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210128

每次看鲁迅家族的传记，总是想，幸亏鲁迅兄弟有个好母亲，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母亲支撑着，他这个家庭会滑落到什么地步啊？

母亲虽然没能阻止住家庭滑落，但是她给托住底了。

鲁迅母亲鲁瑞是个乡下姑娘，她的父亲发愤努力考中举人，有了点身份，鲁瑞嫁到城里的大户人家周氏新台门。

那时的新台门周家，虽为百年旧族，已是强弩之末，距离“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不远了。

整个周氏家族，弥漫着末日来临前的颓废气息，很多周氏子弟，考功名考不中，做工经商，抹不开面子，也不肯受那个累，整天抽大烟，坐吃山空，一个个灰头土脑，瘦骨嶙峋，无精打采。

鲁迅的一位族叔跟鲁迅弟弟周建人说：

“我们周家的气数尽了，你看，台门里出来的人，一个个像败蓬时的钩头黄瓜。”

“败蓬时的钩头黄瓜”，这个比喻真是贴切得触目惊心。

黄瓜架上的头茬黄瓜，水灵灵，鲜嫩嫩，清翠匀称，咬一口，嘎嘣脆。长着长着，营养跟不上了，到了败蓬之时，秋风凉，营养也将耗尽，稀不楞几个黄瓜挂在蔓上，头大身小，黄不拉唧，弯得像虾米，咬一口，头上还有点汁水，尾上像一团败絮。

真是末世子弟的活画像。

周瑞的到来给周家带来久违的新鲜气息，她在一个濒海的村庄长大，村庄里水道纵横，民风质朴。在这里长大的鲁瑞，既有书香门第女儿的教养，又有农家女儿的健康活泼。

周瑞婚后不久，她的丈夫周伯宜考中秀才，再不久，她头胎生了个儿子，这是周家智兴房的长子长孙。消息传到京城里，在京城里做官的鲁迅祖父十分高兴，给孩子取名为周樟寿，希望长孙像樟树一样长大成材，寿高百年。

周樟寿就是周树人，后来的鲁迅，他是周家智兴房的长孙。

后来，鲁瑞又生三子一女，智兴房成为新台门最兴旺的一房。

人们认为鲁瑞有“旺夫”，台门里谁家娶新妇，总让她去接新妇，鲁瑞热情响快，总是一口答应下来。

彼时，鲁迅祖父周福清在京城为官，清水衙门，没多少外快，他带着小妾幼子，租房子，日常生活与应酬，就把他的俸禄花得七七八八，基本不给家里捎钱来，只偶尔捎些京城里的食物给家人品尝。

虽则如此，有个在京城里做官的老爷，大门上悬着“翰林”匾，人们对周家是刮目相看的，周家有四五十亩水田，好年景能收四五千斤谷子，家里雇着保姆、烧饭婆婆和一个丫头，闰土父亲章福庆做忙月。

鲁瑞被人们称为“少奶奶”，并不像电视剧中的少奶奶那样尊贵，有些家务活她要动手做，孩子也要与长妈妈一起带。

她对孩子非常有耐心，从不呵斥打骂孩子。

1893年，鲁迅祖父周福清试图行贿浙江乡试主考官，事败入狱，判了斩监候，等待秋后处决。

鲁迅父亲周伯宜受到牵连，被革去秀才功名。

周家新台门人心惶惶，鲁瑞心里也害怕，但她表面上仍然神色平静，她把大儿子二儿子送到乡下亲戚家避难，把丈夫考试用的考篮和考试复习资料收起来，以免丈夫看到，触景生情，心中悲伤。

屋漏偏逢连阴雨，鲁迅父亲在双重打击之下，像台门里那些不肖子弟一样，染上大烟瘾。这既增加了一笔不小开支，又让他的健康受到很大影响，他病倒了，开始吐血。

在鲁迅父亲生病的几年间，鲁迅母亲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人们说藕汁补血，她就每天早上起来给丈夫榨鲜藕汁喝，饭前总是给丈夫烫上一壶酒，给他买新鲜的水果和新鲜的鱼虾补身子，在窗下给他设了一张桌子，让他独自饮酒吃饭。

鲁迅父亲由于精神苦闷，经常莫名其妙发怒，无缘无故地把饭碗和酒杯从窗子里扔出去，摔得粉碎。

鲁迅母亲静静地站在一边，不恼怒，也不劝阻，她知道丈夫的怒火不发泄出来，对身体更不利。她总是等丈夫发泄完了，拿着扫帚把地上的饭菜碎片收拾了，柔声细语地问丈夫：“你还没有吃东西呢，肚饥了吧！你看吃点什么？是给你放一碗面，还是到东昌坊买一碗馄饨？”

鲁迅父亲心情平静了些，就说：“有冷饭，就烧口咸泡饭吧。”

鲁迅母亲连忙去厨房，烧一碗热腾腾的菜泡饭给丈夫端来。

鲁迅父亲的病越来越重，鲁迅家里为了营救祖父，已经把田产卖了不少，房屋是祖宅，不能卖。鲁瑞只好拿出不大穿的衣服首饰，让长子鲁迅抱着到当铺里去典当，当出钱来，给丈夫请医抓药。

生活的窘迫，鲁瑞默默承受，从不向丈夫流露，更不向他抱怨。

鲁瑞没日没夜细心地照顾丈夫，仍然回天乏术，九月的一个夜晚，鲁迅的父亲永远走了。

年迈的婆婆、坐牢的公公、四个年幼的儿子、公公的小妾幼子，这一大群人的生活，就要鲁瑞一人承担了。

鲁瑞的儿子们已经没有条件像祖上那样走科举之路。

长子鲁迅通过一位族叔的关系，到南京路矿学堂去读书。

次子周作人到杭州陪伴坐牢的爷爷，后来进了南京水师学堂。

幼子周椿寿患小儿肺炎去世。

鲁瑞在丧夫不久，又承受丧子之痛。

热闹的一家人七零八落，只有三子周建人陪在她身边。

鲁迅就读的南京路矿学堂和周作人就读的水师学堂都是新式学堂，不收学费，还有生活补助。这种学堂是技校性质，毕业以后在路矿当工程师，在轮船上当管轮，台门子弟瞧不上这样的职业。

鲁迅每次穿着学堂的制服回家，台门里的人总耻笑一番。

鲁瑞每天生活在台门里，人们的议论不会对她没压力。如果她死要面子，把儿子留在家里。鲁迅很可能像别的台门子弟那样染上烟瘾，一辈子颓废下去

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很争气，考上了去日本留学的官费留学生。鲁迅回国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剪了辫子，台门里炸了锅，人们纷纷指责鲁迅是周家的逆子，让鲁瑞管教管教儿子。

鲁瑞神色平静地说：他还来信让我剪发放足呢。

人们一听鲁瑞要剪发放足更惊骇了。

鲁瑞真的放了足。她把已经定型的脚泡在热水和醋中，泡软了，在脚趾间塞上棉花，把已经弯曲变形的脚趾尽量矫正过来。

鲁瑞的做法，在台门里引起惊涛骇浪，人们给她的脚起绰号“南池大扫帚”，说她要嫁外国鬼子。

鲁瑞故意怄他们说：“这倒真是难说的呀。”

注意时间，这时还不是民国，而是清朝末年！一个小城的家庭妇女放足，把两个儿子送到国外，是很有勇气与牺牲精神的。

鲁瑞唯一没舍得把三子周建人放走。周建人一边在县学堂读书，一边自学生物学，后来，他在家乡当上了小学校长，第一个月，他领了八块大洋薪水。当时，两三块大洋可以买150斤米，八块大洋买米够养活一家人。

周建人欣喜地把自己挣的第一份工资送给母亲。

鲁瑞没收，她歉疚地跟周建人说：“家里俭省一点，吃饭的米还有，你没读过什么书，你买点书，自修自修吧。”

她勉励儿子要多读书，她说她也在自修。鲁瑞跟那个时候的大部分女性一样没有上过学，在长子、次子去日本留学、三子到绍兴学堂读书以后，四十多岁的鲁瑞拿起书本，在家中自学。

周建人告诉母亲，他买书花不了这么多钱，鲁瑞仍然没收，而是让周建人给继祖母蒋氏两块钱当零花钱。

1919年，鲁瑞跟着儿子来到北京居住。

她很快适应了环境，她穿上旗袍，戴上眼镜，出门打着洋伞，成为一位时尚的老太太。

通过十几年自学，六十岁的鲁瑞已经达到能够轻松自如看小说、看报纸的程度，她经常让儿子鲁迅给她买小说看，还喜欢看报纸，每天的报纸总是鲁迅还没看，她就抢过来看。看完她就发表意见，比她的儿子还激进，有时鲁迅都笑她，

鲁瑞对新鲜事物保持着浓厚兴趣。

七十多岁的时候，见年轻女性剪发，她也跟着剪发，见年轻女性织毛线，她也买来毛线，学着织毛线，每天从早到晚，拆了织，织了拆，终于能把很复杂的花样也织了出来。

鲁瑞晚年的烦心事不少，她的长子鲁迅与次子周作人闹翻，两兄弟老死不相往来。鲁瑞毅然站在大儿子鲁迅一边，她跟着鲁迅搬出八道湾11号大宅，住到西三条一座小四合院中。

鲁迅南下上海，与许广平组成家庭，周瑞就与鲁迅原配朱安生活在一起，两人名为婆媳，实同母女。

1936年，鲁迅在上海病逝，这对年迈的鲁瑞来说是致命打击，她坚强地挺住了，没怎么流泪，但是，她的腿痛得走不了路了。

后来，她见人们都在悼念鲁迅，欣慰地说：“还好，这样子，儿子死得也不太冤枉。”

鲁迅去世以后，鲁瑞与朱安的生活全靠许广平接济，赶上物质飞涨，时局不安，她不肯向近在身边的儿子周作人要钱，而是写信向许广平索要。

有人说她偏心，其实这可能是她刻意与亲近日本人的次子保持距离。

直到与许广平断了音讯，她才不得不向次子周作人伸手求援。

鲁瑞去世时86岁，直到生命临终，她仍然清醒，她让周作人保证在她死后，仍然给朱安提供生活费，她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朱安的歉疚。

鲁迅夸他的母亲：“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年，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

其实，早生了二三十年的鲁瑞，仍然是个女英雄。

她在丈夫去世以后，努力支撑着家庭，以身作则给儿子树立榜样，她的三个儿子都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有两位成为近代文坛的重量级作家，而没有像别的台门子弟那样抽着大烟，浑浑噩噩过一生。

这就是她作为一位母亲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