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维》2018年10月4日
文/王元峰
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经常被用来比喻那些处于改革转型期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新的机制尚未建立，旧机制已然开始瓦解，整个社会处于新旧并立的混乱状态，包括新旧阶层的各类人群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状态中，往往陷于集体性焦虑和无助。
时下正处于转型周期的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不同阶层的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的符号。私营企业主开始焦虑，担心被国有化；工人也在焦虑，有些人开始选择走上街头抗议，甚至试图成立自己的工会；农民开始焦虑，为何粮食总被贱卖，土地总被强占，跪在政府门口，没有父母官为其伸冤；普通城市市民开始焦虑，教师焦虑自己拿不到工资，基层公务员焦虑如何面对众多不可理喻甚至可恶的刁民，医生焦虑于医闹，家长焦虑自己孩子在学校会受到歧视和虐待，租客焦虑房租和甲醛指标的一同上涨；中产阶级也开始焦虑为何环境总受到污染，为何女性不能被同等待遇，为何舆论总遭封杀和管控等。
于是，呼吁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毕其功于一役」的药方随处可见。甚至「改革亡党，不改革亡国」的声音也甚嚣尘上。与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反腐给予中国老百姓极大的信心相比，此时的老百姓感受到的更多是焦虑与迷茫，更有一些人对社会产生一种无药可救之感。
究竟是真的无可救药，还是过度渲染的结果呢？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言，这个时期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刻。只是从更宏观的维度去看这些问题，这些社会转型过程中忽然冒出的问题值得重视，无须过度紧张。因为「中国已进入全民焦虚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不仅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而且也绝非中国独有。
首先，就每一个个体而言，在不同的阶段必然需要面临不同的问题，利益诉求也自然因时而变。正是因为这样的「变」，所以很容易产生不适应感，进而备受挫折，变得焦虑。这种变化是必然的，而且当不同背景的人，经历不同阶段的人都在为自己的焦虑发声时，社会自然充满了焦虑的氛围。
之所以这样焦虑的氛围比以往更突出，很大程度上也与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层开始去追寻中产价值有关，他们期望获得更新鲜的空气，更有保障的医疗和更好的教育，并同时抵御不可控的风险。当然，并非中产阶级才有这种需求，捍卫这种价值的，既包括中产阶级，还包括那些以中产为目标的人群，而这部分人群在目前的中国越来越多，并且在逐渐集中，需求甚至比中产阶级更为急迫和强烈。这种现状恰恰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中国理应认识到这种焦虑背后的进步「价值」，并积极通过实际行动去应对。只不过接二连三发生的恶性事件，很容易让人们的期待转变成为社会焦虑，比如雾霾锁城，出于报复社会的心理而将屠刀挥向手无寸铁的孩童的罪犯，魏则西之死与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刻画的普通人在高昂药费面前的卑微，更是对于医疗系统良心的拷问。凡此种种，都让不同阶段的人们对未来越来越不确定，不安全感、无助无奈之感日积月累。这种焦虑，看似积重难返，甚至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地步，其实放回到每一个个体，确也是再正常不过。
其次，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而这个转型时期恰巧又与整个人类社会正处于互联网时期重合。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场浩大的转型洪流中，而且身处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又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他人，也被他人影响着。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样的转型时期，就必然会存在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只是在社会转型期，这种调整的节奏将更快，幅度更大而已。于是社会中每个人的财富结构、经济结构、知识结构、文化结构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事实上这种变化就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原始社会的首领逐步脱颖而出成为奴隶贵族，地主阶层也逐渐从农民和农奴间跳脱出来成为时代主人，资产阶级更是打破封建中世纪的旧制度枷锁之后，才创造了资本主义新世界。
每一个人又由于自身的力量，影响着身边其他人，也被别人影响着。只是这种互相影响力在这个互聊网时代，在这个转型时代被放大，被加快，而利益冲突必然也会层出不穷。所以人跟社会之间就要不断地进行着磨合，以前是每两百年磨合一次，现在是每二十年磨合一次，甚至每两年磨合一次。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成为时代弄潮儿，而另一部分人被时代无情淘汰。正如当汽车时代来临，钉马掌的工匠能不焦虑吗？这是一直以来的情况。
互联网时代犹如放大镜，将社会的焦虑和矛盾进一步放大。其一，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人们都会被某种意识所自我认知，并深化了这种认知，俗话叫「信则灵」。所以当人们都在网络中宣扬某种焦虑时，自我认同便油然而生。其互联网社会让新闻跨越时间和空间，千里之外的消息也能瞬时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中国人感觉到社会矛盾忽然增多，这也可以认为社会矛盾及其焦虑感忽然增多的原因。
最后，中国目前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国际联系更为密切。中国社会受到外界更多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成为国内社会矛盾和焦虑感增多的重要原因。
当前，中国已然参与到了国际日益复杂的分工当中，而且面临着国际分工的重新调整。一方面中国面临着逐步从初级代加工角色向更高角色的转移，同时也面临着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地区间产业的升级换代和角色调整。双重调整让利益冲突成为必然面临的局面。比如中国初级工人如何与国内外廉价劳动力竞争，企业主又该如何面对这种新情况，让工人获得体面同时在与其他国际企业和大型国企、私企的竞争中生存下去。这一切，都带来不同的焦虑。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国际上存在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可借鉴，但也需要因地制宜和选择取舍。比如在处理与国际并政府组织(NGO)的关系上，不能盲目借鉴和使用，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将其视为敌对势力。而国际中的这种经验，是中国此前不曾尝试，甚至是不曾接触过的，中国需要花时间去适应国际中的这种影响，而这就是全球化给中国治理带来的新变化和焦虑。
人们常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是种种挑战，这种挑战难免让中国政府备感焦虑，也让中国各个阶层切实感觉到了焦虑，最直接的就是就业的竞争。另一方面，挑战与机遇并存。当面对同样的机遇时，如若无法抓住，便会丧失进步的机会，这种失败同样会产生新的焦虑。当这种压力逐渐增大，人们会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么多的变化，焦虑、烦燥、愤怒甚至怨恨的出现也是必然。
总之，目前中国所遭遇到的种种焦虑，都是这个时代应有的。来自于每一个个人，来自于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来自于国际的影响。当认清这一切时，种种焦虑并不会顷刻消失，但能够让中国更从容地去处理这一切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