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讲述、乔敏整理）
现在伪作家很多，他们想的是出名、赚钱、当官，其焦虑内容我们无须谈论。我们要探讨的只是好作家、认真的作家会有什么焦虑。我相信，好作家的唯一焦虑是写不出好作品，是难以突破自己，超越自己。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焦虑。从事政治的焦虑的往往是官位坐不稳。从事经济的，焦虑的往往是企业亏损或工厂倒闭，从事宗教的，焦虑的往往是信徒不真诚；而从事文学、艺术、体育的焦虑的则是如何突破自己的水平。如果你有一个作家朋友，而且他是一个好作家——那么，你问他，你的焦虑是什么？他大约会回答：如何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现在伪作家很多，他们想的是出名、赚钱、当官，其焦虑内容我们无须谈论。我们要探讨的只是好作家，认真的作家会有什么焦虑。我相信，好作家的唯一焦虑是写不出好作品，是难以突破自己，超越自己。
一、何其芳的问题及其烦恼
我寄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来的所长(长时期担任所长)何其芳，是一个很著名的诗人，一个很真诚的作家。后来他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政治上很受重用，曾担任朱德的秘书。
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一方面从事行政工作，一方面继续从事创作。但是，到了一九五六年，他逐渐产生一种焦虑，即他发现自己的创作很难突破，因此，他在自己的散文集序言中正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思想进步，但艺术却退步了？！他的原话如此说：
我的心境却实在不能用别的字眼来说明，只有叫做难过 ……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我的生活或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向前迈进的时候，我写的所谓散文或杂文都好像在艺术上并没有进步，而且有时甚至还有退步的样子。
何其芳这段话写于一九五六年，那时他已投身革命十多年了。他是诚实的，敢于承认「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事实，并为此而难过、苦恼和焦虑。他是真正的诗人，所以焦虑的不是政治地位的升迁，而是艺术上有无前进。揪住他心灵的，是艺术上退步了。这是真诗人的焦虑。
何其芳的这种焦虑，可能是一九四九年后的大陆好作家普遍性的焦虑，但很少见到如此坦率的表述。我自己在一九七八年「四人帮」垮台后所召开的那次「文代会」上，才有幸听到许多真诚的表述。那次会议最后的节目是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因为领导人未能准时出席，我和一些作家便从站立着等待变成坐下来说话。我身边是那位写过著名短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后来又写电影剧本《大河奔流》的作家李准。他知道我是文代会主题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就主动地对我说了一席极为诚恳的话，他说：「再复同志，你是明白人。而我却一直当不了明白人，一直在做遵命文学。我知道文学不能这样写。不安，痛苦，焦虑，但一着笔，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去写。结果总是原地踏步，写出来的东西连自己也不想看。」他的这一席话给我很大的震撼，上中学时，我就读他的小说。他的名声那么大，可是心里却有那么重的焦虑。和李准那次相逢，听李准那席老实话，我想了很久，并知道，老实的作家，他们焦虑的只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水平。对他们来说，外在的名声并不重要，这就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于作家来说，折磨寸心的得与失，就是「文章」。
二、焦虑的爆炸与作家的自杀
写出好作品，突破(超越)自己，这是好作家最内在、最深刻的焦虑。这种焦虑如果长期不得释放，就会产生消灭自己(自杀)或面临深渊的恐惧。有些著名的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突然自杀，如俄国(前苏联)的法捷耶夫和马雅可夫斯基、日本的川端康成等，许多人研究他们的死因，但都无法了解他们自杀的最隐秘、最深刻的原因。就以法捷耶夫而言，他原是苏联的一位极为优秀的小说家，其代表作《毁灭》，鲁迅译成中文后爱不释手，给予很高的评价。后来，法捷耶夫又写出另一代表作《青年近卫军》。但是，他成了斯大林手下掌管苏联文坛的文艺官僚(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后，其创作却无法长进，他被困死在自己参与制造的各种精神囚牢中，其痛苦和焦虑有多深，无人说得清，最后他选择了自我毁灭。从写作《毁灭》到走向「自我毁灭」，其道路令人惊心动魄。自我毁灭之前，他给苏共中央写了遗书，此信是他内心焦虑的总爆发，说的全是真话心里话，他说：
上苍赋予我巨大的创作才能，我原本应当为创作而生。可是，我像一匹拉车的老马那样被驱使着，把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些谁都会做的平庸的不合理的官僚事务之中，甚至现在当我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多少呵斥、训斥、训诲向我袭来，而我本应是我国优秀人民引以为荣的人，因为我具有真正的、质朴的、渗透着共产主义的天才。文学——这新制度的最高产物——已被玷污、戕害、扼杀。暴发户们在以列宁学说宣誓时他们的自负就已背离伟大的列宁学说，令我对他们完全不信任，因为他们将比暴君斯大林更恶劣。后者还算有知识，而这些人不学无术。
法捷耶夫的遗书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他作为苏联作协领导人，最后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完全是焦虑发展到极限，即焦虑爆炸的结果。他深知自己具有创作才能，也应当走文学创作之路，然而，那个庞大的政治组织却压抑他的才能，让他陷入无益平庸的官僚事务之中，他不仅消耗了本可以创造的生命，而且招惹了其他人的嫉妒与打击。一个真正的作家对此不能不陷入严重的苦闷和焦虑，而这种大苦闷与大焦虑又无处可以解脱，那就只能自杀了。
请大家注意，我国也有一些法捷耶夫式的拥有创作才能的文艺界领导人，如郭沬若、周扬、张光年等，但他们都缺少法捷耶夫式的巨大文学良心与刚毅的自由精神，即缺少可以为文学去死、去自我毁灭的精神。其中如周扬，他晚年也有所觉悟并有所忏悔，内心也充满苦闷和焦虑，但其对文学的真诚度和酷爱度还是无法与法捷耶夫相比。为什么？这正是值得我们反省之处。我国的所谓革命作家，总是把「党性」看得重于文学性，只知献身于「革命」事业，不知献身于「文学」事业。
法捷耶夫于一九五六年自杀，过了十六年，日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自杀。关于川端康成为什么自杀，研究的文章很多，有的还加以归纳，说明可能有六种原因。这六种是：一、死于病魔缠身；二、死于安眠药中毒；三、死于思想负担过重；四、死于精神崩溃和文学危机；五、死于三岛由纪夫自杀的打击；六、死于支持秦野竞选的失败。自杀的缘由往往是综合性的，上述的原因可能都道破川端康成自杀的部分原因，但我认为，他的自杀肯定与第三点、第四点有关，即所谓思想负担过重、精神崩溃、文学危机。因为川端康成获奖后日本举国庆贺，连裕仁天皇也通过宫廷的一名高级官员和佐藤首相亲自打电话表示祝贺。可是，他在盛名之下其实思想难以负担，获奖之后再也写不出传世经典了。他一直坚持唯美主义的创作路向，以虚幻、悲哀、颓废为自己的创作基石，获奖后，其颓废主义加速发展，病态心理和色情描写更为浓烈，显然，他已找不到突破自己的出路，于是，便为大苦闷与大焦虑所压倒。我想，这才是川端康成自杀最内在的原因，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川端康成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他固然为日本的战败而忧伤，但一定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第一生命。文学上发生危机，再也拿不出与自己盛名相符之作品，这才是他的第一焦虑。
三、从焦虑到恐惧
文学的焦虑不一定都会导致爆炸，即导致作家的自杀，在通常的情况下，「不能超越自己」的焦虑却会引发好作家另一种心理，这就是恐惧。害怕写作原地踏步，害怕创作活力枯竭，害怕生命消失于碌碌无为之中，害怕生活在名声的阴影之下而灵魂却未能生长，等等。所有这些「害怕」都是「恐惧」。
我读曹禺的女儿万方回忆父亲的文章《我的父亲曹禺》，发现曹禺晚年内心产生「恐惧」。曹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最有成就的戏剧家。其戏剧天才几乎有口皆碑，可是，一九四九年后他的戏剧创作未能突破自己，为此，他常生苦闷。万方在回忆的文章中如此说：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有一段时间，被关在牛棚里，白天扫大街，晚上不能回家。他曾回忆说：「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后来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吃大量的安眠药，完全像一个废人。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恢复了名誉，担任了很多职务，参加很多杜会活动。但他最想做的是写出一个好剧本。在他的内心，他始终是一个剧作家，他的头脑就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一刻不停地转，我爸爸这一生从来感受不到「知足常乐」和「随遇而安」的心境。晚年的日子里，他一直为写不出东西而痛苦。这种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
万方真理解她的父亲，准确地写出，曹禺在恢复名誉、重新赢得各种头衔之后，仍然感到痛苦，这种痛苦是「想写出一个好剧本」而写不出来。这是他唯一的焦虑。有名誉了，有地位了，但这些世俗的东西不能使他快乐，唯有写出一个好剧本，他才能快乐。万方甚至道破了「恢复名誉」后父亲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文革中那种暴力恐惧，而是他内心难以解脱的痛苦。这便是不能突破自己的痛苦。这个女儿太了解伟大剧作家的父亲了。
曹禺这种心境，我在卡夫卡身上也早已发现。卡夫卡是个天才，他扭转了世界文学的杠杆，把以写实、抒情、浪漫为基调的文学改变成以荒诞为基调的文学。他生前默默无闻，但也默默无声地洞察世界与人生。他全身心地投入文学，竟也常常为不能突破自己而感到恐惧。他清醒地认识到，唯有这种恐惧，才是对文学的挚爱与真诚，所以他把这种属于自己的恐惧视为内心最美好的部分。并为之倾注全部智慧。他说：
我的本质是恐惧，确实，恐惧是我的一部分，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那部分。完全存在对恐惧合理的承认，比恐惧本身所要求获得的还要多，我这么做并不是由于任何的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将自己的整个身心全部地向它倾注。
卡夫卡这段话里所讲的「恐惧」，乃是内心的焦虑，并非外部的「压力」。正如万方所言，父亲的痛苦属于他自己。可以肯定，这是「突破自己」的焦虑。所以卡夫卡说这是生命中最好的部分。不错，有什么能比忧虑自己的创作如何突破更有价值，更值得引为自豪呢？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他对自己的艺术未能进步会产生焦虑与恐惧，这与那些当不了大官、赚不了大钱而陷入困顿的政客和财主们相比，是何等高贵？何等宝贵？可惜这种内在的焦虑和恐惧感，也是人间最美的情操，快要灭绝了。人们正在疯狂追求权力、追求财富、追求功名，「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人们疯狂追求荣华富贵，哪能想到另有一些真正的人，真正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心中却有另一种焦虑，另一种恐惧？这是文学的焦虑与恐惧，这是何其芳、李准、法捷耶夫、川端康成、曹禺、卡夫卡的焦虑。但愿在座的各位，也永远只有这种高贵的焦虑，而少有世俗人那种权力、财富、功名的煎熬与痛苦。
(讲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本刊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