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曹教授2024年8月21日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查良镛（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邓小平被打倒时，金庸与人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
金庸很钦佩邓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因为金庸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及其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赞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邓的女儿邓楠告诉金庸：“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在金庸听来，邓在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金庸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
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金庸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
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
邓回答：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
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
邓回答：
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施汉诺（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金庸在1972年8月19日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中称，“周恩来已是70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
邓在会谈中客气地问他：“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
一个是三起三落、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20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转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谈话结束，邓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又一直送到大厅外，站着又谈了一会儿。
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单独正式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金庸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地赞成。”
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记者问及金庸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
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
这是他与邓唯一的一次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
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说，“邓小平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深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
1997年，邓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
在金庸眼中，邓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23年前与邓见面以来，金庸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
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
邓小平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我们官方话语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时代“总设计师”，以为过去四十几年中国进步，都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似乎都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是邓小平1975-1977年在江西那个“邓小平小道”上的冥思苦想。
读了《邓小平时代》，我发现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定位比我们原来的说法更精准，更有道理。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并不是他有多少理论、多少知识，知道多少中国与世界，而是邓小平没有强不知以为知，没有用毛的诗人气质去指导中国、引领中国。邓小平只是如实告诉人民中国的真相，如实告诉人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只是告诉人民，中国必须发奋努力，必须放弃内争，必须果断终止阶级斗争，必须将全副精力用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上。这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古典中国智慧“实用理性”的胜利。
按照傅高义的研究，邓小平并没有更多的“顶层设计”，甚至可以说，从他第三次重出江湖恢复高考，直至1990年代再度启动经济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腾飞，邓小平都没有凭借个人英雄主义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而是充分尊重人民的创造，尊重来自实践的经验。恢复高考是别人的建议，让大包干改变中国，也是十几位农民兄弟冒险先行。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的“恩准”，在于他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尝试对于全局，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
张五常教授说，“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中国20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路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
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是傅高义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
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一个人，而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但写得很客观，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这是一部比历史课本生动百倍的当代史，向我们展示出了教科书里所未提及的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
邓质方：我最近看《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太值得看了。我通读了全书，才真正意识到，老爷子后来提出的24个字的战略方针，“绝不当头”最重要。这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这里面体现了老爷子的世界观——谦虚、敬畏和开放。老爷子还说，他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没有做什么事，他仅仅是给松了一下绑，解除了一些禁忌，一切的一切，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张维迎：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邓小平时代》。
沈志华：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
秦晖：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邓小平时代》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除了傅高义先生详实的写作，冯克利先生流畅又中国化的翻译功不可没。
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
本书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今天再次上架。我早在2013年本书中文版首发时，就买过一本，当时的售价是88元。刚在先知书店查询了，10年过去，售价仍然是88元。
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