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看理想APP《古代中国的留言：先秦经典八部》2019年3月25日

文/杨照

       孔子是一个历史人物，意味着他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他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在那个时代的处境下，不同时期、不同状况底下，他所说的那么多话，背后依寻着一套我们到今天依然可以推断、可以理解，也可以认同的道理跟原则。

       孔子一生并不顺遂，他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迹去走的道路。30岁之前，他在鲁国未曾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成就，30岁突破性地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老师，直到将近50岁，他才真正出仕开始做官，从中都宰、司空做到大司寇，但是没有几年他就离开了鲁国，开始东奔西走，周游列国，偶尔才遇到愿意收留他、倾听他意见的国君，其他时间他都在路上颠沛流离。

       十四年之后他回到了鲁国，因为他带着这一群学生，所以越来越有名，借此得以有较为安稳的生活。但接着又遭遇了儿子、重要弟子的接连死亡打击。

       快乐，本不需要依赖外在的证明

       孔子他的生活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但是在《论语》里却留下了许多他“乐”的记录。

       《论语•述而篇》篇当中有这么一段说：「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是叶公私下问孔子的弟子子路：这个孔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件事情被孔子知道了，他就对子路说：你应该跟叶公讲，这个老师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连吃饭都忘记，更忘掉了所有的忧虑，甚至连自己老了都不知道。

       这一年孔子63岁，是真的老了，但他仍然维持着“不知老之将至”的一种活泼态度。孔子在乐什么呢？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子之乐”，我们就能够进入到一个特别的内在世界。《论语•公冶长》篇里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在先秦思想观念当中，“性”指的是人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部分；“天道”指的是人力无法控制，无法扭转的局势。

       子贡特别指出，孔子不太讲“性与天道”。为什么？因为“性与天道”不在我们个人努力以及改造的范围之内。孔子在意的，尤其是他的教育所关注的，是人如何改造自我，怎么样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更丰富的人。

       “性”是你改变不了的，“天道”是你控制不了的，人只能够被动地接受“性与天道”。对于孔子来说，这两样东西跟教育、修养、自我精进的完成都无关，所以不管这两个观念在那个时代有多么流行，都不在孔子关心的范围里。

       孔子之乐，乐于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知道自己做了能做而且应该做的事。孔子特别称赞颜渊雍“不贰过”，犯过的错误不会再犯第二次。“不贰过”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吗？从孔子的根本价值上看，很了不起，也很重要。

       我们会因为无知而犯错，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而犯错，没有人是不犯错的，但重点在于，一旦你知道这是错的，你自己认定这是不该发生的，你能够让自己“不贰过”吗？第一次犯错往往有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 然而一旦知其为错却还“贰过”，那就是彻彻底底自己个人的责任了。

       在孔子的理念里面，有“天”，有“仁人”，“天”比“仁人”大，“天”是外在的力量，不会因为我们的主观意志跟我们的努力而改变，“仁人”则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孔子念兹在兹就是要去分辨出“仁”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所应该承担的，没有借口可以推给别人、推给环境的这种责任。

       所以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

       “知其不可”就是外在的环境，那是所有你控制不了的因素、阻碍，甚至消除了你个人拥有的那一点点的力量。但因为知道不可，我们就放弃了吗？孔子说不行，这是两回事。

       做自己认定应该做的事情，用自己相信的准则去做人，是我们身为一个人的根本，关心的是自己的责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去换什么结果的一种手段。因此就算明知换不来那样的结果，我们还是不能不为了对自己有交代而去做对的事。

       不是要礼教，是要丰富的感情和有意义的生活

       宋代的大程臣子程颢陈浩，他回忆求学的过程当中，他曾经在老师的指引底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他所得到的答案很简单，那个“乐”就在于理解并且掌握自己所能够控制的事，没有要去控制别人，也不依赖外在的结果来证明自己，要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自主。了解这个“乐”的性质，我们就能够进一步明白孔子的“诗之教”与“礼之教”。

       孔子所说的“不读诗无以言”，不只是表面说话沟通的训练而已，更重要的是借由学会如何适当地表达来丰富自己。“诗之教”的核心不是去学诗人的语言，而是学诗中所呈现的丰沛感情，因而反射地让自己能够想得更多，感受更多。

       “不学礼无以立”，礼不是外在的礼仪规矩，而是一套管辖自我行为的信念，尤其是在封建宗法崩坏的时代，学礼就只能够回溯礼的精神，弄清楚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需要这些规范。礼学好了，你才能够从信念当中制定自己的行为准则，由此得到一种建立了生活秩序的快乐——你知道自己过的不是混乱、浑浑噩噩的生活，而是有秩序、有意义的生活，因而得到衷心的快乐。

       2000多年前孔子教导，“诗”让我们的感情丰富，“礼”让我们活得有意义、有秩序。2000多年过去了，对我们今天，如何做一个人、如何做事，仍然有这么重要的刺激跟启发。

       孔子的悲壮：知其不可而为之

       周游列国，是孔子生平中一段非常重要的阶段，期间，孔子在南方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很不一样的意见跟评价。

       《论语•微子》篇里面有一段话：「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这楚国的狂人叫做接舆，他经过孔子的门口，或者是经过了孔子的车，就大叫说：好可惜好可惜，这么像样的一个人才却沉沦落魄成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现在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从政？为什么自甘堕落，要跟人家搅和呢？过去的没办法挽回了，未来还可以不用再继续葬送进去。

       听到他这样说，孔子赶紧从厅堂里面出来或者是从车上下来，真诚地想要跟这位接舆解释自己的立场。但毕竟是狂人，狂喊了一段之后，他就走了，根本不愿意听孔子说。

       另外还有一段记录了「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的故事，讲的是孔子在路上要找一个渡口，看到有两个人并肩拉着犁在耕田，就派子路去问路。

       这两个耕田的人叫做长沮和桀溺，但是很奇怪，子路去问路，他们都不会干脆地回答，而是反问子路，“你是替谁驾车的？”或者“你是谁？”知道子路是鲁国孔丘的弟子，是孔子来问路之后，两个人态度马上就变了。

       长沮竟然回答说：这个人知道路，他不会迷路，他是知道渡口在哪里的人，不必来问我。桀溺甚至训了子路一顿：你们不知道全天下的人都一样吗？一天到晚跑来跑去，想找不一样的国君，找不一样的大夫，怎么可能找得到？与其找不跟别人一样的人，不如找跟整个世界都不一样的人吧。

       说完两个人就继续犁田，不理会子路了。后来子路大概找到别的人问路，问清楚了之后，回到孔子身边，把他刚刚碰到长沮、桀溺的怪事讲给孔子听。孔子听完，却动容感慨道：人不可能跟鸟兽在一起，总希望能跟自己的同类共处，哎，他们是我的同类，如果不是现在天下那么乱，我一定会选择跟他们在一起，过他们那样的生活。

       显然孔子完全理解长沮、桀溺他们那种避世的态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是他身上有长沮、桀溺所没有的一种使命感，那就是：无法做到明知天大乱却无所作为。他并不是狂妄地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让天下不乱，而是无法忍受被动地、逃避地接受天下大乱的事实，不去试图予以改变。

       孔子要做的不过就是尽己之力，保存政治上的大伦，并不是他天真地以为这个时代还有救。孔子反复表明，在现实的衡量上他其实和这些隐士同样的悲观，他根本不觉得时局有可能会好转，但跟这些隐士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内在的责任感远大过于他现实的估算，无论如何他必须有所努力。

       他没办法像这些隐士一样避世，不在乎时代跟社会的败坏，这就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一种接近悲壮的态度。

       人们批评的礼教，也不是孔子想要的礼教

       当后人们狂呼打倒孔家店、指控礼教杀人的时候，其实他们所批判、所攻击的礼教，根本就不是论语当中孔子所认定、所教导的那种“礼”。

       那个“礼”不是礼貌礼节，或者礼数，我们很难用白话文的词语来代替，反而是英文当中一个词可能比较接近——decent，或者decency。

       Decent不是一个冷僻艰涩的词，虽然常常出现，却几乎无法找到贴切的中文能够予以对译，勉强将这个词解释为“合宜”，说一个人decent，意味着他不会做什么样粗野、奸猾、欺瞒的事，也就是说他总是行为合宜。

       不过decent有“合宜”无法涵盖的其他的意义。

       第一，decent意味着合宜的行为、不勉强，不是出于功利的考虑或者外力的胁迫所以才去做的。因此decent有的时候也被译作“优雅”。怎么会有优雅在其中？那是接近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你举手投足都能够自然合宜，所以就给人一种优雅的、舒服的感受。

       第二，一方面decent是很基本的人格的条件，所以台湾学者陈永祥曾经把它译作“做人的基本道理”，可是另外一方面，却也有近乎高贵的一种称许的评断。怎么会既基本又高贵呢？因为decent内在质地有“人之所以为人”，大家共同同意必定要具备的成分，然而这成分真正要能够落实做出来，却绝对不容易，因此就构成了一种高贵的成就。

       孔子的“礼”就是要追求“仁”，因为理解和信念内化成了规矩，随而就散发出一种气质，一种气度，一种值得安心信任的优雅高贵。

       《论语•颜渊》篇里面说：「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列出了一个国成立的三大要素，但聪明的弟子自贡却坚持要弄清楚这三项要素的排名。孔子是这样排名的：第一是民信，第二是食，然后才是兵。

       这意味着孔子主张人民饿死了都必须要信任政府吗？当然不是。孔子着重的方向并不在此，它真正表达的是自己有多么看重“信”这件事，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

       英国当代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经说，没有了信任，我们连早上起床的勇气都没有。这句话可以拿来当作孔子思想的脚注——

       人能过集体的生活，靠的就是彼此信任，对于别人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有基本的把握，而“礼”就是这种把握的来源与保障。

       因为有了孔子，“礼”跟伦常就从原来的封建宗法、具体规范，转型为一套抽象的思考和原则，因而在中国的文明组构当中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

       要看清楚此后中国文明的特质，我们不能忽略孔子，我们完全不可能绕过孔子，而我们要认识孔子、体会孔子，了解孔子跟今天我们做人做事还有什么关联，我们就应该好好地读《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