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190824

文/花鳞

1968年冬天，一再呼吁广大青年“复课”无果的伟大领袖向全国发起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那时候，一场席卷全国，后来被承认是错误的运动刚刚开始了两年。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社会停摆，年轻的共和国陷入动荡和危机。

无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突然间迷茫了。

他们失去了工作机会，失去了奋斗目标，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原本信奉的真理被推翻了了，原本敬仰的人物被打倒了，他们变得虚无而狂热。

当领袖的号召下达时，这样的年轻人已经有2000万之巨。他们遍布全国，精力旺盛，在街巷里和城市间四处游荡、串联、武斗、惹是生非。

一个社会系统的崩溃，多半是从年轻人没得选开始。而年轻人天生热衷作死，当他们成千上万地聚在一起无所事事，如果不及时处理，将是噩梦的开端。

50年后，当数十万姓“资”的年轻人同样因为对未来的迷茫与恐慌走上街头时，一个名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政策却随着岭南的秋雨落到了深圳河对岸上千万姓“社”的年轻人头上。

踩着这个节点，作用不言而喻。

很多年以后，当今天深圳河两岸的年轻人们已经须发花白，如果他们有机会重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或许会发现，2019年的夏秋之交可能是他们命运轨迹相交又分离的时刻。

如果说，半个世纪前那次“上山下乡”的动员是因为开国才二十年，在强大的舆论动员和军力背书的国家意志下，普通人根本无力违抗。那么，经过了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大国对于“特区”的概念已经能顺手拈来。

以“市场”和“法治”为保证，以“教育”和“公平”为底色，通篇洋溢着对“科技” 、“人才”的渴望，让《支持》多了一份天然的正义，也让年轻人们多了一份遐想乃至臆想。它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年轻人发出号召：

知识青年到深圳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师傅领进门

1979年的一天下午，一辆从惠阳出发的中巴缓缓驶入宝安党校新园招待所。

从车上陆续走下来的，正是从惠州各系统抽掉过来支援开发深圳的官员。

他们全程被土石路颠得七荤八素，打量着这块到处都是野山、鱼塘、臭水沟和贫民窟的“特区”，奋勇报名的热情已凉了大半，而接下来的事情会更让他们大跌眼镜。

先是，32个干部被只分到2间宿舍。还没来得及犯嘀咕，就马不停蹄地被吆喝去食堂吃饭。刚吃完饭，第一任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就开始分配工作岗位。

上过朝鲜战场、通信老兵出身、原先在惠阳当邮电副局长的骆锦星本以为，按照专业对口，自己会被分到邮电局当个局长啥的。当他听到自己被任命为房管局副局长，专抓基建时一下子就愣住了。散会后，他赶紧去找领导问，是不是搞错了。

领导说：你先干着，十个月后再说。另外，这里有个任务你领一下。

与以后财大气粗的浦东、雄安等开发不同，深圳名为“特区”，其实只是作为一个“试点”，成了你请全村人吃饭，败了全村人来你家吃饭那种。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在战争时代曾率军扎入国军纵深的总设计师对前往深圳的官员说过，“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那时候来深圳的官员，像骆锦星这样自告奋勇的确实有，但大多数人则跟1160年前的韩愈心情相仿：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纵然热情如骆锦星，接到任务时也肯定觉得自己来这个地方一定是疯了。他的任务是：1年之内，建成2万平米，300套省科级宿舍，总预算是——50万。

这在1979年的这个小渔村，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深圳的天生优势在于，他有个有钱又会玩的邻居——香港。

1948年，吴多泰在尖沙咀发明了“分层出售”的概念，将原本几乎没人买的起的整栋楼产权拆分后出售。由此，楼市门槛骤降，玩家暴增，房产交易被盘活。

1953年，霍英东在油麻地首创“期房预售”、“分期付款”的概念。因为过程有如先开花后结果，被称作“楼花”。

二战结束后，冷战时代降临。通过充当连接东西方物资交流的纽带，到六七十年代，香港已经是实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

金钱催生了这个自由港金融和地产的不断创新，融入香港的血脉基因。

等到大陆开放，近水楼台的港商，尤其是地产商灵敏地嗅到了对岸开春化雪的味道。很多人踩着单车、开着挖掘机跑到这边寻求商机。

其中一个叫刘开就的香港地产商就找到了一筹莫展的骆锦星。

一个要钱，一个要地，一拍即合。

但那时候，动荡十年还未远去。出卖土地使用权，会被骂作变相“卖国”；搞土地出租，会被讽刺为搞“租界”。

赚钱的门路都写在法律里，这对骆锦星来说并不全是笑谈。

无奈的骆锦星开始寻求理论支持。他连夜翻遍《列宁选集》，终于找出了导师救命一句的话，“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他如获至宝，赶紧找张勋甫汇报。书记回复：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你们先试试干吧。

但为了减少麻烦和阻力，他们充分利用汉语博大精深的特点，比如跟外资合作叫“补偿贸易”，拍卖换个名词叫“公开竞投”。

第一代深圳人，就在那个无比自信的年代里，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开始吃螃蟹。

1980年1月1日，骆锦星和香港人签订了第一份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1月8日，6个人4部单车的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成立，办公室的启动资金是从港商那里借来的4万港币；1个月后图纸出来，2天后审批手续完成。

这边楼还没动工，刘天就已经拿着图纸在香港全部卖空，均价2370/㎡，这便是中国第一个商业小区——东湖丽苑。

随后，刘天就拿着从香港提回来的预付款，又从台湾进了一批风扇，摆在华侨商店里卖，不巧被骆锦星发现，两人大吵一架。

今天，哪怕一个理发店、健身房都敢干的事，在那时的大陆人眼中被视作不守合约的洪水猛兽。这一点，市场熏陶多年的香港人，比自己的内地同胞早开窍了足足四十年。

1982年秋天，100多趟军列从北方载来2万多名年轻的工程兵，加入深圳建设的狂潮。

他们脱下绿军装，戴上安全帽，肩挑手扛，修路搬山。由他们承建的深圳地标国贸大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传说。这支工程兵队伍中诞生了无数风云人物，包括后来创立华为的任正非。

无数内地青年壮年，官员农民，企业家野心家，甚至投机倒把分子，纷纷向南集结！

政策，钱，人，深圳终于凑齐了发动机的全部零件，历史的车轮轰然启动，滚滚向前，从此再未停下。

1984年国庆，一辆蛇口花车驶过天安门广场和全国亿万观看直播的观众眼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由此传遍中国。

那一天，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队伍面对着天安门，突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瞬间震撼了世界。

那时的年轻人们刚刚找回了曾经失去的希望和未来，感激和兴奋就在这朴素而真挚的问候中彻底流露。整个中国没空自怨自叹，正卯足了劲，向前奔腾。

群雄争霸与群魔乱舞

2018年，一份“老赖”名单引起了很多老深圳人的注意，因为这里面有个消失已久，而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许宗衡。

1993年隆冬，正值当打之年的许宗衡从湖南来到深圳。他从23岁进入官场便一直平步青云，35岁就当上省副厅级干部，经历荣耀一时。但南下深圳，却是他的失意之旅。

这一年，Beyond的灵魂主创黄家驹意外离世，《光辉岁月》成为传世经典。

那时的许宗衡或许不敢相信，他将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开始，迎来自己的光辉岁月。

就在他来到深圳的前一年，88岁的总设计师刚刚巡视了这个他日夜牵挂的地方。在南国的初春时节，登上工程兵们建成的国贸大厦，俯瞰深南大道两侧日夜不休、连绵不绝的工地，然后一锤定音：

不争论，抓紧时间干。

因为四年前的风波，改革开放一度陷入无休止的反“和平演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中，所有人对是否继续坚持开放变得举棋不定，改革陷入“休克”状态。

随着邓公南巡结束，改开在短暂的迷茫后，重新步入正轨：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相继成立。而深圳也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狂奔。

这个时候来到深圳，许宗衡发现自己太适合这片“市场”气息浓厚的土壤了。

来深第二年，他从政府机关进入党媒海天出版社，2年内就将其扭亏为盈；后来，又在这片公认的文化荒漠上，硬生生开张了如今年年火爆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即深圳文博会）。

他深知：深圳虽然不具备文化优势，但却因为有钱有市场没包袱，反而兼容并蓄，最具有将文化转为产业的优势。

他天生对资本异常敏感。

许宗衡一直给人低调，平和的印象。他精力旺盛，且记忆力超群，可以记住只见过一面的普通官员的名字和职位，对各种经济数据如数家珍。

2000年，一尊高6米重6吨的邓公铜像在深圳中轴线的莲花山上树立起来，他在深圳人心中分量或许比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要重得多。总设计师昂首阔步，俯视着繁华的深南大道沿线，眺望着远处的香港。

2年后，28岁的网民呙中校在网上发布了1.8万字的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吐槽了对这座城市徘徊不前的不满，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深圳市长回应说：

深圳不会被谁抛弃。

但人们发现，经过二十年的野蛮生长，当特区遍地开花，原先的政策优势不再明显，这座年轻的城市正在经历苦痛的挣扎。

3年后，许宗衡站到了他的人生，也是这座城市的最高点。

当上市长后，他变得更加勤奋，平均每天工作15小时，常常半夜才回到家。

而且，他突然变得高调而略显急躁，他说要找回深圳失去的十年。在他的带领下，整个深圳市政府展现出从未有过的高调和强势。

一时间，深圳的高速路、快速路、大运会场馆、城市旧改，遍地开花。巅峰时期，深圳有5条地铁同时开工。

2007年，我第一次从苏北老家来到深圳，便被这繁华世界折服。一个香港大爷操着粤语过来问话，见我听不懂又改成国语“请问，jio越大夏债喇里？”

我摇摇头表示母鸡。一个路人走过来指着我们身后一片空地说，就在这里。

那年冬天，在一次省里的会议上，许市长高谈阔论，深圳的进步，以及对于国内兄弟城市的碾压。

当时的省委书记打断他，皱皱眉头说道，有本事，跟新加坡、首尔比。

许宗衡常说，自己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

2年后的一天凌晨，他刚刚下班，还没进家门，就被等在周围的纪委人员叫住，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坊间传闻他贪污了20多个小目标，但办案人员查遍所有存款股票证券房产，最终只在银行卡卡里发现3000多块。这也导致他因为“拒不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判决，从一代英雄成为老赖。

直到数天后，那位批评过他的省委书记才来宣布了此事，并任命另一位许姓官员接手他的工作。

短短二十年，群雄争霸，即使年轻如深圳，也早已盘根错节，深不可测。

1988年，曾有三位来自北方的青年教育专家到深圳交流，大肆批判一些总想着“捞一把”的行为，却被在场的深圳青年狂喷：

捞一把，又不犯法。

毕竟邓公对深圳青年早有教诲：

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很可惜，这种思维今天很多人却不懂了。在这里面，许宗衡们的作用居功至伟。

但无论如何，历史的进程却从不为普通人的意志转移。人性之下，社会资源的两极分化，也从不为普通人的期待转移。

开明如深圳，也开始出现了对总设计师给他们自由过了火的闲言碎语。而深圳河对岸，开埠177的香港，年轻人们终于失去了希望和耐心，走上街头。

弯道超车

1980年，当16岁的乡村教师杰克马守在西湖边的涉外酒店门口，想尽办法跟外国人搭讪时，一个小男孩出生在了杭州一个工程师的家庭。

此时，蛇口开山填海的炮声传到杭州，他的父母义无反顾地投入南下的大潮。

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三年级时他又被送回杭州老家，成为一个留守儿童。

16岁那年，因为一次考试分数不错，父亲送了个他一个香港产的遥控直升机。

但令他失望的是，飞机刚刚起飞没多久，就一头栽倒地上坠毁了。年少的他气愤不已，暗暗发誓将来自己一定要造出更好的飞机。

多年后，当他的员工把一些不合他心意的设计方案递到他面前时，他总会鄙视地说，

这是什么垃圾？

23岁那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到了大三，然后毅然退学。他开始向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写求学申请，顺带着投了一些其他不怎么“顶尖”的大学。

虽然在国内他成绩不是顶尖，母校不是顶尖，但他对自己的评价绝对是顶尖。

果然，顶尖的麻省和斯坦福麻利儿地拒绝了他。

就在他准备回去复读重新高考时，却收到了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橄榄枝。从此，他的命运彻底改变。

在香港，他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技术，参加国际化的比赛。

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自己的伯乐。

他是半个深二代，半个白手起家的深圳创业者，他叫汪滔，英文名Frank；他的公司叫大疆创新，英文名叫DJI。

2011-2015年间，大疆的销售额增长了100倍。它的总部存放着号称领先行业5年以上的新技术，它占据行业90%以上的市场，对国际国内同行赶尽杀绝，对“价优质次”的中国制造嗤之以鼻。

这是传统中国企业的异类，拨开尘土，却终究还是最初创造深圳的精神底色。

这座始于“吃蟹”，忧于“山寨”，盛于“科技创新”的城市，在2018年从数据上完成了对自己的老师——香港的超越。

2015年4月，汪滔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为创新及科技咨询委员会非官方委员。

汪滔的母校香港科大，肩负着香港由贸易转向科技和商业的产业升级转型重任，然而，香港的创新最终多半用在了金融上，从李嘉诚的塑料花到刘銮雄的电风扇，技术似乎从未能成为这座城市的主旋律。

2019年，韩国电影《寄生虫》上映，引起全民热议。那么，寄生虫到底是五体不勤的有钱人，还是挣扎自保的穷人呢？对此，深圳河两岸的年轻人们各怀鬼胎。

穷人的发展空间，除了寄希望于掌控大部分资源的富人主动让步（而这几乎不可能），就要看新的机遇是否足够多，来得足够快。

当香港年轻人只能想着当医生出头，四大家族牢牢控制着这座城市的衣食住行；而深圳年轻人还可以并且愿意靠送外卖兜底，汪滔们还在不断涌现时。

或许，深圳最后的机会还在。

2019年，福布斯照例发布了富豪榜。香港富豪榜前50名中26名涉及地产，只做房地产的有21名，其中前5名全部都是地产商；在深圳的榜单中，前50名富豪中有19名涉及地产，只做房地产的是7名，前5名中只有野蛮人姚老板涉足地产。

虽然没有香港那么彻底，但标榜科技、创新之城的深圳，却不得不独自面对很多问题：

超高的地价和房价逼得诸如华为和富士康这样的企业纷纷外逃，而以吃房地产螃蟹闻名的惠州人骆锦星，如今还在大声疾呼监管开发商“暴利”；

从大运开始的深圳地铁如今已经规划到30条路线，湖北人呙中校转行到香港做了编辑，而曾经意气风发的湖南人许宗衡早已身陷囹圄；

川建国盯死的粤海街道办里程序员依旧人潮如梭，而将总部设在这里的杭州人汪韬却时常传出身陷内斗危机……

在一代一代的历史机遇下，他们挺身而出，创造了过去、今天和未来的深圳，推着这座城市向前行走，直至与亦师亦友香港，渐行渐远。

分道扬镳

1982年，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基本尘埃落定，香港进入15年的过渡期。港人才开始逐步有机会进入港英政府“熟悉情况，为交接做准备”。

第二年，《大侠霍元甲》被引入大陆，一时间万人空巷，同年，《射雕英雄传》开机。两部充满家国情怀和商业化噱头的经典港剧，让压抑多年的内地同胞甘之如饴。

《万里长城永不倒》，外加一曲《铁血丹心》，听着无不动容。虽然离家百多年，原来咱香港同胞一直惦记着回来呢。

1983年，香港与大陆合拍电影《火烧圆明园》上映，男主角梁家辉遭台湾封杀。

那年月，每到十一，港岛便挂满五星红旗，到了十月十号，新界又是青天白日旗飞扬。确定回归后，香港上流社会一片恐慌，很多公司开始将注册地迁出香港，移民咨询公司生意火爆。

那时，刚刚开放的大陆，还没有普及花钱看电影的概念，落魄的未来影帝曾一度靠在香港街头摆地摊为生。

但大陆恐怖的消费能力不会让他们等待太久。无线五虎，四大天王，双周一成……经历了商业化练打的香港文化和代表巨星们轮番上阵，创造了盛极一时的香港影视歌黄金时代。

40年后回望，原来那竟是两地人民最火热温馨的蜜月时代。

1984年，到北京参加35周年国庆观礼的港澳观礼团200多人见到了邓公。伟人气定神闲地送出定心丸：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变不了。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

末了，他说希望港澳同胞多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国家的面貌，看看国家的变化。

时运流转，《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则说，鼓励深圳与香港、澳门联合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开展跨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涵养同宗同源的文化底藴，不断增强港澳同胞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一去一来间，命运已经倒悬。

毕竟14双眼睛看得到，这么多年愿意过来多走走的，终究还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

穷的时候，一个孩子不听话，大人往往就一顿胖揍，还要给另外的孩子看：你们敢不敢学他？如今手头宽裕了，处理方式则有所不同，一个孩子不听话，那就另立个新的接班人吧。

他们相隔如此之近，却在风波中如陌路之人。反正对于深圳来讲，香港吃糖或者挨打，自己都有糖吃。

深圳是北京的一块飞地，也刻着粤商的烙印。前者高贵显耀，后者务实低调。四十年前，两者一经碰撞，便创造出一个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城市。

四十年后，历史早已过了仅凭一个号召，一份文件就可以轻易改天换地的时代。

恰如农人播下种子，到底是长成稻子还是狗尾巴草，需要深圳人自己去想象，去奋斗。这是个绝佳机会。

《支持》一再召唤着年轻的人才们，无论是来自五湖四海还是港澳台。年轻人是怎样，未来的深圳便会是怎样。

它试图用一张宏大的蓝图劝诫所有的年轻人：被政治裹挟，被历史虚无蒙蔽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放弃自主思考和选择的机会，换来的终将是未来某天的追悔与仇恨。

所有决定来深圳的年轻人，一定要先走上莲花山顶，瞻仰并重温总设计师那句话：

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