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哲意求索》 2020-10-23
▲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教授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展开，资本逻辑已进入中国的经济生活，今天，我们讨论马克思，是在讨论我们当下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本身。
苏东剧变之后的1992年，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宣称未来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政体大行天下，而社会主义以及作为其纲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已经没有了位置。199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大型国际研讨会，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与会并发表演讲《马克思的幽灵》，内容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说，在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继承人。
在当代的时代课题面前，我们仍然需要从马克思学说中得到具有根本意义的启发。马克思的学说仍活在当下，因为这一学说在资本主义研究领域中所作的分析，所达到的深刻程度、远见和洞察力，迄今未被超越。
现代资本文明催生了“真正的世界史”，传统哲学无法解释价值理性的缺失，马克思给出了谜底。
西方人在他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进程中诞生出资本主义这种现代生产关系。这本是欧洲人的天命，但是资本主义一旦来到世界上，按资本必须不断增殖的本性，一定会把全世界人的消费需要看成它的市场，把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看成它增殖的材料，所以它进入了非欧洲民族，把整个非欧洲民族卷入到资本的运作中去。资本开创了真正的世界史，结束了各个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
资本的诞生给欧洲整个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丁·路德创立新教，把上帝从社会秩序中驱赶出去，笛卡儿的命题“我思故我在”，开启了新的社会原则——我们每个人都是能思的主体，即理性主体。这种依赖理性而得到无限进步的启蒙信念，很快受到了英国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的质疑：理性在担保我们推出关于存在的知识的同时，能否推出我们应该做什么与不应该做什么的道德标准?针对休谟的难题，康德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证明人类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仍是理性。然而，实际的历史进程表明，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成就只是起到工具的作用，即，充当了为人类的利益更好地控制世界的工具。而在价值领域里，理性只能退出。人类的利益是复数，即多元的，而且还彼此冲突。人类并没有可用理性论证的共同利益。凌驾于诸种利益之上、决定了利益斗争的最终结局和趋势的，并不是人类的理性，而是命运。谁揭示了这个命运?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像康德那样去努力给出一个价值理性的体系，因此，我们今天重新学习马克思的学说，即意味着去领会当代人类的命运。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于揭示出当代社会权力的形态，货币为人类生活颁布了一条法则，每个人必须把有限的生命服务于资本的增殖。
马克思如何揭示这种命运的呢?
假定我的这块手表值200美元，那么，200美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块手表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存在，即，在它身上凝聚着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关系，是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关系。表面上看来人们在市场上是平等交换的，但实际上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马克思给了它一个词social power(社会权力)。
马克思早先是黑格尔哲学的信徒。他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站在摩尔塞地区农民的立场上同莱茵省议会辩论，想用黑格尔的法哲学(即关于权利的理性证明)来证明莱茵省议会通过的林木盗窃法是不合理的。他没能成功。但是，正是这个不成功使他有了重大发现：原来，我们整个社会的基础，实际上就是物质生活关系，而这个关系是一个非理性的领域。所以，马克思说，利益是最讲究实际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的事情。这一重大的发现引导马克思走向一场哲学革命。
经济学含有这样一种信念——人类当下的经济生活具有理性的基础。但是，只要我们承认货币是社会权力的物化形式，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感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学对于理性的信念其实是一种幻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写道：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整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
经济学理论有工资、利润、利息等种种范畴，这些范畴来自一个核心的范畴——价值。“价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一种劳动产品都必须和一般抽象劳动发生关系，才获得其自身作为“劳动产品”的存在。于是，每一种具体劳动都是为了抽象劳动的增长(资本的增殖)而服务的，人类财富自此获得了最抽象的形态——能在交换中增殖的货币。
“一般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不仅是现代经济学的起点，也是在现实中被公认的财富之创造。如果我爱好音乐，也爱好哲学，并写出关于哲学或音乐的文章，这些活动若要被承认为劳动，它们就必须为资本的增殖做出贡献，即作为财富一般之生产。只要这类文章的产生不能带来资本的增殖，它们就不能被称为劳动，而只能被称为个人怪癖。
这就是在资本文明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资本的统治不是狼对羊的欺负，而是在物质生活领域内，对私人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关系的规定。它是支配当代人类生命活动的一条法则，这条法则就是，每个个体的特殊的具体劳动必须服从于抽象劳动之增长(货币之增殖)的目的。马克思揭示出当代社会权力的形态就是货币，货币君临一切，它的增长成了绝对命令。这条绝对命令赋予当代社会以进步强制：我们要不断地以自己有限的生命活动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停滞意味着倒退，效率才是生存。
由于对当代社会权力的发现和阐明，马克思哲学成了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揭示了非理性的社会权力是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真实基础。因为这一点，我们还处在真正的人类社会史前时期。
马克思之前的欧洲哲学在其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中只能说明理性的存在物。例如说黑格尔的法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就是关于right(权利)这一理性存在物的哲学。但是，马克思发现了power(权力)这个非理性的存在物，因为，理性只能论证人与人的平等，永远无法论证出人与人之间应该达成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关系。能够研究非理性的东西，叫philosophy of power(权力哲学)。其实发动这场革命的不只马克思一个人。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并向前推进，也揭示了非理性的权力。他与马克思的差别在于，他认为权力来自于意志，而马克思认为权力来自于人与人的感性交往。
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学说的性质来说，可被称为“社会权力哲学”。我们对自然界所形成的知识的当代类型，其实也来自于当代社会权力。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其正确的翻译应是“知识就是权力”。法国当代解构主义哲学家福柯在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中揭示了暗藏其中的人与人的权力关系。20世纪以来，在欧洲哲学的舞台上，堪称真正的当代哲学家的人，都进入了可对资本进行批判的存在论视野，如胡塞尔、海德格尔、鲍德里亚等等。
在人与人的感性交往中形成起来的社会权力，一旦获得意识形态的认证，就上升为政治权力和法的权利。意识形态的变迁是思想运动，是观念变革，然其根源和动力则来自社会权力的新旧交替。我们都熟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说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即，非理性的社会权力如何上升为得到宗教或者哲学辩护的权利。
马克思从来都不是经济学家;《资本论》也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其根本要义揭示的是当代社会权力增长的规律。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真实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成果是《资本论》。《资本论》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从来都不是经济学家。我们承认，资本是当代物质财富的表现形态，或说唯一的表现形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要揭示这种财富增长的规律。马克思在看到财富增长的同时，看到的是财富的社会存在方式——即资本——的统治力量的增长。所以，财富的增长，同时就是社会权力的增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扩大。马克思可以跟着经济学家走一段路，去揭示那些可描述财富增长的知性法则，但他同时要去揭示在这些增长法则背后的“社会权力增长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走向《资本论》学说，这就是马克思的路径。
经济学家用经济范畴规定出经济事实，马克思则要揭示这些范畴本身的来历。什么是事实?今天的社会事实都由一系列社会科学范畴规定出来，若把这些范畴拿掉，就没有这些事实。比方说，利润、利息、地租、工资都是经济事实，这些事实都由经济学范畴构造出来。但马克思哲学进入的是生活世界，而不是由理性范畴构造的事实世界，因此，《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提示我们，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型科学，即历史批判科学。
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不是道德批判，他肯定了资本的三个文明作用：提高了生产力、提升了社会化程度、打开了使用价值领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讲得很清楚，资本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是当代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所以任何资本家成员都不需要为此负责任。马克思的研究指向资本的来历、本性和它必然经历的命运。因此，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中包含了对资本的文明作用的确认。
首先，资本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由于资本主义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交换价值的增长，抽象劳动的积累就必须通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这样，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目标。因此，机器以及一切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必然性。于是，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的动力，同时带来了使人类去赢得对于自然的更多的自由的文明成果。
其次，资本极大提高了人的社会化程度，例如，当代的移动互联网让每个个体的社会化程度达到了全球范围。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偶然的发明，很快就会变成人类共享的成果，虽然是要通过资本增殖的形式来实现的异化的共享。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为，个人生活的这种高度的社会化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进步。
第三，资本打开了空前丰富的使用价值领域。资本主义的生产由于不断追求交换价值的增殖，就一定要通过种种手段开启使用价值的领域，这样就为马克思所说的“未来人类个体的全面发展”准备了物质要素，尽管资本的运动也会唤起消费者诸多畸变的欲望，即带来感性需要的异化形态。
《资本论》学说运用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资本不存在自洽系统，它发展的每一步都生出否定自己的力量。
根据经济学理论自身固有的理性原则，资本应能描述为一个在逻辑上无矛盾的自洽系统，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正是要揭示这种自满自足的资本系统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在其每一步的发展中，都会生长出否定自身的超越逻辑的感性力量。对这种感性力量的揭示，就是贯串于《资本论》的辩证法。
这种感性力量源于非自洽的资本逻辑的四个内在界限。
第一个内在界限：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就是工资。资本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跟劳动力平等交换，这是现代经济制度，比较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具有的进步，即，对剩余劳动的获取不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压迫的基础上，而是在市场平等交换的基础上。然而，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在目标，一定是要不断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意味着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工资)是有上限的。这不是由于资本家的善良或者不善良，而是由为资本主义生产必须有的效率原则所规定的。为了追求效率，必须降低劳动力成本，通过技术的引入，缩小必要劳动时间，以实现相对剩余价值之获取，而这个获取必以劳动力价值的不变为前提。于是，每个企业家都尽力要控制本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但他同时希望员工在企业之外成为在市场上有足够的购买力的消费者，这显然是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
第二个内在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由于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在一定的劳动时间中，剩余劳动部分(在满足人类直接的生存需要之外的财富)必然增大。但是，这件事在资本逻辑中是被限制的。只要剩余劳动的果实不能在市场上获得价值实现，即，不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这种无利可图的剩余劳动就一定被限制。所以，在资本运动中，每一次生产力的发展，一定包含了此后对这种生产力的破环的趋向。今天所谓“产能过剩”(对于全人类的实际需要而言并非过剩)其实就是凝聚在其中的剩余劳动无法转化为剩余价值。因此，这些产能必须被消灭，才能重启市场。
第三个内在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由于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要通过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的结算才能展开，当生产或经济运作过程的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即资金链断裂，物质财富的生产就会停止。于是，为了重新启动生产过程，现代国家就必须执行经济功能，人为地印发纸币，以重启资金链，这就必然引向货币金本位制的终结，以及当代形式的虚拟的资本市场。然而，这种对货币界限的突破，每一次都会带来新型危机。
第四个内在界限：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生产的界限。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交换价值才是使用价值生产的目的。我们去创造一种新型的财富，完全是为了交换价值的增殖。但这里是存在界限的。尽管一次一次的技术革命可以创造新的交换价值增长的空间，例如IT产业的兴起打开了新的消费需要所构成的市场空间。但任何新的消费空间的打开一定更多地消耗自然界的能源、资源和材料。例如，软件很重要，但软件的实现一定要通过硬件。这就是说，自然界对资本增殖是规定了界限的。
以上这四个界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大的发展都会触及到它自身的边界，并从中生长起否定自己的力量。
扣问马克思：资本的自我扬弃会将人类社会带到怎样的境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确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我们要去思考这个判断。资本主义总有一天要消亡，消亡之后是不是会有另一种私有制?还是私有制永远终结了?按照马克思所说，在资产阶级社会胎胞里发展出来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一切社会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告终。这里，马克思做了一个惊人的宏大叙事：我们正处在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前夜，处在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最后阶段。
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回头再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这个时代拒绝宏大叙事，今天的后现代主义用无数小叙事解构大叙事。但是，同后现代主义的认识相反，由资本所规定的人类的物质利益斗争始终真实存在，而决定着这种斗争的方向和趋势的命运，一定会一再地把我们重新带入关于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中。在这个叙事里，马克思的学说居于中心的位置。
这就是马克思哲学还活在今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