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报》2015年9月7日
文/沈旭辉（国际关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
近来无论是中东的伊斯兰国（IS）、中国内地意识形态思潮，还是香港社会群众动员与反动员，都被拿来跟数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比较。在一般人心目中，文革是负面名词，因为那代表亿万人集体投身政治的疯狂，过程相当非理性；而毛泽东作为发动文革的领袖，通过鼓动个人崇拜，成为一锤定音的人间神。
其实，文革真正的恐怖并非在于其非理性，而恰恰相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舞台，让全国人民相当理性地参与一个疯狂游戏，把人性阴暗面结构性地释放出来。要了解此现象，大家应阅读“新左派”学术领袖王绍光教授的着作《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王绍光是笔者在美国读书时的大学老师，后来回到中国境内的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与崔之元、汪晖、甘阳并列为“新左派四大天王”，对如何强化国家行政能力、调和贫富悬殊等问题有独到见解，一直受不同意见学者广泛尊重。这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通过“集体行为”这一视角入手，以他最熟悉的武汉为案例，把在武汉搜集到的私人信件、出版物、报纸及地区档案整理分析，通过“理性选择”的假定，来解释文革期间一般群众的行为，主要论点有3点：
1）按照社会学者韦伯（Max Weber）对权威来源的分类，毛泽东显然是所谓“魅力型权威”，发动文革时声称要“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主观希望凭藉超凡感召力，指挥全国人民进行“革命运动”及“生产建设”。但是在文革期间，民众的政治运动现实，常常偏离毛泽东本人的计划与期望，他操控全局的能力其实被远远高估。
2）广大群众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确实抱有相当信念，但是他们在每一运动作出“参与”还是“退出”等决定的时候，最重要考量还是自身个人利益。换言之，个人利益得失的算计，决定了当时群众参与群众运动的程度及模式。文革前期得以迅速发展，便是因为给予了大量社会上年轻人及边缘分子得到利益的憧憬；后期群众尾大不掉，运动迟迟未能终结，亦与那部「利益机器」启动后不能轻易收回有关。
3）文革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基于群众利益与毛泽东最高理念的差异，毛泽东都被迫努力修正群众运动路线，有时要扭左，有时要扭右。他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要靠动员军队接管全国，既严控群众组织，又严控被打倒的既得利益者，才勉强稳住局面到身故。换句话说，文革期间每个人的理性选择加在一起，导致这场运动完全超出发起者的掌控，毛泽东作为一名魅力型威权领袖，得到的却是彻底失败。
民众行事 利益为先
王绍光对文革的分析不是学院派的“离地”文章，即使对今天全球形势，也是有现实意义。全书既以韦伯的理论为稻草人，自然首先挑战了韦伯的框架，特别是“魅力型威权领袖与群众的不理性紧密联系”这假说，而有关假说一度被西方广泛采用，作为解释文革期间中国人盲从毛泽东的理论基础。
王绍光通过案例实证，发现群众运动中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其实有两个不同层面。一方面是“情感维度”，反映人们非理性的一面；另一面是“认知维度”，反映人们的理性思维，而两者是并存的。韦伯对群众运动的分析，相对忽略“认知维度”，亦即忽略群众无论在多么疯狂的口号下，也会按照理性的个人利益得失分析，来决定自身立身处世的行动。只要运动持续下去，群众便很容易通过同一口号把运动骑劫，口中说尊重最高领袖如何如何，实质上是利用种种“破旧立新”的制度空档，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有趣的是，主流西方学界虽习惯以宏观及结构来分析社会科学，但谈到中国，依然习惯以权力斗争、关系等角度来阅读问题。例如有关文革，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的汉学权威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便几乎完全采用“权力斗争”的角度探索文革成因，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中共主要领导人是被研究的主体，人民群众则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处于被研究的陪衬地位。与马若德由上至下的分析框架不同，王绍光对革命的分析是从毛泽东的互动，才共同构成了文革这一集体行为。
迎合群众 巩固权威
习近平上台后，里里外外大大刀阔斧，尽管个人魅力不及毛泽东，但似乎也希望成为魅力型权威的代表。但正如王绍光对文革群众的观察，今天每个中国人也是理想个体，依然会按自身利益来解读领袖意志，所以“中国梦”会被不同解读，“大国责任”亦会被不同解读，单靠口号及民族主义治国，台上台下都知道绝不可能。因此，习近平显然较毛泽东更注意对群众感知的控制，也就是希望通过设计一个框架，让群众能尽量既呼应官方口号，也得到各自的利益，相信只要群众能在不同运动当中分别有所得着，政府及领导权威才会不断巩固。这种模式，更接近笔者之前谈及的“独裁者2.0”（见本报8月24日A22页《温馨提示：“独裁者2.0”已进化成型》）。
了解此模式后，大家不妨再回顾不少朋友的一厢情愿，认为一时一刻的“左倾妄动路线”只属历史偶然，不久定会拨乱反正，这正是假定了有一个最高领袖能一锤定音的老毛病。可惜现实是残酷、也是理性的，每个管治模式的出现，假如要改弦易辙，精英倒也罢了，那些除了搞群众运动外别无所长的新贵又如何自处？又怎会受到一纸号令而消失？
国际潮语词典
韦伯对统治权威的分类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把统治权威分为3类：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及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依靠社会传统维持统治正当性，例如封建制、宗族制等；法理兴权威的统治合法性，则建立在现代法律、理性与科层制基础之上；魅力型权威的统治，就基于被统治者者领袖之个人崇拜，毛泽东、希特拉等一般被归类为第三类，但这划分近年受到愈来愈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