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聆雨居士（微信公众号）
摘要：民国时期的全面抗战之前，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产生激烈争论。对立的一方主要为郭沫若、成仿吾和冯乃超为代表的创造社，以及蒋光慈、钱杏邨（阿英）为代表的太阳社；另一方则以鲁迅为最主要人物。经共产党调和，对立双方基本停止争论，创造社、太阳社解散，左联成立。在革命文学阵营基本停止论争的过程中，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杜国庠起到重要作用，他要求团结鲁迅。杜国庠对鲁迅的态度，既服从中共统一战线需要，又和个人早期经历、个性和处事风格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杜国庠；鲁迅；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左联
中图分类号：I209.9
上海左联纪念馆
杜国庠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史学家，其学术兴趣在后期主要集中在先秦诸子研究方面。然而，杜国庠在早年也是现代白话文学的重要参与者。本文梳理杜国庠加入的太阳社、我们社和鲁迅的关系，由于创造社和上述两个社团有较大关系，文中同时介绍创造社情况。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和新文学成员、团体的关系，学界研究成果已经极多，甚至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都不过分，但有关鲁迅和杜国庠的关系，迄今没有看到深入研究成果。厘清鲁、杜之间的关系，相关背景介绍是必要的。
一、创造社文学家激烈反对鲁迅
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兴起，文学论争非常激烈，而鲁迅正是论争中的最中心人物。从1927年10月3日起，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人生最后十年的岁月。[1]在上海，鲁迅进行大量创作，也和各文学团体开展论战。反对鲁迅的重要社团中，创造社是代表。
成立于1921年7月的创造社，在相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意义上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异军突起”的社团。该团最初是由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这四个留日学生发起的；后来王独清、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倪贻德、敬隐渔、周全平和淦女士（冯沅君）陆续加入。先后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2]
创造社成立后，一些成员和鲁迅发生多次激烈争论，有时甚至近乎人身攻击。早在1928年初，鲁迅便遭到过创造社的突然袭击，甚至把他骂为“封建余孽”、“法西蒂斯”、“双重的反革命”。[3]据称，引发后期创造社与鲁迅争论的是成仿吾：
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原名成灏，字仿吾，曾用笔名石厚生。1910年留学日本，预科学习后，于191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就读，1918年结识郭沫若等人。1921年回国，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发起成立创造社，先后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及《洪水》等文学刊物，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发表了一些论文。1925年赴广东大学任教兼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并发表重要论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引起了后期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4]
和成仿吾并肩作战、反对鲁迅的有另一重要新文学人物冯乃超：
冯乃超（1901一1983）翻译作品常用笔名冯子韬。原籍广东南海，生于日本横滨市的一个华侨商人家庭。1923年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理科毕业后，先后就读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科，后改学美学与美术史。1926年3月开始，在《创造月刊》上发表组诗《幻想的窗》等具有象征色彩的诗歌。1927年10月，应成仿吾之邀回国参加创造社，编辑《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成为后期创造社的中坚分子。[5]
创造社成员中，郁达夫和鲁迅关系较好。针对创造社一些成员的攻击，鲁迅是不客气的，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评价成仿吾为“才子+流氓”[6]。
二、太阳社成员加入文学争论
就在创造社和鲁迅进行激烈论争时，另一重要文学团体太阳社成立，杜国庠也是该社重要成员。太阳社成员卷入和鲁迅的争论，其成员对鲁迅态度不一致。杜国庠作为太阳社成员，兼近现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
杜国庠（1889—1961年） 哲学家、历史学家。曾用杜守素、林伯修等笔名。广东澄海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起赴日本留学。1916年，和李大钊组织“丙辰学社”，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同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听日本马克思学者河上肇讲经济学，是中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之一。1919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北京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等校任教。1925年，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8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翻译《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史的一元论》、《金融资本论》等专著，编辑《经济学辞典》，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38年，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抗日战争后期，撰写了《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等文章，批判冯友兰“新理学”的唯心主义。同时，还进行墨家逻辑、名家公孙龙思想等研究，积极从事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学术方面的活动，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作出了有益贡献。[7]
杜国庠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后在北大任教，再任职家乡中学的校长。他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杜国庠的著述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30年前后，以新文学创作和翻译文学为主；二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果体现为先秦诸子研究和批判新儒学。杜国庠进行新文学创作和翻译文学活动时，正是革命文学的论战高峰之时，杜国庠不得不正视这一现象。
1928年1月，杜国庠在大革命失败后到了上海。[8]就在同年1月1日，《太阳月刊》在上海创刊。太阳社主办。编辑者署名太阳社，实为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编辑。上海春野书店发行。32开本，横排。每篇文章单独编页码。该刊主要作者有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孟超、楼建南、刘一梦、林伯修（杜国庠）等。该刊是发表普罗文学理论和创作、开展“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阵地。[9]
《太阳月刊》的创刊，标志着太阳社的成立。据《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太阳社主要成员是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林伯修、洪灵菲、戴平万、森堡（任钧）、刘一梦、顾仲起、楼建南（楼适夷）、殷夫、冯宪章、祝秀侠、迅雷、圣悦（李平心）、王艺钟等。成员几乎全系中共党员。该社先后创办《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月报》《海风周报》《拓荒者》等刊物。与创造社一起共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成立前夕停止活动。[1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太阳社和潮汕人关系特别密切。杜国庠外，洪灵菲、戴平万和杨邨人等重要成员也是潮汕人。地域因素影响新文学家关系，正是因为太阳社成员（包括后来的我们社）的潮汕地域因素突出，该社较受到杜国庠影响也很大。笔者特意举出洪灵菲（据称是李大钊亲家，原名洪伦修，又名树森，潮安江东洪砂人）的例子，他是后来左联七常委之一：
“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缉捕洪灵菲，灵菲只好漂洋过海到他乡异国，但当他得知“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时，立即回归祖国。是年10月，他与戴平万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开始新的斗争。他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第三街道党小组，与戴平万、杜国庠、蒋光慈等组织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自1927—1930年间，他先后写出《流亡》、《前线》等10多部著作，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宝库。他还积极发展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了贡献。1930年2月16日，洪灵菲出席对现代文学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十二人集会，酝酿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洪灵菲和鲁迅、田汉等7人当选为常务委员。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后，洪灵菲又参与“文总”的主要工作。[11]
在当年远离中国政治中心、僻处广东东部的潮汕竟然冒现出一批在远东最大城市上海的有影响作家群体，这本身就很值得研究。所可注意者，这批潮汕人卷入当时的新文学激烈论争，这批潮汕人对鲁迅的态度也有不同，分别以杨邨人和杜国庠为反对和支持代表。以下看看两人对鲁迅的不同态度。
今日澄海风光
三、杨邨人和杜国庠对鲁迅的不同态度
太阳社成立后，和鲁迅有关的革命文学论争更加白热化。1928年2月23日，鲁迅撰写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反驳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突然对他发起的攻击。在文中，他尖锐批判创造社作家理论上的模糊和错误，以及对黑暗现实的不敢抗争等。鲁迅这一文章发表后，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接连不断地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有余的革命文学论争。面对太阳社、创造社作家的“围攻”，鲁迅与之辩论，先后撰写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革命咖啡店》、《文坛的掌故》、《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革命》等文章，不客气地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暴露出的种种错误。[12]
就在新文学论争白热化之时，一个新的文学团体“我们社”成立了，从成员看，该社和太阳社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认为是太阳社的延续性组织，杜国庠也是该会成员。
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在上海创刊。编辑者我们社，发行者上海晓山书店。仅出三期。主要作者有洪灵菲、林伯修（杜国庠）、戴平万，和太阳社的钱杏邨、蒋光慈、孟超、森堡、殷夫、冯宪章，创造社的成仿吾、王独清、李初梨、黄药眠等。创刊号发表林伯修译《一束古典的情书》（日本林房雄）。[13]我们社成员还有陈礼逊、秦孟芳、罗澜、罗克典等，他们都是广东省潮汕地区的革命文学青年。[14]
我们社成立后，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反对杨邨人对鲁迅的攻击，杨邨人是太阳社成员，后来脱离左翼文学，成为所谓“第三种人”。解放后，杨邨人执教四川一中学。所谓的“第三种人”命运肯定不好过，1949年后，杨氏被列入“反革命”一类，受尽迫害而跳楼自杀。
1933年12月3日，杨邨人曾写一封攻击鲁迅的公开信，12月28日，鲁迅对此信进行公开回复。鲁迅也对他进行冷嘲热讽，“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先生呢，据‘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15]
然而，作为太阳社、我们社重要骨干，杜国庠却是反对批判鲁迅的。下据李春鍏《杜国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一文记载：
有一天，杨邨人以太阳社的代表的身份，到“我们书店”来。这时候，“我们社”的全体成员刚好正在店后小屋里开会，研究怎样提高《我们》月刊的内容质量问题。杨邨人突然到来，他毫不客气，坐下来就说：“太阳社的同志希望我们社的同志能和太阳社合作，写文章批判鲁迅。”
杜老听到这句话，十分愤慨地说：“我们不写文章批判鲁迅，我们在这问题上，不同你们合作。鲁迅是有正气的，是进步的，是正确的，他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是教育家，是进步青年的导师。你们为什么要攻击他？他是人民的朋友，是我们的朋友，是好朋友！我们不批判他，相反地，我们要团结他，团结他同我们一起，向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杜老态度十分严肃，声音越说越大。[16]
李春鍏也是潮州人，为中共革命烈士李春涛的家人。杜国庠作为太阳社、我们社的中坚成员，对于太阳社、我们社的其他成员的立场有较大影响。
左联人物
四、太阳社和我们社解散以及左联成立
客观地看，杜国庠要求团结鲁迅的策略是对的。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存在论争激烈是不争事实，也不利于共产党的统战策略。以下对当年的左翼文学阵营分裂和统一进行评析：
1922年开始，新文学运动中有了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倡导，发展到1928年，成为一场反响强烈的文学运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是太阳社和创造社，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尚未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因而在思想、理论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把许多优秀作家（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作为批判对象，在新文学阵营内部引起论争。他们夸大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忽视文艺自身的特征。太阳社和创造社之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门户之见和宗派情绪。这场运动到1929年上半年基本结束。[17]
1929年秋，中共注意到“革命文学”论争，有关负责人找华汉（阳翰笙）和潘汉年谈话，要求创造社和太阳社停止与鲁迅之间的论争。于是，阳翰笙和潘汉年即向夏衍、冯雪峰、柔石、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和洪灵菲等人作了传达。他们决定接受中共的指示，停止论争，并由冯雪峰、夏衍、冯乃超去向鲁迅作解释，作自我批评，表示停止论争，团结起来共同行动。由此，为时近两年的“革命文学”论争遂基本结束。在此基础上，即着手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工作。（以上参见《左联回忆录》、夏衍《懒寻旧梦录》、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等）[18]
同年秋，共产党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宣部领导。杜国庠是文委成员之一。文委成立以后，立即筹组左联，杜国庠积极参加了这方面的活动。[19]在共产党的要求下，1929年7月，太阳社、我们社先后自动解散。[20]新文学家组成左联，杜国庠也是左联成立时的参会人员之一。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四十余人，会议选举沈瑞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为“左联”常务委员，并且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外国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决定同国际左翼文艺运动建立联系，同国内革命团体建立密切关系等。鲁迅在成立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联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演。[21]杜国庠参加左联成立大会。[22]又据《鲁迅生平及著作年表》，1930年3月2日，鲁迅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做演讲。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鲁迅前往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家避难。[23]至1931年3月，鲁迅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24]
随着中共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开展，继左联、社联之后，又成立了剧联、美联等左翼组织。在此基础上，中共又成立了一个公开领导这些群众团体的机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实际上，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翼文化总同盟，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文委成员之一的杜国庠，也是文总的一位负责人。[25]
表面看，左翼革命文学阵营走向团结，实际情况是内部斗争仍然没有停止。有研究者指出：
鲁迅对“左联”是寄予厚望、十分爱护的。但他想不到掌握“左联”实权的一些宗派主义者却在那里玩弄权柄，颐指气使，“以鸣鞭为唯一业绩”，对他两面三刀，大耍权术。鲁迅对此看得甚重，他认为这些人是钻进革命内部的“蛀虫”，他甚至“怀疑他们系敌人所派遣”，最后不惜公开决裂。“左联”宗派主义领导人对鲁迅的打击迫害，同样充满了血腥，鲁迅的过早去世，与此关系甚大。这种打击迫害内部同志的罪恶行径，是从斯大林的“路线斗争”理论贩来的，是这种理论的中国化、中国变种。[26]
据“文革”期间的一些回忆文章，所谓掌握“左联”实权的宗派主义者指周扬一伙。1936年春，左联自行解散。这时，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又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洪深、周瘦鹃、包天笑等文艺界代表人物二十一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表明两个口号的论争基本结束和文艺抗日统一战争的初步形成。[27]
五、杜国庠要求团结鲁迅的分析
鲁迅和左联的关系极为复杂，在此仅指出杜国庠作为左联成员之一对团结鲁迅的作用。据邱汉生《杜国庠传略》，杜国庠在左联成立前后职位重要，他力图团结鲁迅：
在此期间，与潘梓年、邓初民等发起组织了“社会科学者联盟”（简称“社联”），杜国庠参加了“社联”的党团。以后，“社联”与“左联”、“教联”、“剧联”、“美联”等合组为“文总”，统一领导。为了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又组织了“社研”、“教研”等团体，置于“文总”领导之下。“文总”成立党团，杜国庠是党团领导成员之一。由于“文总”所属的各个“联”，均受到敌人注意，乃转而成立“苏联之友社”，其分支组织遍及各界。章乃器、李公朴、柳提等都是该社成员。杜国庠、钱亦石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的领导。……在“文总”期间，杜国庠曾对“左联”领导指出，“必须尊重鲁迅对于文艺的意见，必须善于同鲁迅合作”。这个意见完全正确，为党所接受。[28]
杜国庠是太阳社、我们社重要人物，并且杜国庠和创造社核心成员郭沫若关系十分友好。但为何杜国庠不像创造社的郭沫若、冯乃超等一样，激烈批判鲁迅，这是需要深刻分析的。作为革命者，杜国庠深知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的区别，他服从中共统一战线策略。关于中共要求停止革命文学论争的原因，前文已经提及。以下只分析杜国庠的早年经历、性格和处事对团结鲁迅的作用——
其一，杜国庠早年留学日本时认识鲁迅，鲁迅对杜国庠思想有较大影响，杜国庠对鲁迅有好感：
杜国庠到了日本之后，……终于结识了周恩来、鲁迅、李大钊、郭沫若，成为知己好友。这四位好朋友，对于杜国庠后来的思想进步和工作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29]
在上文杜国庠和杨邨人的争论中已经提及，“鲁迅是杜老的老朋友，在日本留学时他们就认识，鲁迅与李春涛共过事，许广平是李春涛的学生。”许广平是鲁迅的妻子、潮汕人在广州高第街的后裔，著名革命家李春涛是潮州人、杜国庠的好友，既然许广平是李春涛的学生，鲁迅和李春涛共过事，杜国庠和鲁迅的关系更非同一般。
北大红楼
其二，杜国庠和鲁迅曾是北大同事。蔡元培以“兼容并包”思想办北大，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杜国庠和鲁迅有共事机会：
在文科方面，既集中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猛将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吴虞、周作人等，……还集中了一些学有专长的新老学者如马叙伦、马裕藻、朱希祖、陈大齐、陈介石、陈垣、孟森、杜国庠……[30]
杜国庠在1919年后执教北大，在此前后鲁迅也在北大。据《鲁迅生平及著作年表》，1920年“秋，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主授中国小说史。”1922年，“1月，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31]
其三，杜国庠是研究墨子的名家，有着深刻的“墨者”人格，为人谦和。阿英是太阳社成员，这样评价杜国庠：
杜国庠同志在我们一群中，年纪是最长的，我们都尊之为“老大哥”而不名。我个人与他的关系是摆在师友之间。他对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有很多的帮助。我就跟他学过几个月的日文。对同志他总是满面笑容，从没有见过他疾言厉色。……实在使人感到是一位淳厚的“长者”。 [32]
真实的情况是，杜国庠对于统一战线内部的“异端分子”，总是千方百计争取，例如解放后杜国庠为广东省高级领导时，他对陈寅恪和刘节的态度也是十分友好的，尽管当时批判所谓“资产阶级知识权威”的政治气氛十分明显。
陈寅恪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早在民国时期就是清大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解放后，陈寅恪一直在广州。曾为广东历史学会成员的俞筱尧回忆杜国庠的说法：
陈寅恪先生他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研究隋唐史时，能从关陇集团的分野与西域文化的影响，阐明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矛盾和斗争，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杜老还和陈寅恪讨论过魏晋清谈与玄学的关系，以及佛教传人中国后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等问题。对朱师辙、容庚、岑仲勉、梁方仲等也以诚相待，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介绍出版他们的著作。[33]
再如刘节，是一名极有骨气的学人。1959年，开展批判学术界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所谓“拨白旗”的时候，杜国庠说刘节教授有专长，注意不要挫伤他研究学问的积极性。[34]刘节简介如下：
刘节（1901—1977） 浙江永嘉人。字子植。1926年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后，任南开大学讲师、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金石部主任、燕京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成都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任职。1946年后，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建国后兼任历史系主任。[35]
结语：全面抗战之前，杜国庠对于化解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矛盾、团结鲁迅起到重要作用。迄今为止，关于杜国庠在左联成立前后的作用仍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笔者认为，杜国庠后来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思想史研究，包括先秦诸子研究和批判冯友兰、熊十力的新儒家学说，以及他和侯外庐、赵纪彬等一起编辑的《中国思想通史》，学界对杜国庠的研究关注由集中在思想史、史学史方面。杜国庠没法成为著名新文学作家代表，和他后期的著述志趣转变有关，但前期杜国庠对于消解新文学人士对鲁迅攻击的作用，功不可没。
——本文载于《揭阳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作者陈雪峰，中大史学硕士，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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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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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曼君、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3]袁良骏：《鲁迅与上海：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 2008•夏》，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4]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第72—73页
[5]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第108—109页
[6]施晓燕：《浅论鲁迅对上海的观感及缘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2008•夏》，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7]《第三十三章：杜国庠、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中国思想史研究》，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961页
[8]黄学盛、熊泽初：《杜国庠》，中共澄海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澄海革命人物》（第二辑），澄海：澄海县人民印刷厂印刷，1992年，第60页
[9]张大明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8页
[10]张大明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7页
[11]潮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潮州市志》（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66页
[12]刘勇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
[13]张大明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0页
[14]张大明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6页
[15]《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著：《鲁迅杂文书信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9—150页
[16]李魁庆：《我所知道的“我们社”》， 广东历史学会编：《纪念杜国庠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论文集》，广州：[出版者不详]，2009年，第232—233页，引用李春鍏《杜国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的记载，李魁庆为李春鍏之子。
[17]《中国现代作家与他们的时代》，第10页，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
[18]张大明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39页
[19]黄学盛、熊泽初：《杜国庠》，中共澄海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澄海革命人物》（第二辑），澄海：澄海县人民印刷厂印刷，1992年，第61页
[20]张大明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2页
[21]刘勇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22]黄学盛、熊泽初：《杜国庠》，中共澄海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澄海革命人物》（第二辑），澄海：澄海县人民印刷厂印刷，1992年，第62页
[23]《鲁迅生平及著作年表》，载洪治纲主编：《鲁迅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7页
[24]《鲁迅生平及著作年表》，载洪治纲主编：《鲁迅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8页
[25]黄学盛、熊泽初：《杜国庠》，中共澄海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澄海革命人物》（第二辑），澄海：澄海县人民印刷厂印刷，1992年，第62页
[26]袁良骏：《鲁迅与上海：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 2008•夏》，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27]《中国现代作家与他们的时代》，第11页，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2 年
[28]邱汉生：《杜国庠传略》，《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9]李魁庆：《潮汕李杜》，广东历史学会编：《纪念杜国庠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论文集》，广州：[出版者不详]，2009 年，第209—210页
[30]刘克选、方明东主编：《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上册），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46—47页
[31]《鲁迅生平及著作年表》，载洪治纲主编：《鲁迅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4—305页
[32]张永义著：《墨者•学者•革命者：杜国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33]俞筱尧：《我心目中的杜国庠先生》，《书品》，2003年第2期
[34]李鸿生：《南国的老树，不朽的“便桥”：杜国庠传略》，广东历史学会编：《纪念杜国庠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论文集》，广州：[出版者不详]，2009年，第285页
[35]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