如今，遗著和版权正由宋家慢慢整理，算是“得其所”了。
可是，一种新的不能再学的文体，来自三十年以前——仔细想想这种事，后面也有很大的沉痛，而且是属于群体的。人的思考收拢进语言，结构和形式在剧烈变化。如果说人是想法，那人也是语言。
一位南方朋友第一次到我们东北，连连感慨“什么时候能用这种口头语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进入这个文化结界”。他又说，希伯来语的每个字母都有意义，用这语言说话，人的表情会有种凝重感。在意生活和思想的质量，再明白这层性命攸关，才会理解诗人和文体家的荣耀。
爱写点儿什么的人知道：这三十年里，阿城是大陆这边的文体家。他站在废墟上，看起来堕甑不顾，在重写中国话。或许是因为清楚前后左右的处境。
我现在回忆，关于诗人崛起于八O年代的印象，似乎是错的，是诗人和诗歌最后消逝在那个年代。此后就再也没有诗，没有歌，漂浮在时代表面的文字，也逐渐模糊可憎起来。也许诗与歌真的只是个误会。
《闲话闲说》便尝试了另一个路数，为世俗语言清理了面目，以那时的材料，和文化精神一起，理出一条路来。
这本书还开辟了一种路数，就是面对面的姿态。阿城和一群人说话时，也犹如和一个人说话。用他的形容词，这也是种“健朗”。以他的通达，语言何必只有文字？从此以后，短文之外，我读到的阿城文字，大多如此。
书中第六十六写到：“中国大陆到了八O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
写字儿的人也知道，汪曾祺是来自文字废墟另一头的文体家。汪曾祺也承认，因在那时它和“白专路线”差不多，不算什么褒义。没有权力成分的头衔，没人羡慕和争抢。恐怕至今仍是这样。
《受戒》唤起的是普遍的世俗生活渴望，而汪个人的世俗，直到90年代才舒展开。他那时的寿眉呈两只白白的角，面貌衰老得很快，只有眼神偶尔有一线精光，于是，就算把拉皮条和乱伦写得襟怀坦荡、自由自在，别人也没法再说什么了。
在一篇不大重要的文章里，他重写当年在沙岭子看青，终于写出“‘闹渠一槌’，就是操她一回。”解放了世俗的语言原貌，我也跟着出了口恶气，同时为一位文体家需要如此曲折而有些触动。
话语是公器，且一直是法器。今天看到的，仍旧不算最坏的情况——我总听到它的锣鼓，宣布它正在路上。我们一次次地回去，回的又不是同一个地方。有时，语言的对面是喑哑，有时是花花绿绿的吵闹。仿佛是说：空洞的头脑和混沌的头脑，你总要选一个。
真到了那一天，我的答案现在就准备好了：回到阿城。
4.读《常识与通识》
听朋友说，《常识与通识》那种把句子边角互相压住，慢慢摩挲平的语气，是为了偿还房龙为常识所做的事情。“救救孩子，就是教给他们什么是常识”，这在他也不太平常。
《闲话闲说》里增补了2016年的《再谈》，说原书是“反映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听众的水平”。
《常识与通识》也是如此，把九十年代的常识水平推进了一部。我听人说对这本书的印象是不像《棋王》，《常识与通识》如今“过时”了。焉知“过时”才是常识的最佳归宿。就像美人迟暮是人间一大快事。
这个年代听众的水平是什么？但愿是《洛书河图》里讲的文明造型起源，是收集残存的巫文化遗迹，平心静气地做些事情。
按我的猜测，阿城先生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是从《文化制约着人类》时开始的。他对文化有自己的定义，像是为了明确而收缩，但很接近今天的知识方式：社会科学逐渐疏远物理亲近生理，谈人要从神经科学的发现说起；谈人类要从动物说起。
人类进化出意识和理性，外化为生存方式时，文化产生了。如今，我们对文化好奇，不止是一种群体意识或情感，我们想寻回这个过程，从“是什么”知道“为什么”。上帝之后，圣人之外，宇宙自有其心，生民各立其命，谁都没什么了不起。运气好的话，或许能为将来的“怎么办”，留下些凭据。也让自己的理性加入文明行列。除了从土地下、田野里一件件地拾获，反复摩挲，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看YOUTUBE上的一个视频：阿城讲古代造型艺术，说张光直先生嘱咐他要看巴黎的一只青铜器底下有什么。到了那博物馆，问能不能翻过来看。博物馆说可以啊，陈列文物就是为了研究。原来底下有一条大蛇，这个形象在上古与医药有关，于是明白了这件器物的意思，而“明白的越多，越容易明白”。
我们捧在手上的，是与知识相处的风度。
生物学对行为的发现，经常比想象离奇。《爱情与化学》说：爬虫类脑相当于精神分析里所说的“原我”，新哺乳类脑里的前额叶区，相当于“超我”，（当时的研究）并不知道“自我”在哪里。
萨特说：自我像冰箱里的灯，需要你打开冰箱门。也就是属于第二等级的反思意识。这个比方被神经科学家听说，可能会不以为然，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人的精神特质由基因和大脑发育所决定，反思与否也属于“命定”。又说，人的一部分脑，总在解释和欺骗另一部分脑，方法就是编故事。我照着《常识与通识》的方式，把他们拉到一起看，当然看不出所以然来，但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和阿城的关系是读和听，因为YOUTUBE代表的技术——作为传递消息的方式，它也可以说是青铜器的后代——自然理想国的出品更像，未来有没有纸张印的书，是个情感问题，用不着忧虑。目下看来，纸书如信物，让我感到牢靠。越来越多的传递形式，则让我不担心知识被禁绝，常识被阻断。新的读者遇到阿城，不再像他三十年前遇到张爱玲，是纯粹的运气，而是一定会到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