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1967年冬天,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揭开炕席的一角,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时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屉,扒拉几下破布头烂线团。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
“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在一年的三个季节里,我和母亲把这一百零四颗白菜从娇嫩的芽苗,侍弄成饱满的大白菜,我们撒种、间苗、除草、捉虫、施肥、浇水、收获、晾晒……每一片叶子上都留下了我们的手印……但母亲却把它们一颗颗地卖掉了……我不由地大哭起来,一边哭着,还一边表示着对母亲的不满。母亲猛地把我从她胸前推开,声音昂扬起来,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说: “我还没死呢,哭什么?”然后她掀起衣襟,擦擦自己的眼睛,大声地说:“还不快去!”
看到母亲动了怒,我心中的委屈顿时消失,急忙跑到院子里,将那个结满了霜花的蜡条篓子拿进来,赌气地扔在母亲面前。母亲提高了嗓门,声音凛冽地说:“你这是扔谁?!”
我感到一阵更大的委屈用上心头,到我咬紧了嘴唇,没让哭声冲出喉咙。
透过蒙眬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小时被牛犊或是被孩子踩了一脚,所以它一直长得不旺,当别的白菜长到脸盆大时,它才有碗口大。发现了它的小和可怜,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但第二天它就打了蔫。母亲知道了真相后,赶紧将它周围的土换了,才使它死里逃生。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篓子落地时发出了清脆的响声,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我知道闯了大祸,站在篓边,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亲将那棵白菜放进篓子,原本是十分生气的样子,但也许是看到我哭得真诚,也许是看到了我黑黢黢的手背上那些已经溃烂的冻疮,母亲的脸色缓和了,没有打我也没有再骂我,只是用一种让我感到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哪里去了?”然后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但母亲的身体是永远也不能再站直了,过度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早早地就压弯了她的腰。我跟随在母亲身后,听着她的喘息声,一步一步向前挪。在临近集市时,我想帮母亲背一会儿,但母亲说:“算了吧,就要到了。”
终于挨到了集上。我们穿越了草鞋市。草鞋市两边站着几十个卖草鞋的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堆草鞋。他们都用冷漠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穿越了年货市,两边地上摆着写好的对联,还有五颜六色的过门钱。在年货市的边角上有两个卖鞭炮的,各自在吹嘘着自己的货,在看热闹人们的撺掇下,悬起来,你一串我一串地赛着放,乒乒乓乓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硝烟气味,这气味让我们感到,年已经近在眼前了。我们穿越了粮食市,到达了菜市。市上只有十几个卖菜的,有几个卖青萝卜的,有几个卖红萝葡的,还有一个卖菠菜的,一个卖芹菜的,因为经常跟着母亲来卖白菜 ,这些人多半都认识。母亲将篓子放在那个卖青萝卜的高个子老头菜篓子旁边,直起腰与老头打招呼。听母亲说老头子是我的姥娘家那村里的人,同族同姓,母亲让我称呼他为七姥爷。七姥爷脸色赤红,头上戴一顶破旧的军帽,耳朵上挂着两个兔皮缝成的护耳,支棱着两圈白毛,看上去很是有趣。他将两只手交叉着插在袖筒里,看样子有点高傲。母亲让我走,去上学,我也想走,但我看到一侗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风迎着她吹,使她的身体摇摆,彷佛那风略微大一些就会把她刮起来,让她像一片枯叶,飘到天上去。她也是像母亲一样的小脚,甚至比母亲的脚还要小。她用肥大的棉袄袖子捂着嘴巴,为了遮挡寒冷的风。她走到我们的篓子前,看起来是想站住,但风使她动搐不定。她将棉袄袖子从嘴巴上移开,显出了那张瘪瘪的嘴巴。我认识这个老太太,知道她是个孤寡老人,经常能在集市上看到她。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
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
“是老小,”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
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篼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劝说着她。
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在清冽的寒风中,我们的白菜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老太太搬着白菜站起来,让母亲给她过秤。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我看着那棵被剥成了核的白菜,眼前出现了它在生长的各个阶段的模样,心中感到阵阵忧伤。
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开,露出一沓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母亲也一张张地点着。我看到七姥爷的尖锐目光在我的脸上戳了一下,然后就移开了。一块破旧的报纸在我们面前停留了一下,然后打着滚走了。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刊于《写给父亲的信》
春风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