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华人周刊》2015年11月号
整理：郭蓉 撰文：欧忠
马在人类文明中占据重要的角色，由于其机警、敏锐、速度和忠诚，渐被用于农耕、交通，特别是军事，到了近现代马都是极其重要的“军备”。在人类历史上，也许只有中国曾为马发动过战争，那就是两千多年前汉武帝为夺得大宛国的汗血马而发动远征战争。这种曾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动物已淡出人类的视角，他们现在更多地在娱乐和竞赛场才被人注意到。
人类与马相遇的最早证据，见于欧亚大陆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明显屠宰迹象的马骨，表明早期人类把马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但做作为一种敏捷、骁勇的动物，马也以其他动物所不能匹敌的方式点燃了人类的想象力。在旧石器时代的洞穴画中不乏对马的刻画，马的形象在这些画中出现的频率高于任何其他动物。
9000年前马在冰河期灭绝
在新世界（指美洲）——马的发源地，马在大约9000年前的上一次冰河期灭绝。气候变化和可能的过度捕杀（当时人类与马共享栖居环境），有可能都在马的灭绝中发挥了作用。而在旧世界（指欧、亚、非三大洲）的大部分地区，随着森林取代大草原，马的栖居地面积大大萎缩，马也销声匿迹。但在今天乌克兰、俄罗斯和哈萨克所在地的大草原上，现代马开始大量繁殖。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的某个时期，该地区对驯化牛和羊已经很熟悉的人们可能迈出了驯化马的第一步。由于家马群中融入了母野马，所以线粒体DNA的呈现地区性差异。驯化的另一个特点是马的皮毛颜色的变化增多。对马来说，这一增加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最明显。
尽管马的力气很大，脾气暴躁，但相比于其他已经被驯化的动物，马却有一个重要优势：在整个严酷的冬季，马比牛或羊都不容易挨饿，这是因为马很适应冬季的大草原，能用蹄子踏破冰雪去吃冬草。有间接证据（例如刻画马和牛在一起的骨雕）显示大草原上的人们利用马的这一优势，开始饲养马群以获得冬季的肉食。
也有证据表明，在驯化马之后，人类很快就开始骑马。科学家检测了来自于哈萨克、年代被测定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马牙，发现上面的磨痕与绳索或皮革制马嚼子的磨痕匹配。有科学家推测，第一个爬上马背的人可能是青少年或儿童。某个孩子可能出于好奇或恶作剧而爬上马背，其他人都很吃惊地看着他。然而骑马的优点可能立刻就变得很明显。它不仅让管理牲畜变得容易得多，而且让大群放牧变得可行。骑马让货物和理念传播得更远，当然也让人能去到更远的地方。至于“更远”的程度，无疑是前所未有的。经过驯化的马转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也造成了人类文化的一种微妙却又本质的变化：对于能够骑马奔走的人们来说，世界豁然开朗：他们的距离感和生命可能性由此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传统印欧语系的一些古老神话中，有超自然马或神马的存在。在古印度梵文（甚至可能在任何印欧语系语言，其中包括欧洲、南亚、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的主要语言）中最古老的文本是《吠陀经典》，它是写于公元前2000年晚期铜器时代某个时期的圣歌集，其中包括超过1000篇献给神灵的祷文和诗歌。当《吠陀经典》完成时，它所引用的神话已经存在几个甚至十几个世纪。但直到铜器时代，讲印欧语系语言的人才开始进行远距离旅行和贸易，随之迁徙的当然还有他们的信仰。这一迁移的地域广大，从亚洲直到斯堪的纳维亚（包括北欧的挪威、瑞典和丹麦，有时还包括芬兰、冰岛和南挪威海的法罗群岛）。
马被驯化在葬礼中的作用重要
在欧洲采集道德考古证据，为首先确立于印度次大陆的印欧语系神话提供了最强烈类比。在这些铜器时代共享的神话中最重要之一是太阳教神话。根据这一神话，太阳每天的行程由一匹拉着二轮战车驶过苍穹的马来象征，这也被普遍解读为从死亡到来世的旅程。在希腊和挪威的神话中，也有超自然的马。在希腊神话中，公马帕伽索斯（是一匹生有双翼的神马，其足蹄踩过的地方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获灵感）是海神波塞冬及其妻子美杜莎的后代。当美杜莎被主神宙斯之子帕尔修斯斩首时，帕伽索斯从美杜莎的颈部诞生。在驯服帕伽索斯之后，科林斯英雄柏勒罗丰试图骑着这匹马前往位于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家。但宙斯强迫帕伽索斯猛然弓背跃起，把柏勒罗丰送回地面，作为对他的自负的惩罚。帕伽索斯继续他的天宇之旅，他身携雷电住在宙斯的马厩里。宙斯还在天上设置了帕伽索斯星座，以此标志春季来临。在挪威神话中，战争、诗歌、知识和智慧之神奥丁也有一匹神马相伴。这匹名叫斯普雷尼尔的八腿马速度极快，他驮着奥丁穿越“九大世界”，它们象征挪威人世界观中的主要元素人性、众神、火、冰、侏儒、死亡，还有栖息在林间和小山中、喜欢与人捣蛋的小妖精等。
一旦马被驯化，他们就开始在葬礼仪式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欧亚地区大草原上年代被测定为公元前5000年的多座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与牛、羊残骸混在一起的马骨。所有这些动物当时很可能被杀死以陪葬，但可能也在葬礼上被人吃。后来，在从中国到英国的很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墓葬中，都发现了马在复杂葬仪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证据。也许，最早在葬仪中赋予马荣誉角色的是辛塔什塔族。公元前大约2000年，辛塔什塔文化建立于乌拉尔山脉以南的大型加固型定居点群。这个民族的重要成员下葬时，他们的二轮马车和拉车的马会一起被埋葬。与其他可能会在葬礼上被杀死、吃掉的牲畜不同，这些马身体完整地与主人一起前往来世（或者说阴间）。
在辛塔什塔文化之后的许多草原文化中，也有用马陪葬的习俗。在西伯利亚，公元前5世纪铁器时代的帕兹伊尔克人用巨大的积堆埋葬鼓足，陪葬的马配备用布匹做的马鞍和华丽的头饰。用马陪葬的最精致的墓葬在中国，对公元前6世纪齐景公墓的发掘，发现了200匹马的遗骸，这代表着一笔极大的财富。此墓尚待完整发掘，一些考古学家估计墓中可能共有多达600匹马。只有在秦始皇（中国第一位皇帝）陵附近多个陪葬坑中发现的、与兵马俑相随的陶马数量，才能匹敌这个数字。考古学家估计，秦始皇陵的这些坑中除了有8000多个兵马俑之外，还埋葬了130辆战车和超过650辆四轮马车。
四轮马车搭载帝王入战场
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整个近东地区和埃及都已经在战争中普遍使用马。这可能是源于两方面的进展，一是马车设计的改进，尤其是辐条轮的发明取代了实木轮，从而降低了马车重量。二是采用了全金属马嚼子，这让驾驶马车的人能更好地控制拉车的马。尽管马车战役成本高昂，战车有效性又受到战车坚固程度和地形的制约，但不影响车成为基本的战场装备。考古学家说，铜器时代战车充当的基本上是流动的射箭平台。而更庞大的四轮马车则用于搭载帝王进入战场，或者让将军观察战斗情况。更轻质的两轮马车，例如发现于埃及少年法老图坦卡蒙的金字塔中的那些马车，则更适宜搭载单名射手及一名驾驶人。
最能说明古代近东地区使用马拉战车情况的证据之一，是1906-1907年发现于安纳托利亚（西亚小岛，小亚细亚的古称）哈图沙的赫梯人遗址的一块王室碑匾。这块碑上的“基克库里文本”用楔形文字雕刻而成，雕塑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400年，作者正是基克库里。他在碑文第一行中介绍自己是“来自米坦尼王国的一名驯马师”，米坦尼王国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他接着描述了大约为184天的驯马周期：这个周期开始于秋季，驯马术包括怎样喂马、怎样给马喝水、怎样照顾马、怎样让马在马厩里休息、怎样为马做按摩以及怎样使用马毯等。
有近1000年时间里，战马几乎只被用于拉战车。但在公元前大约850年之后，马拉战车开始减少。然而，马并未失去在战场上的用途。在大约150年的时间内，适合几乎任何地形的骑兵就在近东地区取代了马拉战车。后来，马拉战车在近东地区主要被用于比赛、阅兵和权贵出行的交通工具。最后，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真正的骑兵的出现，是影响欧洲历史的大事件背后的决定力量，这些事件包括查理·马特在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中击败隆拉森人、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和征服者威廉在公元1066年的哈斯廷斯战役中获胜等。有考古学家指出，与动物有关的最重要的历史发展，就是把马作为一种作战设施。
罗马大马场容纳25万观众
在古希腊——古罗马世界，赛马是被个人与国家用于昭示权威、激励公民自豪感和庆贺特殊事件的有力象征。对希腊人来说，马拉战车比赛很可能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并且成为他们的最神圣仪式中的一个中心元素。对这类早期赛马的记载出现在荷马的诗集中。荷马记述了为祭奠阵亡者普特洛克勒斯（希腊战士，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杀）而举行的葬礼赛马，在此过程中，希腊国王们和英雄们绕着一个树椿进行赛马，获胜者得到的奖赏是一个女奴。大概是在奥运会创立后100年，即公元前776，赛马被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这为权贵家族展示其财富、社会及政治资本的象征——马——提供了机遇。
但对罗马人来说，赛马常常只是作为国家举办的、旨在娱乐大众的奢华表演的一部分。最早和最大的罗马跑马场——大竞技场，由颇具传奇色彩的罗马第5任皇帝塔克文·普利司库斯（公元前616年-公元前579年）建造，地点是在帕拉廷山与阿旺廷山之间的一座山谷。尽管大竞技场开始时不过是希腊跑马场的露天、椭圆形翻版，罗马人却逐渐把它建造成了一座巨型体育场风格的建造。到了公元1世纪，大竞技场已能容纳多达25万名观众。虽然大竞技场中也举办角斗士竞争等其他愉悦观众的赛事，但马拉战车比赛无疑是罗马历史上最早和存在时间最长的主要表演性赛事。
最后一批被马改变生活的人群，是美洲的土著人，他们的祖先在这之前最后一次看见马是在9000年前。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荷南·科尔蒂斯带着500个人及15匹马闯入墨西哥，这是马重新今年入美洲。在随后与阿兹特克人及其他墨西哥城邦国的战役中，科尔蒂斯的小小骑兵部队凭借马匹获得了很大优势。他们骑马攻进阿兹特克都城特奥蒂瓦坎，终结了在墨西哥的80天战役。此后，科尔蒂斯在墨西哥再未遇到严重挑战。
一旦马重归自己起源的草地，它们就帮助平原印第安人在几乎一夜之间重塑了自己文化。马取代狗成为驮兽，使人们能够运输的物资大量增加。人们骑在马背上追捕野牛，打猎更有效率。一些部落例如拉科塔人甚至放弃了农业，变成了全职的马背上的猎人。骑马也导致战争增加，精于马术的印第安人，曾一度成功遏止了白人移民的向西蔓延，但哪怕是最好的骑手也无法匹敌由蒸汽列车带来的移民大军，难怪列车一经发明就被称为“铁马”。在一定程度上，这不能不说是马的悲哀。
汗血宝马在中国消失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骑术盛行，战术也由车战发展到以骑兵为主。从此开始了谁掌握了马，谁就是第一帝国的时代。在汉武帝统治的五十余年（前140-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这样的强大昌盛遗址保持到唐代中期。汗血马也在唐后渐渐“远去”。汗血马来华后大力改良了我国地方马种，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经专家论证，此马正是汗血马与当时西北马杂交而成的马匹。
汗血马在我国古代又称“大宛马”、“西极天马”，原产于土库曼境内的科佩特山派力卡拉库姆之间的阿哈尔绿洲，可以说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和最优秀的马种之一。因其在快速奔跑后，会在前脖及肩部渗出红色似血的物质，故称“汗血宝马”。中国人说的宝马良驹指的正是汗血马，说它能够“日行千里，夜走八百”。
“汗血宝马”作为一种文化、一个传奇在中国的影响延续了两千多年，但“汗血宝马”却不能在中国一直繁衍下来。因为要使一个马种连续正常繁衍或保种是需要一定数量（3000匹以上）的基础马群。另外中国的地方马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任何马种引入后，都会被其所“包容”，地方品种虽然身高、竞技等方面不如汗血马，但其生物适应性要远强于外来种。同时古代作战用的马匹多数被阉割，使许多优秀的战马失去了繁殖后代的能力，加上没有周密的繁育计划，引入的外来种无例外地都走着从引种、杂交到改良以至消失这一过程。
1950年，出于改良役用马匹的考虑， 中国从前苏联引进了112匹汗血马，主要放在内蒙古锡盟进行纯种繁殖及改良本地蒙古马，但至今又已全部消失。
古希腊人认为：马是海神波赛东的影子，是神送给人间的礼物。中国人认为：马为龙的五世孙。这非同凡响的物种与人类携手，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世界。
“雪中放去空留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控耳边寒。”这是在描写一匹白马。在中国，马，特别是白马总是被蒙上传奇和宗教的色彩。比如为纪念汉使梵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之劳，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建寺取名为白马寺。
其实同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汉族也是一个在马背上诞生的民族，他们真正的先祖是羌，主体文化也源于西北，和田玉横贯华夏就是佐证。
配上马镫可人马合一
当然华夏之族的融合要早于夏、商、周，而华夏族的代表轩辕氏黄帝，传说中就曾切实地将马誉为“济世之基、立国之本”。正因为有马背上的彻悟积淀，至汉武帝，强大到一个汉兵可对付20个匈奴兵时，匈奴骑兵一经汉骑兵攻击便大喊“汉子来了，汉子来了”。进而由华夏演变为汉族，在马背上打出一个汉族来。我们今天还不自觉地在引用“汉子”来赞誉什么人。当然匈奴也是华夏一族，是夏禹、淳维之后，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自公元前5世纪，在中原掌握了三元文化（农耕、游牧、舟楫）的各国打击下，退居草原的六戎，由头曼将其一统，与华夏割裂，并正告汉帝，君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正式拉开了游牧与农耕在中华大地上连续2千多年的大碰撞。
现在看来，两千年前中国人发明的马镫是一项意义颇为深远的发明。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数的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却对历史产生如此催化剂的作用。”英国史学家李约瑟曾把马镫对欧洲历史的神奇作用与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进行了等价对比：“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了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马镫虽然很小，作用却很大，它可以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把人和马的力量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效力。骑兵之所以如此凶猛，是依仗装备了的马镫。古人说，骑兵对步兵，小阵，是以1敌3；大阵，1敌5。
“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为了一个“行”字，中国人发明了蹄铁，以至于重要到“无蹄即无马，无铁既无蹄”。汉帝国文、景两代无为而治，为主动出击漠北的最大技术贡献就是发明了蹄铁。史记：“武帝为伐胡，盛养马。马来食长安者数万匹，率牵掌者关中不足，及调旁近郡。”掌者就是铁匠，就是给马褂掌钉蹄铁的师傅。历史上所有帝国的发展和牢固，都关乎马的技术革命。
马车的发明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古代由此有了新的工具。根据唐《通典·王礼》的记载：“及陶唐氏制驾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这是说马车始行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而且指明莫仲等人是马驾的发明人。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发明了第一具牲畜的鞍子，以后又发明了马脖子的轭具，到13世纪才传到欧洲去。
马的起源进化
马的起源是在六千年前恐龙消失的新生代，最早化石记录现于美洲，那时的马叫始祖马，身高不足30厘米，大小如狗，出没于灌叶，这不禁令人想起一个词“犬马之劳”。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成为体态渐高的中新马，经几百万年进化为上新马，这是因1200万年前的上新世得名，这时的马已经有100厘米高，并从三趾变为单趾。又经约五百万年的进化，上新马继续长个，发达的中趾成为蹄子，身高达到140厘米，成为现代马的直系祖先：真马。
由于气候的异常，特别是地球的冰川活动，原始的马科动物，逐渐从白令陆桥西移至东半球的欧亚大陆，西半球的马，却绝迹了。真成了“马挪活，树挪死”。活跃于欧亚大陆的野马，开始在欧亚大陆发展并于古人类相伴。具考古学记录，地球上曾生存过的马达百种之多（中国古生物学家就先后发掘有三门马、黄河马、北京马、云南马等，50万年前，北京人的狩猎对象之一就是野马）。到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它们就剩最后的两个种类：灰色的欧洲野马和黄色的亚洲野马。
人与马的关系
古人为果腹而猎马，马肉、马乳、马皮，都可维持生命，甚至“马革裹尸”，凭智慧而捕马，或集体驱赶下山崖，或制作陷阱及假人诱捕，《敦煌杂志》便有“献神马于汉武帝”的记载。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约8000年前，才开始对欧洲野马进行驯化，世界上最早的驯化马见于俄罗斯基辅的旧石器遗址，中国最早的驯化马记录出土于龙山遗址。之所以对马进行驯化，是由于猎杀的压力，自然界的马越来越少，约公元前6000年，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开始不约而同地控制马这种动物，当然，驯化之初，人类的目的主要是吃肉。大约公元前1000年，即3000年前，人类才跨上马背。在西方，马匹开创了一个时代——骑士时代；在东方成就了一个帝国——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骑兵纵横欧亚，堪为马背驮起的一个帝国。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民族，一旦与一种平平常常的动物结合，竟然爆发出雷霆万钧之力。
耐人寻味的考古证据
有关驯化马早期情况的一些耐人寻味的考古证据，来自于哈萨克北部的博泰文化。作为觅食者，博泰人看来采纳了骑马狩猎的方式。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哈萨克北部草原上有大量马供博泰人捕猎。考古学家在博泰遗址没有发现牛骨或羊骨。博泰人驯化的动物除了狗之外就是马，当时的博泰定居点包括50-150座坑屋。博泰人的垃圾沉积物中包含许多丢弃的动物头骨，其中65%-99%是马骨。还有证据表明博泰人喝马奶，因为发现了被马奶脂肪浸渍、年代被测定在公元前3500年的陶器碎片。该地区更早期的狩猎——采集者捕猎野马没有这么成功，而且他们千年来一直住在更小型的定居点，时常迁移，他们的定居点所包含的动物头骨也少得很。
考古记录表明，博泰猎人捕杀过整个马群。骑马狩猎方式的采用，或许能解释专业化猎马技术的出现和更大型、更长久的定居点。博泰人还可能从乌拉尔山脉以西大草原上的相邻文化那里引入了家马。那里的一个文化不仅放牧牛羊，而且可能驯化了马，时间最早在公元前4800年。
有研究者认为，所有的博泰马都是野马，博泰人并没有骑在马背上打猎。他们的证据是，动物学家并未在博泰马身上发现能表明驯化的骨架改变。另一方面，任何经过驯化、用于骑行的马都可能与它们的野生表亲的个头相仿，因此无法通过骨骼测量来区分二者。这些研究者还指出，在博泰定居点被屠宰的马的年龄结构完全符合被猎获动物的自然统计特征，或者说，这些马从统计学意义上判断就是野马。然而，这些说法的发表都是在两个博泰遗址发现马圈和马粪垫之前。换句话说，最新证据表明，博泰人不仅捕猎野马，而且应该也养过马。
古今皆有赛马
凡是有文明古国存在的地方，都有过显赫一时的赛马。在我国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孙膑帮助田忌赛马的故事，可见那时马就已分成“三等”来比赛，这一充满智慧的思想正是现代赛马“分班制”的雏形。
现代赛马起源于英国。1174年，坐落在伦敦的Smithfield的公立赛马场开业后，有组织的骑师赛马竞赛便在英国正式开展。18世纪，赛马发展为英国的一项重要运动。现代赛马引入中国大约是在1798年，据《China Races》记载，在1860至1870年北京曾举办过多次大型的赛马活动，每次观众人数不少于8万人。现代中国最活跃的赛马一直在香港和澳门，而不在大陆和台湾。
赛马在现代中国未能实行，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把赛马和赌博联系上了，然而这至少在经济上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产业。在澳洲，赛马业是第三大产业，仅次于羊毛和煤炭业。在香港，每年赛马的税收占了总税收的9%以上，马会是香港的慈善总会，香港科技大学和海洋公园也是马会送给港人的。
香港赛马已经有了170年的历史，简直成了整个赛马世界的典范，最高时每年的投注额超过了1000亿港元，整个赛马会也就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慈善机构，为香港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每年香港都会有许多国际赛马大赛，这对香港民众来讲都是盛大的节日。2004年，一匹马在香港国际赛期间竟然拍出来600万港元的天价。、其实，赛马的公平性要求很高，搞得好坏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尺度，这需要政府有公信力。但大陆的足彩、福彩搞得很糟糕，也许这个国家就是不适合搞赛马。
马的寿命和个头
根据马种、管理方式和环境的不同，现代家马的寿命为25-30岁。不过，也有一些马能活到40多岁甚至更久。有据可查的最长寿马是生活在19世纪的“老马比利”，它活了62岁。被收入健力士世界记录的现代最长寿的马死于2007年，它活了56岁。
马的个头也随着马种不同而不同，但营养因素也在其中起了作用，轻型骑乘马的身高通常为142-163厘米，体重通常为380-550千克。大型骑乘马的身高通常为157-173厘米，体重通常为500-600千克。驮马的身高通常至少为163厘米，最高可达183厘米，体重大约为700-1000千克。
有记录的个头最大的马，是一匹名叫“猛”的大种拖车马。它生于1848年，身高220厘米，体重最重时达1500千克。目前的最小马记录保持者是一匹名叫“桑贝琳娜”的马，其成年后受到侏儒症影响，身高仅43厘米，体重才26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