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201120

口述：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采访：徐悦邦

来源：正和岛

01、大选过后，我们正迎来“危险100天”

美国大选的靴子基本落地，拜登当选几乎已成定局。

大选过后，中美关系会有缓和吗？

我想本质上很难，最多是阶段性缓和。拜登会比特朗普更难对付。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重新校准期。

拜登一定也会向中国施压，然而作为建制派，他会按照规则、按照套路出牌，拜登政策的可预测性更强一些。

一句话概括拜登对华政策的特点，就是：政治正确代替经济利益，系统性代替随意性，建制派代替非建制派，确定性代替不确定性。

但由于全球经济的长期失衡和几个大国间目标的冲撞，遏制仍是大方向。     

虽然拜登没有那么强硬，甚至在竞选时承诺当选就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也会加强与中国的对话机制。但也没有那么友好，也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议题上大放厥词，涉疆涉港涉藏议题上意识形态化，无端批评中国。

所以我认为在大战略上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在战术上会有变化，我自己理解大概有这几个方面：

1. 在一些议题上，会和中国合作

比如说气候变化问题。我博士后的研究方向就是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所以我稍微了解一些。拜登很可能会重新回到《巴黎协定》，该和中国合作的和中国合作，该和世界合作的和世界合作。我觉得我们也要以气候协定为基础，扩大和美国的合作点、合作面，以合作促进关系改善。

2. 校正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总体上，相比于特朗普原先的“极限施压”政策，拜登的关税政策会更温和，但他肯定也会尽最大力量为美国争取利益。

客观来说，我觉得美国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它的做法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的，还是帮了我们。我们其实应该承认这点，本着一个所谓“互惠互利”的原则，在美国当前面临产业空心化的结构调整之际，能帮的地方也要帮一帮，一块儿在经济层面上合作，这才是大的、长远的互惠互利。

3. 高科技领域，继续采取“小院高墙”策略

拜登上台后，在高科技领域还是会继续采取“小院高墙”策略，来打压中国高新科技的发展。

但是对美国这种所谓的“科技脱钩”，我们现在看得也比较明白了，里面其实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美国可能实施“强脱钩”。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不给我们技术，我们就搞不出来或搞不到了。因为美国也不是所有技术都可以自己搞，也要依靠它的盟友。像光刻机主要是荷兰人做得好，他们还可以卖给我们。现在还不至于发展到这一步，但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强硬我们也不要怕。

第二，科技脱钩会大大加快中国国产替代以及科技外交上的转向。我们肯定要通过国产替代以及外交上的战略调整，尽可能避免出现“卡脖子”的技术问题。

从长远来看，中国人其实应该认识到一点，毕竟改革开放后才搞了40多年、新中国成立才70多年，而西方工业革命都已经300多年了，我们总体发展时间比较晚，这样一来技术上有很多“卡脖子”的环节也是正常的，没有必要自怨自艾或者是妄自菲薄。

当然，我们现在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我觉得也要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是企业和科研单位确实应该着力去解决短期应用和现实需求的问题。因为对企业来讲，这是巨大的市场和商机；对科研院所来讲，这是所谓的科研课题的方向。

俄罗斯当年动不动就威胁欧洲，要断天然气、不再供给石油了。很多欧洲国家就说，你恐吓一次两次可以，但如果总这样，对不起，我重新铺设通道，从别的地方买，无非成本高一点。现在美国逼着中国人这样干，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另一个就是任正非讲的，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顶尖一流大学不要去管“卡脖子”，而是要“捅破天”，这个事说得太好了。因为大学搞应用本身就处于劣势，他在象牙塔里边，还是应该向天上看、向上突破，解决更长远、更基础的东西，所谓“取法于上，得乎其中”“功夫在诗外”。

所以我们的科研体制，包括科研投资体制真的应该变一变了。通过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释放创新的活力、自由的环境，这要改，我们不自怨自艾、不妄自菲薄，但也不能没有触动啊，不能自乱阵脚也不能无动于衷。

4. 修复和欧洲的关系，联合制衡中国

拜登上台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通过和欧洲盟友间制定许多规则来约束中国。所以前段时间《经济学家》有篇文章说，中美博弈主战场在柏林。为什么在柏林呢？因为欧洲的重点在德国。

我今年也见了德国几家大企业的董事长，交流过程中发现他们非常关注中美关系，很怕中美关系恶化以至于影响到他们，也很怕德国在中间选边站，因为他们许多企业用的产品，或者说某些供应链在中国，而有些企业还受到美国制裁，夹在了中间。

还有很多人问我，拜登上台后经济逆全球化的趋势会不会因此逆转？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这轮中美关系恶化其实要从全球经济失衡说起，长期的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美国内部出现变化，很多产业空心化，出现了许多锈带地区。但这个东西不能说都是中国造成的。

对现在的中美两国而言，全不全球化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有增长、无共享”的这种发展模式。

过去十几年，其实大家都遇到了挑战，就是增长看起来很好，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富人占有的财富比例越来越高，正是这种“有增长、无共享”的状态，美国才要通过税收、通过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这其实才是中美现在最应该联手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拜登胜选时的讲话，包括他做的一些迎合拉近，说应该团结起来，我觉得讲得很对，我们不要去嘲笑人家。

我觉得对我们而言，不管是谁当选，我们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改善两国关系。在经济利益问题上，不要总用安全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思路来解决，没必要总是硬刚，一门心思想着省钱的话，还怎么去做生意呢？

同时，也不要觉得人家说的都是错的，不要人家一有什么批评意见我们马上跳出来，这不是一个合格的态度，对批评的容忍度应该适度提高一点；也不要觉得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都是金科玉律，不是说所有的我都按你的套路来，触碰到我们底线的当然也是不行的。

所以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取决于他们，也取决于我们，取决于双方的沟通、交流和博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更加包容、更加开放，姿态更高一些、心胸更广一些。

另外，从短期来看，我们要警惕接下来正在进入的“危险100天”，从现在到明年1月新任总统正式就任的这段过渡期，特朗普可能还会继续操作对华议题等，制造事端，留下烂摊子让拜登善后。

危险的100天，仍然很危险。这里面确实存在很多可能性，以特朗普的个性和作派，很可能会利用现有的总统权力，打破常规，比如宣布进入某种特殊状态，也许是对外战争，也许是处理内部纷争、骚乱。

像前几天特朗普刚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两个月前就有专家知道他要这么做，因为国防部长不支持特朗普对外动武。现在许多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担心，接下来美国是否会对伊朗采取措施。一旦开战，伊朗对周边亲美的国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实施打击，这对油价、黄金价格、美元都将起到助推作用。

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要特别关注，确实要慎重，危险的100天还没有过去。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准备好迎接来自美国更大、更系统性的挑战。

02、中国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未来3-10年要实现“惊险的一跃”

未来10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讲在新的任期内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5位。所以势必会有冲突，只不过是大小问题。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又走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十字路口，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未来3-5年，或者5-10年要实现“惊险的一跃”，像国际环境的改善、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我觉得长则10年、短则5年需要慢慢完成。

而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讲，我们仍处在“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经济减速期还没有完全结束，同时还要在减速过程中完成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按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的说法，当前全球前景并不好，人类可能面对比二战时期更差的世界格局和环境。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像这轮逆全球化的动因，本质上就是分配出了问题。在经历了2008年后长达十几年的量化宽松后，全球性的贫富差距在无形中加剧了，几乎是不可逆的。2008年以前，很多人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进入更上面的阶层，10年后发现希望越来越小了。

因为宽松政策天然是有利于富人的，他们会用杠杆，上车又早，财富雪球越滚越大；而另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实际上收入和社会地位就相对下降了，所以消费升级的同时出现了消费降级。

中国也是如此。2009-2016年我称为“金融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就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家庭都在加杠杆，可以说是一个全民加杠杆的时代。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胡润排行榜上地产、金融、互联网行业都出现了很多富豪。这几年，如果一个人买房子不够多，或者没有投资收益，只靠工资，这些阶层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谁能想到，在成为科技大国、创新大国、商业大国之前，我们竟然先成为了金融大国。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一度超过8%，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4%-5%的水平，甚至超过了金融业最发达的美国。

显然，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业有多发达，而是我们的金融脱离了本源。老百姓调侃说票子“发毛了”，虽然不严谨，但大概是这个意思，货币超发了。

所以2017年整个金融业的整顿，意义非常重大，意味着从2008-2017年金融泡沫化的背景很难再出现了：政策收紧、回归本源，经济进入一场迟到的“出清”，这其实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告别、挤泡沫。

过去10年，货币跑得比实体快，金融跑得比产业快，结果必然是脱实向虚。我觉得要是没有2017年的金融整顿，我们可能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所幸整顿后大的监管架构都在发挥作用了。

就像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说的，大家都去赚“钱生钱”的生意那是不行的，还是要老老实实发展实体经济，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尽可能避免资产泡沫、金融泡沫。

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应该注意，真正的、最大的难题，不是来自外部的这种压力挑战，而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社会分化问题，要避免陷入东亚地区容易出现的情况——内卷化。

这是个世界性难题。要怎么突破可能出现的“内卷化”呢？从道理来讲，无非几方面：

1. “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想法，要尽量少出现

一个社会、一个产业发展阶段的“内卷化”，就像一个人职场上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一定年龄段总会遇到的天花板。

你会发现，要想进入更高的平台，或者想要有一份更高的收入，在原来的赛道上怎么努力也不行了，哪怕弯道超车，因为弯道超车还是在原来的道上，只不过是跑的速度更快了点罢了。

所以真正要想突破内卷，第一步就是换道，提高技术含量，就像我们常说的“打败电商的不是电商，是外卖”，换一套技术、换一个赛道，导致整个逻辑不一样了，也就突破了。

但今天，在金融、教育、医疗、科技等诸多领域，都存在着一种“网格叠化”的现象：管理越来越具体，网格越来越细密，空间越来逼仄。越管越细，密不透风。道理一套一套，看似专业正确，结果南辕北辙。

用一句话来形容“网格叠化”的表现，就是那句有名的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这种现象如果在整个经济社会领域蔓延，就会窒息创新、扼杀活力。

突破内卷化，需要增量利益，做大经济蛋糕；需要组织创新，提升组织效率；需要思想进步，升维思考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增加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透明度，实施所谓“基于信任的管理”，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如果违约，事后惩罚。

2. 鼓励民间资本、企业家，多提供公共产品

第二步就是增加所谓的公共服务、公共设施供给，这对中国来讲，其实挑战很大，也是一个老难题，因为教育、科研上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特别是优质的公共产品。

类似于西湖大学这样的，为什么不能鼓励民间资本、企业家多投资、多搞一搞呢？中国不能有1万所这样的大学吗？大家愿意出钱，愿意组合资源，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一些领域还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是管制不当、过度管制，放松反倒其实是潜力。

3. 通过税收形式，合理调整收入分配

这次马云在外滩的讲话，最后大家的目光都定在蚂蚁金服身上了。但其实马云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系统该怎么改革，他提到“监管与创新”的关系。

像蚂蚁金服这类的平台型互联网企业，必然是需要接受严格监管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用科技手段在做金融的事情。

互联网企业的特点决定了有可能出现“胜者全得”的结果，胜者全得就会存在问题，它的垄断性甚至就会比传统的石油化工行业更强。所以这个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是要受管制的，不然就会让其他中小企业“大树底下不长草”。

这是个新课题，但肯定是要解决的。我认为，对于这种平台型公司、新业态公司反垄断的合法合理管理，比如通过税收形式，或者说划转经济效益，其实是缩小贫富差距、突破“内卷化”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很简单。这里面有一个数据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分裂的问题。

因为你用的是大家的数据，实际上就承担了公共平台的角色，所有权是你我这些人的，使用权在平台型公司，但收益权却全部归平台型公司的股东所有，这是不对的，有一部分其实是要转化为给全民的分配，因为你借用了大家的数据、隐私。

所以我实际上建议国家成立一个中国大数据公司，就当这些平台型企业的股东，或者让社保基金作为股东进入，每年都享受分红。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而且我认为平台型公司应该有这个觉悟和意识。

在当前这种内外压力下，可能会有一大批企业被淘汰，这很残酷，但其实也会诞生更多的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技术，而且也是补短板、促改革的好机会，现在更容易形成对深化改革的共识，寻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释放新的改革红利。

中国人向来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一点空间和自由，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我们不犯太大的错误，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大。

这个关口过去之后，未来将是一往无前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可以走过去。

03、我有几点建议

当中国经济的潮流发生逆转，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抉择。无论你承认与否，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赚钱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

我们中长期仍然处在大的收缩期中。赚快钱没有那么容易了，得学会赚慢钱；赚大钱没那么容易了，得学会赚小钱；高速扩张没那么容易了，得学会慢慢变现；做大生意没那么容易了，得学会把生意做小。

过去20年逆流而上，未来20年要顺流而下。

1. 房地产：赚辛苦钱的时代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过去20年的炒作，房地产已经背离了“居住”的本源，增长斜率非常陡峭，几乎成为了一种投机性的金融资产，最典型的就是一线城市。

如果任由泡沫越吹越大会产生两种风险：一是对房地产刚需群体——年轻人和低收入阶层来说，可能永远也买不起房，不少人可能直接就丧失信心“洗洗睡了”，还容易引发社会危机；二是一旦局部出现降价，容易引发“踩踏式”抛售和连锁反应，从而使整个房地产市场和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因此，在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中央提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住不炒”，2018年提出了“因城施策”。

决策层目前对房地产的政策，是根本性的思路改变，房地产如果还是高杠杆、高周转，成了金融业，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太大了。为什么现在香港房地产的平均杠杆率是40%，而内地是70%？因为香港企业吃过高杠杆的亏，经济泡沫袭来，高杠杆的副作用是摧枯拉朽的。

所以我们正在告别“地产金融化”，未来闭着眼睛买房致富的时代结束了，房价会趋于稳定，同时不同城市、同一城市间不同板块的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过去很多城市房价10年涨10倍，未来可能10年顶多就涨1倍。

简而言之，房地产行业从过去20年，从金融业的发展逻辑转变到了制造业的发展逻辑，以后房地产行业也会像制造业、消费业一样，要赚品牌溢价、经营溢价等。这种逻辑转化影响到的行业非常多。

2. 未来3-5年，股市向好是大概率事件

过去20年老百姓的主要资产是房产，未来10年里头，我们会发现不动产的比例在缩小，金融资产的比例在提升，取代楼市是有可能的。

从资产角度来讲，2020年是资产大年。但从短期来看，过去一年的股市都是估值推动型的，我们觉得现在很多板块估值过高了，有点透支了。

如果从3-5年的维度来看，我觉得股市向好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因为我们正在做注册制的改革，过去讲资产荒，现在可选的资产多了，对很多人来讲是个机会；如果从10年的维度，或者从改革的维度来看，未来我们是有可能步入到一个大牛市中的。因为我们确实到了老百姓资产池“腾笼换鸟”的阶段。

但我也一直认为，普通股民冲进股市还是要谨慎，因为这相当于拿着大刀长矛，冲进了重机枪阵地；有点经验的股民，不过是换成了驳壳枪而已。建议大家弱水三千、只取半瓢，不要贪杯。

我们很多投资者在菜市场买菜都斤斤计较，甚至锱铢必较，为什么买股票，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轻易进去了呢？觉得买股票比买大白菜要简单吗？恰恰相反，买股票其实非常难，什么时间点买、什么时间点卖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我有个说法，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

3. 企业永远只有一条护城河

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价值永远都是金融下行周期中最坚实的护城河，而价值就像一种资产，要想激活这种资产有一种能力很重要：

那就是用新金融思维去创造价值。

我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过4点基本思考：“深挖洞，广积粮，早称王，不称霸。”

“深挖洞”就是要做好风险控制，这是当下第一个要注意的。

“广积粮”就是要用更开放的视角和心态去配置资源，但无论做什么，都要用一种工匠精神重新去认识我们所做事情的本质，做到最好最精。

“早称王”就是要早日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也意味着当你成为龙头时，绝大部分人成为了“炮灰”。

“不称霸”就是成为龙头但不独大。西方博弈论里有个著名的“智猪理论”，就是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关在一起，大猪要允许小猪搭便车，小猪也要学会搭便车。东方社会更是如此，做到一家独大未必是好事。

4. 在风险面前，没有真正的铁饭碗

普通人又该如何自处呢？紧衣缩食、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是必须的，这是被动式的应对。

再者，持有资产还是比较重要的。经济周期决定了大类资产选择。理论上来讲，衰退期应该配置债券和现金，复苏期应该配置股票和债券，过热期应该配置商品和股票，滞涨期应该配置现金和商品。

但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可能有些领域的投资没办法直接参与，我认为如果能做好以下5点，至少能保证自己的财富稳定增长：

1. 永远以控制风险为主，不要一上来就想着从这个市场中捞多少钱，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投资标的、赛道、周期和节奏。

2. 对投资、对市场要有敬畏感，不要觉得人定胜天，人胜不了天，往往都是天胜半子，要保持一个低调谦虚的行事风格。

3. 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知，说白了，就是要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4. 勤于学习和思考，形成自己的一套投资理念、投资方式、投资策略。我建议把95%的时间用在学习上，3%的时间用在制定配置策略上，2%的时间用在制定交易策略上。

5. 不投资也是一种投资方式。在资产极化趋势下，应该把99%的时间用在1%的项目上，看准了下重注而不是所谓的分散投资，另外99%的项目是不投资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过度乐观，也不需要过度悲观，确定自己想要的生活、工作状态，尽量务实一点，没办法跳槽的就别跳槽，能保住工作的就保住工作，有投资能力的可以抄底。

但无论你是打工、创业，还是投资，最重要的是，做人一定要想通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