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明报》2014.6.11
前言
这篇文章是过去半年笔者撰写反思西方民主的第十篇（前九篇其中六篇回应指正），今篇是总结及阶段性的终结是项研究。这终结篇尝拭提炼繁琐纷乱的表面现象为简单概念，以理解民主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本文认为民主政制自古希腊城邦至今，还是纠缠于两个制度弔诡之处——管治质素低劣及实际公义不彰的程序理性问题。不过，事先声明，对民主政体的批评，并不表示它缺乏值得珍惜的优点，亦不表示其他两种主要政体——“一人君主”及“少数贵族（精英）”胜于民主。笔者立场倾向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取长补短，互相制衡。
这终结篇要回归民主的本质看民主的现象。它问3个问题：第一，民主的本质为何呢？第二，民主的本质如何影响它的表现呢？为何民主政制曾经一段颇长时期令人向往呢？第三，民主政制只是国体一部分，这依托反映什磨问题呢？
民主从众不从贤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认为“民主从众不从贤”。这是笔者认为对民主性质最深刻的理解；这个“从贤”应是“从贤从能”之意。再推论下去，民主是平均贤能，平庸的政体。
从众的本质是什么意思？美国政治学大师道尔（Robert Dahl）用领航员及医生论证民主能力（competence）的缺陷。他说不会乘坐每项诀定都交由船员及乘客投票的船只航行；他亦不想成为一间医生、护士、病人及其他相关人士以平等基础决定所有事务的医院的病人。民主的管治能力水准低劣，若其他因素不变，是结构性的！
美团政治学大师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观察是：“当一般人进入政治领域，他会跌至一个较低的智力水准。他会立刻在本身真正利益范围变得幼稚。”他的解释是从人性角度切入传媒的渲染力：报纸及电台受众群体十分容易进入狂热状态，而理性论据只会鼓励兽性而已。今天情况更为恶劣。若此，由一般不懂政治的人一人一票所谓普选产生的领袖是否政制设计的误区呢？由于这个因素，美国《联邦人论文》阐释采用间选参议员及总统的原委，就是企图避免缺乏友侪评估，而任由普通选民不了解候选人的情况下，选出巧言令色的民粹政客（见笔者（民主是激情专制）一文）。现今成熟民主政体的选举已经变成不大重视候选人做了何种实事，而是用尽公关技巧讨好选民。这种发展有它内在逻辑性。
民主政制另一侗特质是程序至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认为西方民主背后的自由主义把“程序”推高至“真理”的位置，最后变成“价值相对主义”，即不认同历史智慧及经验的积累是经历考验的真理、公义。康教授的讲法是，民主受其程序限制，不能预设实质含义的结果，因为要一人一票的多数票才能决定谁是“真理”。
讲到民主的程序公羲及理性一定要提及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否定绝对皇权的观点。
这两宣言奠定民主政制普选一人一票选举的道德基础。然而古希腊雅典等民主是城邦小范围、人数少，还可采用直接民主。美国立国时期麦迪逊等人写的《联邦人论文》，就是要解决幅员广、人口多的民族国家实行民生政制的困难。他们想出用代议政制，•即少数精英由每个州选民选出，而非选民直接议政。这个改动基本上改变了民主的本质，更具体的说法是，代议政制是将人民直接行使决策的权力架空，只保留定期选举代议士。这样改动实际上变更民主的［平均贤能」尊致管治能力下降的逻辑。但代议政制不应该为民主，它有一半是精英政体。
在实际选举操作层次，代议政制与古希腊城邦一样，后者就算有集会商议政事的傅统，若未有共识，最后亦要透过投票多数决定的程序。即是说，代议政制的公民选举及议会投票部分是用程序理性的逻辑；但它选出的代议精英提升了决策能力，亦破解了道尔“民主能力低下”的困境。
成熟民主国家辉煌的原因
余英时对民主政制表现不济还有一个说法，他认为雅典民主的后期已经没有伯利克里（Pericles）一样的领袖袖人物，继起者是一些民粹政客，一昧以取悦群众，利用他们的低级本能，以满足他俩的权力欲望。余英时一语道破民主政制兴衰的决定因素；即是说，当民主决策是真正民主，缺乏精英贤能部分，其他因素不变的话，民主政制必然衰落。这亦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蔑视民主的原因。他认为民主是对准（directed to）穷人利益的政体，但不能照顾每个人的利益。英国大文豪萧伯纳（George Shaw）更对民主冷嘲热讽。他说民主“是由不胜任多数选举取代委任腐败小数”的政制。但值得一提，民主政制可贵之处是它迫使政治精英回应一般人民的诉求。
既然民主本质决定它表现不济，为何自美国独立以来200多年，实行代议民主的西方诸国，如英、美、法、荷以至东方的日本都有其繁荣富强的国体呢？
笔者的解释如下：
第一，今天西方成熟民主国家及东方的日本仍然是高经济水平，其中重要原因是殖民侵略保存的资本。若有兴趣，可观看北京卫视《大国崛起》剧集，了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至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
第二，西方成熟民主是代议政制，不是人民直接议政，还保留它的精英性质。举例锐，美国两位学者Martin Gilens及Benjamin Page研究发现在美国1981一2002年间1779项与联邦事务有关的政策事件，经济精英及专业界别，而非一般市民及群众基础的利益团体，才有实际影响。
第三，成熟民主政体一般在实施全面普选之前己完成经济起飞的阶段。根据英国学者MartinJacques的研究，英国工业化开始于在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就算是1850年，只有1/5男性有投票权；直至1918年，即工业革命130年俊，英团30岁以上女性才有同样权利。美国经济起飞阶段是1870年至1913年，只有少数白人有投票权；白种女性迟至1920年代，而黑人则在1965年才真正有投票权。日本男性在1925年才有投票权，已经距离明治维新（1868）有57年。
第四，笔者首篇文章《西方民主制度是灵丹妙药还是兴奋剂？》已指出民主政制危楼归结为“超裁政府”的问题。笔者最近再翻查一些资料，更加肯定美国学者Kupchan（见首篇文章）提出民主患了抑郁症的判断。他指出全球化弱化政府的能力。以此推论，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面对相同的压力亦表现不一样。以最新全球统争力报告作比较：ZQ13/14年德国第4，日本第9，荷兰第8，英国第10，美圃第5；它们都是成熟民主政制，而且没有在2008年金融危机出大事（美国“次按”出事，但不是美国“埋单”）。而出现主观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排名则远为落后：葡萄牙（51），爱尔兰（28），意大利（49），希腊（91）及西班牙（35）。经济实力亦决定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2012年前列五国最高是英(21%）、美(16.2%)，其余德、日、荷都在10%内。但“欧猪五国”同期最少是爱尔兰（33%），最高是希希腊（55,3%）。
但这些国家不会如埃及、利比亚等「亚拉伯之春」国家出现政权易手的动乱。因为它们有完善的社舍保障，其开支与德日等竞争力强国家差不多。反映在社舍稳定指标，就是贫穷率（家庭收入中位数一半以下）2010年都有大幅度的减幅。举例说爱尔兰税收及再分配前贫穷率是44%，税收及再分配后只得9%；税收及再分配后最差是西班牙（15.4%)，与香港相若，但税收及分配前是35％。
从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来看，2007年日本是167%，希腊只得115%，西班牙42.3%。这几组数据跨国比较似乎印证一句说法，经济实力决定一切。
第五，最近新兴民主国家及地区的民主乱象，如泰团、台湾、埃及都有普选，但泰团及埃及未能落实政权和平轮替的传统或有少数激进分子用街头动员拖延民选政府施政《如台湾），都反映民主的程序理性（一人一票多数决定）未能解决实质社会深层次矛盾。
总结上述5项理据，尽管民主政制有本质缺陷，但亦可基于偶然性因素，如侵略得来的财富、成熟民主国经济起飞先于全面普选•而创出光辉及令人羡慕的繁荣。但今天，这些偶然因素逐渐退减，民主政制本身的缺陷才显露出来，尤其体验在鼓竞争力弱的国家。富然，笔者这偶然性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成立与否，便要看西方民主国家自我更新的能力了；时间会说明一切。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香港人谈民主容易忘记国体的问题。以下笔者列举两个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国体的重要。
第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phalia Treaty）签订结束了欧洲30年战争。和约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威并寞定“民族国家”的开始。自始，国家之间以平等，主权为基础展开对弈。
第二，1871年日本明治日皇派遣使节团，史称岩仓大使节（Iwakura Mission)，历时两年出访欧美各国，用了当时财政总收入2%。1873年会见德国首相俾斯麦，他对使节团说：“方今各国亲睦礼仪，实属表面现象……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若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若于己不利，则翻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事后随团之大藏卿大久保利对友人说：“听了俾斯麦一席话，开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
这两项历史事故说明民主政制最终只是“毛”，不是“皮”。没有了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至上的博弈下的国体保护，民主政制“毛将焉附”。在这个国体依托的宏观背景，我们再参考184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百年耻辱”的实质困境。亦由于这个国体背景，致有“五四运动”民主及科学之议，救中国之国难。事后看来，这是历史的错判。
美国输出选举民主就不包括君权统治的中东油国。斯诺登(Edward Snowden）向媒体披露民主的美国政府拥有庞人的监听计划，监听对象包括亲美的盟国领袖。这事件不单彰显民主国家利益至上的实质内涵。更荒谬的是，理应平等对待他国（民主的本意）的美国居然由于怀疑玻利维亚总统专机载有斯诺登，要求法、葡、意及西四国拒绝其过境。可以说，民主最终的依托还是国体的民族国家，而这载体在国际关系的原则最不民主。
总结
回答文首3个问题。第一，民主从众不从贤的本质决定它管治能力平庸，若不是低劣的话。第二，成熟民主国家繁荣富强的表象非民主政制之功，可以是其他偶然性因素造成的。第三，民主要依托于国体，而民族国家的母体生存的环境，300年来基本上都是用达尔文进化论运作的。
民主政制最大的问题是选民素质的问题，即由一些容易受私利激情及党派预设立场影响的人选出领袖，而这批领袖亦受其私利及党派利益左右。最伤害民主政制的两批人都相信私利。若西方社会能够反思如何效显彰公利，还可能稍减这道德缺陷。
民主政制另一大问题是绝封化程序理性，这当然是本质所然。法治——宪法及独立的法庭亦可以带上忙。但这还不足狗。余英时教授讲过一句话——徒法不能自行。这个“法”包括制度，而“自行”指要人去执法。这就回到中国传统的强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背后的道德礼教及人本理想。这正可补民主政体缺乏实质公义的缺陷。最俊一句，民主是政制的方法，只是术的层次，不用太拾举它。它是兴奋剂，不是万应灵丹。人民主权若建基于人性的私利丑恶，这种西方现代政治学传统，如何有道德高地呢？这亦是熊彼得及罗拔道尔等美国政治学大师要将民主重心放在竞争性精英；如道尔倡导的“多头政体”（Polyarchy）的道理。当然，中国人对人性及政体有不同传统，我们不应盲目跟西方开始过时的潮流起舞。
作者为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