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山大学中文系 微信公众号 2024年3月17日
陈小奇
陈小奇
中山大学中文系1978级校友。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词曲作家、著名音乐制作人、文学创作一级作家、音乐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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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山大学中文系。
我住在东四楼的104房，同房7位同学包括有后来的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钱最多”的华尔街华人精英也是被称为“中国证券第一人”的方风雷、广东省文联专职副主席洪楚平，还有后来成为珠海校友会会长的老大哥、甲班党支部书记的骆驰、原广交会纪检书记周达德，以及成为职业出版人的李江南等。
最后一年，我们都搬到新的学生宿舍，房间大了很多，室友又增加了后来成为商业精英的欧小卫和后来的《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学谦。
也都是牛人。
我的宿舍后来被同学们笑称为“风水最好”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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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在这里感受最深的却是另外一种巨大的差异。
来自不同的大城市和小城市，决定了起点和视野的高低。我们这些小城市来的尽管也都是各市县的精英，但与来自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同学相比，似乎在见识与视野上天生就缺了些什么，听着他们的高谈阔论时常有一种插不上话的自卑感油然而生。
人的见识和视野都是由生存环境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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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小喜欢古典文学的缘故，我在大学主修的是文学与写作。
入学后第一次作文测试，我的作文就被选入中文系主编的《学生作文选》。后来的写作课，我的作文也经常被作为“范文”。
有一天又上写作课，教我们甲班写作课的萧德明老师又在课堂上点评了我的作文，下课时遇上了倾盆大雨，萧老师一时走不了，就在走廊上和我们聊了一会，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的创作很有灵性，应该重点写诗和短文，这是你最大的优势，要有为有不为，就算周身都是刀，也先要有一把利的。
她说的这番话让我想了很久，也让我在迷茫之中清晰和明确了自己的创作定位及发展方向。
大雨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那天的这阵及时雨，因为萧老师对我说出的那番话，最终让我选择了诗歌与歌词创作，成就了我的今天。
后来跟萧老师谈起此事，她说她记不起了。
学生太多，老师记不起很正常，可我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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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创作之路就在这里开始。
当时中大中文系办了一本学生社团文学刊物《红豆》，这是文革后最早出现的大学学生文学社团刊物之一，主编是77级的学兄，现任美国耶鲁大学中文部负责人的苏炜，这本学生刊物尽管只办了八期，却从中走出了著名作家苏炜、著名诗人马莉（原名马红卫）、辛磊以及著名学者陈平原、吴承学等。我在上面开始发表自由诗并担任了诗歌组编辑。
后来又和辛磊一起创建了此后延续了许多年的中大“紫荆诗社”，辛磊为社长，我是副社长，当时还斗胆为低年级的同学们讲过诗歌创作。那时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
1980年，我在广东省作家协会的专业杂志《作品》和《羊城晚报》发表了现代诗歌，这两个省级刊物让我从此正式开始了我的作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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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在我确定报考中文专业时被放弃了的音乐竟又鬼使神差地回到我的生活之中。
来中大报到之前，我把手抄的几百首歌曲和乐谱全部束之高阁，只将那把陪伴我多年的小提琴带在身边，不是为了音乐，只为了一段难以忘却的青春岁月。
但该来的终究要来，或许这就是宿命吧。
入学军训结束时，各年级要出节目参加联欢，我一时兴起，找了八个啤酒瓶，灌上不同量的水以调节音高，在许鸿基及77级的余瑞金同学等组成的一支小乐队的伴奏下，用两根捡来的铝条以滑奏手法演奏了《我是一个兵》等曲子，并起了一个雅号叫“青瓶乐”，一曲奏罢，竟掌声雷动。
此后，便有了一个绰号：“敲瓶子的陈小奇”。
此后，便加入了中大民乐团，一开始拉大提琴、拉高胡，后又负责扬琴演奏，成了民乐队的主力。
三年级的时候，我自己作词作曲创作了一首三拍子的校园歌曲《我爱这金色的校园》，获得了学校的三等奖。这首歌后来竟然在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岭南音乐》发表了，这也成了我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词曲作品，只不过不是流行歌曲。
大学四年的光阴，便在诗歌与音乐的交错中度过了。
临走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在中大北门久久徘徊，那里曾经是一个渡口，我曾经多次乘坐轮渡，在珠江的波涛中穿过彼岸。这段难忘的情景和感受后来被我写进了我的歌曲《涛声依旧》之中，写出了“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的歌词。
此后几十年的创作，我从不敢懈怠，从不敢轻率地写出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每一首歌，我都会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甚至多次半夜醒来，想到一些更好的构思，马上起床用笔记下，只怕第二天会被遗忘。我无时不刻都在提醒着自己：你是中大人，你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你必须对得起这张沉甸甸的大学毕业证。
每逢入学或毕业的逢五逢十周年庆，同学们都会自发组织聚会。聚会的内容中一定有一项是回到母校，回到中文系，和老师们一起座谈、聊天，一起到校园餐厅吃一顿饺子。
最让我们惊讶和感动的，是早已年过花甲的老师们，竟然还能叫出大部分同学的名字，而且还能准确地说出这些同学在校时的各类趣闻轶事，就像家里的长辈和老人在谈着孩子们童年时的故事一般。尤其是黄天骥老师，他并没有给78级上过课，但却成为最熟悉78级的人。
而我们就像漂泊多年的游子归乡，沉浸在家园的感觉中竟久久无法自拔。
同学记住老师的名字很容易，而老师还能记住这么多学生的名字，这确实匪夷所思。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穿越时空，在几十年的岁月光阴中，依然保存住了这份浓浓的师生之情？
我想，这应该就是一种爱，一种在校园中生长出的爱，一种家园特有的深沉的爱。
人散了，家还在，亲人般的同学们几十年来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天各一方，工作性质不同，但无论是工作或生活上，同窗学友们都一如既往，互相帮助、扶持、互相关心。
“来世还要做同学”，这是同学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成了中文78级最煽情的名言。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同窗之谊如陈年老酒，愈久弥香。
1999年，我应母校之约，为中山大学75周年的纪录片创作了主题歌《山高水长》，五年后，这首歌被校友会确定为“中山大学校友之歌”。
24岁到28岁，四年的大学中文系生活，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不仅学会了学习的方式与方法，更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学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处与相生。
虽然性格未能改变，但气质与视野及格局却真切地改变了。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中山大学校训从此影响了我的一生并塑造了我的价值观。
至今，校园的钟声仍会在每个清晨前来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