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

文/邓乐儿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于本年度开设“中文创意写作”分流课程，礼聘华文世界著名作家王安忆教授出任访问教授，执教“创意写作坊”，为有志写作的同学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今年三月二十日，王安忆教授举行公开讲座，以“服从与抵抗—小说写作”为题分享她对小说写作及创作教学的看法，并引领听众探讨小说的本质。

王安忆公开讲座当天的下午，演讲厅早已座无虚席，慕名而来的听众挤满楼梯、走道的每个空隙。王安忆一开始便回忆起她母亲—中国著名小说家茹志鹃：“我的母亲是一个小说家，可是她期望孩子当医生。多年来中国大陆动荡的环境中，作家是不安全的，对好坏的标准总是犹豫。医生却总被需要，亦能实践人道关怀。可惜孩子都不争气，碰上文化大革命。没有正规的高等教育，也就不能从事专业性很强的职业。”由此而言，小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是“低”到尘埃里的一种存在，门槛低得仿佛只要识字的人就能做的事情。“创意写作”在中文系的经典课程中亦几乎不存在。

让孩子知道写作的乐趣

王安忆直言，获中大中文系邀请出任访问教授并任教“创意写作坊”时，心中实在惶恐，亦不禁犹豫：写作能不能教？她以为可以教授的事情都具备两个条件：学习和训练。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写作既不能学习，也不能训练，因为从事写作需要天赋，实践时碰到的问题亦复杂多变。尽管如此，她仍然决意一试，尽可能带领同学走到最远。

谈及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执教写作班的经验，王安忆坚持修读的同学都必先通过考试。学府中开办这类课程，就必须尊重其学术性，才不会令人误会，以为只有考不上中文系的同学，才上写作课。她坦言，如果有人以她为例，证明没有文凭和学历也可以成为作家，她会为此感到悲哀——因为如果当年她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必定能写得比现在更好。

同时，王安忆也反对急于培养能发表、出版、得奖、拥有声誉的“真正”作家，令写作的过程蒙受不必要的压力：“我的目标很低，就只是文学的教育，让孩子知道写作的乐趣。”然而，这并非易事，要获得写作的乐趣，必须先艰苦劳动，克服很多困难。尤其创作虚构的故事是无中生有的过程，就如在白茫茫大地上前进，找不到依傍，找不到路径。她便忆起小时候在农村的夜晚摸黑行走，手电筒只会令视野狭隘，反而淡淡月色下，你以为走不通的路，却能一直走下去：“坚持写作四十年，不是只靠韧力的，如果没有写作的乐趣，实在写不下去。”

王安忆又跟听众分享她崇拜的大师，其中一位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雨果：“他是我的理想，理想是永远达不到的。”她形容雨果的小说材料都来自历史，是纪念碑式的，天生就在天梯上俯瞰众生。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折翼天使，落在人间经受许多磨难，就如《悲惨世界》的故事主人公Jean Valjean，必须几经波折，才能炼就人间的“神”。

坚持“讲故事”的小说

王安忆进一步以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和近年的电影《广告牌杀人事件》为例，指出西方故事中的“和解”必须经过漫长的过程，历尽艰辛。中国却讲“顿悟”，如汪曾祺早年的小说《复仇》，讲述父亲死前在孩子的手上刻上仇家的名字，孩子为了复仇走遍千山万水，最后看见仇家手上也刻着他父亲的名字，便就此放下仇恨。

由此反映，东西方的文化很不一样，西方讲“逻辑”，中国却说“灵感”。西方需要一步一步的走，中国人讲的却是“觉悟”。所以，故事的形态也不一样。王安忆又指出，西方的写作课程比较多，可能就因为他们的故事比较容易操作，而中国的写作坊中用作例子的，恐怕也是逻辑非常鲜明的西方作品。

谈到小说的本质，王安忆认为现今小说的定义已变得模糊。面对后现代的理论、知识分子的介入、传媒资讯的覆盖，当你说“什么是小说”，别人就会反问“什么不是小说”。于是她尝试探寻：“小说的‘基因’是什么？我们靠什么判断‘这是小说’？”

王安忆对小说的认识和学习源自阅读。她忆述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代人失去教育机会，却亦因此脱离规范教育，自由发展。由于欠缺指导，她读得泛滥、芜杂，受到的影响杂乱无章，却又异常丰富。其中她最喜欢读小说，因为有故事：“所以我觉得‘讲故事’可能就是小说的基因。当然，也出现了很多不讲故事的小说，但我坚持的还是‘讲故事的小说’。”她笑言，年轻时无知无畏，总想写得和别人不一样。写得难读，就觉得出众，既为难别人，也为难自己。直到长时间的写作后，她才发现：“要讲一个好的故事，才是最难的。”

王安忆直言：“写小说的人一定对世俗生活有兴趣。”哲学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小说却在“现象”中找到“美学”，捡拾日常生活和伦理中的美好。王安忆表明自己喜欢世俗的凡人，更以“中国大妈”为例：中国大妈的吵闹无礼受尽批评，但却表现出另类的勇敢，不把一切放在眼内，全因背负着一个历史时代。“她们都在争夺之中长大，排队时就很焦虑，恐怕最终什么都得不到。她们从这样的历史中跻身出来，才获得今天的生活，所以她们很开心。”

在“服从”中“反抗”

然而，写小说的人充满矛盾，十分尖锐，一方面服从于生活的表明规则，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就此满足，总希望触碰到更高的“精神”。世界可以分成两部分：可以证明其存在的真实世界，和相信的世界。她认为“精神”应该存在于“相信的世界”中：“我不能证实，但只要我相信，我就可以建设一个新的、虚无的世界。”

困难在于，即使要证实最高的精神，小说仍不可能脱离世俗：“写小说的人太吃力了，总是想要在尘埃里搭建一道天梯，去触碰最高的地方。”现实是安身立命之所，写小说的人不可能从中脱离，但又必须尝试抵抗现实逻辑：“每个人挣脱的方式都不一样，而我希望我抵抗的力量是由服从来的，就如跳高一样，我必须助跑，才可以把停在空中的时间延长一点。”

王安忆提到一次文学活动中，一众作家讨论“什么是伟大的小说”。她坦言，这个题目很难写，因为“小说”这个文类本身就不能说是“伟大”，它来自最日常的生活经验，因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拥有评论的权力。她难以把小说置于文学文体中讨论，亦很怕在讲座中谈论小说：“一讲又回到生活里去，即便不想，仿佛也只能扮演一个说教的人。”

演讲后观众提问，如何判断文学作品伟大与否。王安忆亦断言：“我肯定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时代一直变化。如果小说是故事，今时今日打开社交平台、报章媒体，故事太多、太泛滥，轻易就会受到挑战。我们不能就此轻言高下好坏，必须慢慢处理这个问题。偏偏这时代却又如此急迫，如此平面化，我们缺乏时间，无法累积经验、思考和情感，所以难言伟大。

但是，正如王安忆在“服从”中寻找“抵抗”世俗的力量，我们又何尝不可从“渺小”中窥见“伟大”的痕迹？她说：“一个人如果真正有才华的话，什么事情都难不了他。”写小说的人总在现实的诸多限制中挣扎，在夹缝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在短短一个小时的演讲中，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四十年来，王安忆始终在滚滚尘埃中一砖一石地搭建天梯。她在世俗之中的微小身姿，亦未尝不是我们所仰望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