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日头条20210711
1942年5月13日，病困交加的陈独秀迎来了老友包惠僧的到访，这让他十分喜悦。自从1938年避居在江津，这个距离重庆180里水路的小县城后，曾经风头无两的陈独秀早已是门庭冷落。不幸的是，陈独秀当夜再度发病，医治无效，进入生命垂危期，于5月27日病逝，终年64岁。
在陈独秀生命的最后时刻，陪在他身边的除了第四任妻子潘兰珍外，还有他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陈独秀的儿子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长子陈乔年和次子陈延年，不幸的是这两位都牺牲在蒋介石反革命的屠刀之下。
陈松年是陈独秀的三子，跟延年乔年是一个母亲所生，却没有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去北京上海读书，甚至出国留学。当他1910年在老家安庆出生时，陈独秀已经跟他们的小姨高君曼生活在一起，很少回到老家。陈松年跟母亲在老家艰难度日，直到23岁时，他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1932年，担任“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的陈独秀，被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尽管陈独秀是“反对派”的总书记，但在蒋介石看来，仍然是“危害民国分子”。在审判席上，被问到“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时，陈独秀慷慨陈词，痛斥蒋介石政府：
用刺刀压制人民的发言权；人民穷至极点，官僚军阀却拼命敛财；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蒋介石所谓的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抗战四个字，归根结底还是不抵抗。
1933年，陈独秀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关押在南京。这年暑假，陈松年带着安庆蔬菜去探监，在那个摆着两个大书架的监狱中，两位本该是最亲近的男人终于见面了。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对视一阵后，陈松年潸然泪下。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不免悲喜交集，落泪似乎更说明陈松年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然而，陈独秀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严格到近乎残酷，延年乔年兄弟俩小小年纪便要自谋生路，卖苦力赚取留学学费。兄弟俩在这种磨砺下，最终也都成为钢铁汉子，慷慨赴义，堪称英烈兄弟。对于陈松年，尽管此前从未见面，陈独秀自己还落入狱中，也还是没有改变他的一贯态度。
看到落泪的陈松年，陈独秀当即很是不高兴，瞪着双眼呵斥儿子：“没出息，流什么泪！”陈独秀当时两眼发光的表情，让陈松年大为震惊，以致终生难忘。陈松年晚年接受采访时，还能清楚地说起当时的情景。
陈独秀或许不会想到，这个第一次见面就被他训斥的儿子，日后会在他最艰难的时刻，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但他对待儿子的态度就是这样，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只是爱的方式与常人迥异。当陈延年、陈乔年先后牺牲后，高君曼在家设灵位，为他们“剪纸招魂”，陈独秀还在笑她迂腐。然而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监狱时，陈独秀却老泪纵横，斟酒洒地，祭祀两个壮烈牺牲的儿子。
陈延年、陈乔年
陈松年不像两个哥哥那样强硬，他不会去反抗这个好不容易才见到的父亲，对陈独秀是又敬又畏。自从1933年暑假探监后，他年年暑假都会去监狱探望父亲，尽管从那儿还是得不到任何温暖的言语，但这份亲情对于陈松年来说，弥足珍贵。
陈松年3岁那年，祖父去世灵柩还未发丧，袁世凯便派人到家里搜捕陈独秀，并扬言要斩草除根。陈独秀根本没有在家，来人除了将陈家洗劫一空外，还要将陈独秀的儿子抓走。陈延年跟陈乔年得到消息后翻墙逃走，陈松年太小，也跟着两个哥哥翻墙，一下子就跌落下来，掉在邻居家的澡盆子里。幸亏邻居急中生智，将他当做自己的儿子，顺势给他洗澡，陈松年才逃过一劫。
陈松年17岁那年，大哥陈延年在上海被捕牺牲，祖母和母亲听到噩耗后哭晕过去。陈松年跟姐姐玉莹到上海处理哥哥的后事，国民党当局却不让他们收尸，甚至看都不让他们看一眼。姐弟俩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点纸，点了一炷香，痛哭一场。
母亲连失两子受不住打击，一病不起。又是松年跟姐姐到上海处理后事，国民党政府还是不让收尸，却同意他们看一眼。当他们看到陈乔年牺牲的惨状，姐姐陈玉莹受到严重刺激，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后，母亲跟姐姐都相继离世。
短短几年间，陈松年失去四位至亲，而他还只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陈独秀成为了这个年轻人唯一的慰藉，而对陈独秀来说，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儿子，又何尝不是一种慰藉呢？
陈松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陈独秀得以出狱。董必武曾奉中央之命前去看望陈独秀一次，两人谈了很长时间，董老劝他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回复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不久后，陈独秀离开南京，在武昌双柏巷租了三间平房暂居。此时，日本人已经入侵到陈独秀的老家安庆，陈松年曾试图将家中财产藏到乡下，但最终还是被洗劫一空。随后，陈松年带着带着妻子、1岁大的女儿以及祖母谢氏到武汉找陈独秀，实现一家团聚。
听说儿子要来，陈独秀感到十分高兴。当时战场局势变化很快，陈独秀已经计划好离开武汉去重庆。他一面为儿子的到来而高兴，一面又担心自己这个看上去有些木讷的儿子，能否带着一家人平安到达四川大后方。为此，陈独秀在汉口动身前，给陈松年写了一封信：
松年：
祖母及汝等动身后，曾托李侠公先生以航空信请求史岳门君，派人于大和抵埠时照料，并代购赴重庆船票，不知此信到达否？不论此信是否达到，你务必到史君去一趟，留下你们的住址，以便我到宜昌时寻找。
我或能于明后日乘（武汉）行营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我必登岸寻你们。你们有船便行，千万不必在宜昌等我，倘一时买不到船票，我到宜昌时，或随原船同行，或另觅他船同行，都好办。倘收到此信时有船可行，可将我附来寄潘赞化先生的信原封由航空信寄去（信中空处填某公司船名，至要！）以便到重庆时有人照料好些，到重庆登岸到客寓，你们都必须坐轿，万万不可省此小费！
……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的陈独秀似乎有些陌生，看过《觉醒年代》的都知道，陈独秀在儿子面前从来都是极为严苛。陈延年跟陈乔年在上海，白天做苦力打工，晚上在《新青年》发行厅地板上睡觉。继母高君曼想让他们到家中食宿，都遭到陈独秀坚决反对。
可是在这封给陈松年的信中，陈独秀对儿子的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对当时已经28岁的陈松年，像是一个普通父亲对刚入社会的儿子一样，想要尽自己所能，对每一个环节走做好详细的安排。信中不断重复的“千万”、“必须”、“万万”、“至要”，不仅多处使用惊叹号，还再三缀以着重号，在如今看来，甚至有些唠叨了。而这在陈独秀的通信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陈独秀为儿子一行人的行程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写快信托在宜昌的友人代为照料，并帮忙购买到重庆的船票。让儿子一定到宜昌后一定要留下住址，以便他抵达宜昌时可以找得到。此外，陈独秀还一再对陈松年说，千万不能在宜昌等他，一旦有船就先走，且在重庆安排好了能妥为照料的友人。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太周到了。
几经辗转，一家人在重庆得以团聚，但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受不了重庆的繁华热闹，受好友邓仲纯之邀到小小的江津县城。当陈独秀到了江津后，不料却遭到邓仲纯的妻子闭门谢客，偏偏邓仲纯是个妻管严。可怜陈独秀一个大名士，以往所到之处都是争相设宴招待，却落得无处容身。
陈独秀江津旧居
在客栈住了数日后，陈独秀才寻得一处安身之所，安定后即刻给尚在重庆的陈松年又写了一封信：
松年：
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多件行李，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我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
……
在这封信里，陈独秀毫无顾忌地诉说自己的困境与难堪，这简直跟那个一身傲气的陈独秀有着天壤之别了。此前多次入狱，他都昂首挺胸，从不服软。面对蒋介石集团的审判，依然当庭历数蒋介石政权三大罪状。甚至当他到重庆时，蒋介石还曾派要人找他担任国民政府官员，已经穷困潦倒的陈独秀大骂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刚毅无比的陈独秀，面对儿子陈松年，却主动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呈现出来。当年被袁世凯通缉，仓皇逃到日本的陈独秀，仍然坚信自己有朝一日能改变中国现状。此时，却在儿子面前无奈承认，出门之难如此。
即便不是刚毅如陈独秀，在父道尊严的中国传统中，又有几个父亲，在遇到如此不堪的窘状时，不是尽可能地隐藏遮掩，哪里会肯在自己儿子面前如此“丢脸”？但陈独秀就是这样做了，他在信中讲自己的遭遇娓娓道来，似乎毫无芥蒂。
不久后，陈松年带着家人也到了江津，在一所中学教书，与陈独秀隔江而居，时常带着妻儿去见父亲。让陈独秀在埋头著书中，享受到难得的天伦之乐。而此时包括陈独秀在内，一家人的生活，也全靠陈松年夫妇教书的微薄薪资维持。
在大家看来，陈独秀一生少“儿女情长”，但此时的陈独秀，或许是人到晚年害怕寂寞，或许在几经起伏后，认识到亲情的可贵。他非常喜欢和儿子、儿媳及孙子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正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给父亲陈独秀平添了不少的欢乐。陈松年是一个孝子，他既孝敬父亲，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他直呼跟自己岁数相仿的潘兰珍为母亲，也叫到子女尊重潘兰珍，平时都亲热地叫她二奶奶。
陈独秀去世后，陈松年将他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1947年，陈松年遵照父亲遗嘱，将陈独秀的棺木从江津迁回故乡安徽安庆，安葬在北郊十里乡林业村，与原配妻子合葬一处。在搬运父灵柩时，松年怕国民党见到“陈独秀”三字后捣乱，就在父亲棺木上写上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战乱年代，陈松年没有为父亲修墓，通往坟地的，也只是一条狭窄的泥路。
回到老家后，陈松年没有了教书的工作，生活极为艰难。建国后，因为父亲陈独秀复杂的身份和各种复杂因素，陈松年一家人的生活仍然没有改善。但即便家境再困难，陈松年夫妇都竭力供儿女们上大学，以保住陈家书香门第的家风。在那些年，陈松年当过会计，教过书，最后到一家砖窑厂当工人、技师，妻子窦衍光也曾到窑厂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
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南巡途中在安庆短暂停留，在“长江舰”上找来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市委书记赵瑾山谈话，专门问到陈独秀老家的情况。在傅大章的汇报中，毛主席了解到，陈松年在窑厂工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卖掉了陈独秀在北京的一座房子。而这座房子，就是陈独秀当年在北京的故居，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毛主席视察安庆
毛主席当下批评了傅大章等人，向他们讲述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我看对于陈独秀这个家庭，自然也应该以烈士的标准来对待。”毛主席说完后特别强调了一句，同时指示安庆市的领导，对于陈松年一家应该予以特别照顾。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此之后，安庆市委每月都给陈松年补助30块生活费，而此时在安庆窑厂打工的陈松年根本不会想到，毛主席还挂念着自己的生活情况。后来，晚年的陈松年对周围的人经常说：“当时的我真心感谢毛主席，并不仅仅是因为钱的缘故，更是因为毛主席给了自己和全家人应有的地位。到了后来，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什么不公正待遇，也多亏这30块钱，我家里的4个孩子有3个上了大学，这笔钱帮我解决了很大的困难。”
毛主席视察安庆
跟父亲和两个哥哥相比，陈松年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也成为了那一段历史的传承者。他亲手料理了父兄的后事，将陈家后人培养成人，在各行各业过着安稳的生活。陈乔年在生前曾说过，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如今，陈家后人以及我们所有的人民大众，不正是在享受着这样的幸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