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报 财经月刊》2018年5月

文/李梦

过去十多年里，知名作家王安忆不止写作，也在她家乡上海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课。如今，她又多了一个新身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访问教授，并将与本学期修读「创意写作」课程的三十多位学生一同讨论「写什么」以及「如何写」的问题。

「很多人都会问：『写作究竟应该怎么教？』」王安忆认为，写作固然是一种既无法单单凭借学习便可获得的手艺，但类似创意写作课程的开设，实是为大学生提供一种「文学的教育」，让他们透过诵读经典、分析文本以及写作实践等，找到「文学的乐趣」。

欧美大学的创意写作课程，的确培养出若干曾获得国际知名文学奖项的名作家，比如曾在东英吉利大学就读的麦克尤恩和石黑一雄就曾相继获得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但是那些课程内容的设置更注重实用而非理论。王安忆希望自己在大学里开设的课程，能够帮助学生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而且，培育他们对于阅读及写作的兴趣与审美。

小说写作一定关乎尘世

「写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无中生有』的故事，常常找不到边界，也找不到路径。」王安忆说：「写作背后一定要有热情支撑。」

说起在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经历，她直言最大的不同在于学生写作的题材。「内地的学生很喜欢写一些青春校园的爱情故事，可是那些都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都不是真实地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反之香港学生更乐意从自己的生活中寻找写作素材。」她记得，中大写作班上有位同学交上来的作业讲的是自己与家人的搬迁经历，透过「搬迁」这一日常行动回溯香港这座城市的更迭变迁。「虽然这位同学的作品还不能说是成熟的，但读过他的故事，我可以对香港这座城市有更深的了解。」在王安忆看来，小说写作一定是关乎尘世的，写小说的人一定是对于世俗生活有兴趣的人。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是知名作家，父亲王啸平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在1960至1970年代社会气氛极度紧张的时候，王啸平被打成右派，茹志鹃也停止了写作。家庭生活的困窘促使王安忆转向文学的世界中寻找慰藉，而在那些苦涩漫长的日子里，她读到傅雷翻译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作品《约翰·克里斯多夫》。

「罗曼罗兰的作品称不上法国一流的文学作品，但傅雷先生的译笔太美了。」3月2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一场名为「服从与对抗──小说写作」的讲座中，王安忆提到自己青年时代阅读翻译小说的经历：「那时候的译者都是运用文字的大师，像傅雷的文字很华丽，甚至可以说是很铺张，对当年的我影响很深。」

「文革」年代读文学排解苦闷

除了《约翰·克里斯多夫》，「文革」年代的王安忆虽说无法入校读书，却有时间大量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大仲马和小仲马等。她将阅读当作排解苦闷的方法。「那时候凡是青年都是苦闷的，他们怎么处理自己的苦闷？看书，看文学书。所有的有志向的人，哪怕志向是和文学背离的，要满足自己的情感，宣泄自己的情感，还是看书，看小说。」在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出版的《王安忆谈话录》中，作家曾这样说道。

青年时代的大量阅读为王安忆的写作夯实基础，而她作为一个写作人真正为文学圈内乃至众多读者所知晓，则要去到1996年《长恨歌》的出版。

《长恨歌》宛若「甜蜜的负担」

《长恨歌》是王安忆最为人熟知的长篇小说，也是她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正是这部讲述上海弄堂女子王琦瑶半世纪悲喜人生的小说，令到她成为著名学者兼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所说的「张爱玲之后海派文学的又一传人」。《长恨歌》出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等诸多奖项，在中国文坛掀起一股不小的轰动，这本书也自此与王安忆这名字一直牵连，宛若「甜蜜的负担」，甚至有文学评论人毫不客气地说：「自从《长恨歌》之后，王安忆便沉入到上海小女人式的、自爱自怜的自我重复之中去了。」

单凭《长恨歌》便足以将王安忆推入当代知名作家的行列，然而，说她自那之后二十多年间的写作「只是不断地自我重复」，却是王安忆并不赞同的。2016年初，她的长篇小说《匿名》推出，洋洋洒洒35万字，用颇具实验性的创作（大段的心理描写，并不口语化的用词用句等)，挑战当下读者的口味。当王安忆将小说文稿交予内地及台湾几间相熟的出版社时，却许久没有收到回音，而在最终出版后，得到的评论也好、读后感也罢，均为数不多。人们在《匿名》中见到与《长恨歌》迥然不同的叙述，竟一时口呐，不知如何评价这一新鲜另类的文本实验。

王安忆却说这样的「实验」，自己做过不只一次。「熟悉我写作的人都知道，我时不时地就会写些实验性的作品。」从2006年多线叙述、讲述上海知青往事的《启蒙时代》，到2011年讲述明代上海大家族传奇往事的《天香》，风格多元，并不耽溺于《长恨歌》的风格或情绪中。而且，这些作品大多篇幅很长：《天香》分作三卷，将近30万字；《匿名》更是写了35万字。虽说王安忆一直强调这些长篇的故事并非有意对抗当下速食的阅读风气，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出作家在这一忙碌拥挤时代的闲适与坚守。

写作之于王安忆，固然是谋生的手段，但更重要的是，这么多年来，她从写作中获得的乐趣一直未减。她曾开玩笑地说写作的女人应该结婚、因为写作时是一个人，生活中仍然是一个人，该有多寂寞。而她不但不拒斥这种寂寞，反而有些渴望它。当她借由纸笔，建构一整个鲜活生动的虚拟世界，记述众多角色的爱恨离合、她觉得这过程漫长、充满挑战，同样也充满乐趣。

「写作能给我很多的乐趣，如果觉得这件事很辛苦，我早就不做了。」

「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紧张忙碌生活的人。」住在上海的王安忆，虽说身兼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却并不乐于社交，每日生活平静，不过是写写文章、看看戏。来到香港之后，在山上的学校裹住着，生活也十分简单，上课、下课、批改学生作业、写文章，偶尔周末有时间也有兴致的时候，会下山去市区看电影或是剧场节目。

「之前正好是香港艺术节，看了一场芭蕾舞《安娜·卡列尼娜》，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版本，因为太写实了。」王安忆说，电影或是舞蹈与小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调用的感官太多，听觉、视觉、触觉甚至嗅觉都是丰富且实在的，而小说只能依靠文字。在王安忆眼中，文字是朦胧的、多义的，较之不乏深刻义的，较之电影那样的「视觉奇观」，更多留白，亦不乏深刻。

「如果你爱上一个人，你一定要透过文字来表达。」提及文字的高妙，她这样不无感性地说。

身为上海市作协主席的王安忆，这些年接触过不少年轻人的作品，却较少见到令她眼前一亮的佳作。的确，如今的内地文坛，似乎仍是「50后」与「60后」作家的舞台，「70后」写作者为数寥寥且少有佳作问世，「80后」与「90后」作家则受限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及文化环境，免不了或多或少地耽溺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当莫言、余华和阎连科等成名于1980年代的作家，其创作力再不如从前的时候，当年轻一代有才华的创作人仍未崭露头角的时候，内地文坛的所谓「断层」现象已成为近些年来频被谈论的话题。

「现在是能量分散的年代」

王安忆却觉得当下的文坛景状再正常不过，皆因我们无法复制1980年代在特殊社会背景中出现的文学热潮。当年，人们获取知识的媒介不外是报刊与书籍，故此人人都乐意从读书中汲取养分，而现在，讯息铺天盖地，以声光电各式方法呈现出来，常常令人无从招架。「现在是一个故事泛滥的时代，也是一个能量分散的年代。王安忆说：「每个人都想要讲故事，每个人都急于讲故事。」

当时代改变，写作环境与受众喜好改变，文学与小说创作的趋势必然随之改变。三十年前那个推崇严肃文学的理想年代早已远去，如今网络时代的写作与阅读，掺杂了太多功利，早已不再纯粹。而这位守在书斋中、颇能享受寂寞的作家认为，写作这项事业，恰恰不适宜分秒必争，也无法用近在眼前的书籍销量或口碑来衡量作家及作品的价值。

「我常常觉得现在的人太忙碍，太着急。我有时候在机场中见到那些频繁出差的人，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不停地奔波，为了什么呢?」王安忆记得她曾与香港导演许鞍华的一场交谈，对方将这样的状态归结于「逃避」，她深以为意。有些人看似忙碌，实则是将自己的日程表刻意地塞满，并以此为借口来逃避工作、逃避责任。

王安忆对自己的创作从来没有过高的期望，更不奢求自己能成为雨果和托尔斯泰那样的文学巨匠，因为这个时代的尴尬之处在于，它「并不培育伟大」。在这个想法泛滥的、匆忙慌张的情境中，美好与崇高的东西少之又少，我们又凭什么期盼雨果和托尔斯泰式的经典文学作品诞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