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2014年1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05版  记者： 王为松

　　一年下来，读书也不能算少，但年末一盘点，问题就来了，我的阅读面并不宽，读来读去，其实就集中在这么几家出版社的圈子里。是阅读的惯性，还是惰性，或者就是看不见更多的好书，还一直拿钱钟书先生的那句“这世界上竟有这么多我不要看的书”做堂皇的借口。每次职业习惯地浏览新书排行榜，一眼扫去，有时一大半的书名也没有听说，更懒得去翻，因为想看的书也已经看不过来了。

　　现在越来越喜欢看一些老人或有关老人的书，当然不是只知谈论一己之痛痒，也不是专论风月与养生。我总以为，能够出版成书，那就必须与网络上到处可见的随感随写的文字不同，应该多一点家国之忧、时代之思，至少是自己在某一领域耕耘有年的思考，这其实已是出版的下限了。老者的优势就在于，以其人生智慧引发后来者更为深切的启悟与追问。譬如，吴琦幸记录整理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我来说，这书有点特殊，元化先生既是学者又是出版界的前辈，在他晚年，我有幸与他接近，听他谈学问，谈人生，也谈时代风云中个人的处境，真是受教良多，也曾动念编录一部他的晚年谈话录，所以此书我前后认真看了三遍，好在篇幅短，很快看完。但沈建中编撰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只是随手挑了几个年份选读，看看施先生在时代的大洪流中的所思所为，这些已经够我们回味与琢磨了。

　　这两本都是关于老人的书，老人家自己写的书则别有风味，譬如《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书信总归是私人间的沟通方式，写的人大多不会想到要发表。这些“甚可回忆”的往来通信，如果不是俞平伯等人的悉心保存，任其遗失，那才真是“未免可惜了”。

　　还有一位老人家，到了八十多岁，写起小说来一出手就是上百万字，这也才写到童年。黄永玉先生这次出版的《朱雀城》（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无愁河的流浪汉子》的第一部。黄永玉先生的艺术生命何以如此勃勃生机？我倒想起沈从文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说到文字的篇幅，台湾的两位当代作家是善写高手，张大春《少年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读完380页，才只是四卷本《大唐李白》的第一卷。一个富二代的公子哥，在人们仰慕着诗人的年代里，喝酒读书作诗，笑入胡姬酒肆中，银鞍白马度春风。他在为子孙后代铸造李姓的身份。另一位作家唐诺，写了一部50万字的“文化大散文”。阿城说，不要急着读完，体会它的生长过程。《尽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是一本这样的书。

　　王鼎钧说，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对于现在年轻的孩子来说，历史的真相也许就存在于小说中。今年读完的喜欢的小说有两部，一部是大家谈论比较多的金宇澄的《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一部是叶兆言的小中篇《一号命令》（江苏文艺出版社）。《繁花》读着读着，就想到恩格斯说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一号命令》则是写巨大的镜子里弥散着的浓雾一般的巨大悲伤。

　　作为作家的作家，我确实喜欢毛姆，而且你读毛姆的时候，脑子里不会不想到钱钟书，看他们如何挖苦自己笔下的那些作家或者教授。今年读过两本毛姆，都非常值得推荐。一是《总结——毛姆写作生活回忆》，一是《寻欢作乐》（译林出版社）。毛姆的妙处在于，你看他的小说，总能发现自己的生活中某个熟悉的朋友。

　　最后说两本与我职业有关的书，《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复旦大学出版社）。有人说，在18世纪出版《百科全书》，可能是法国大革命之前整个出版史上挣钱最多的生意了。其实出版就应该像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是“向世间推广一本书”。在文明的进程中，出版人始终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是，当人们在撰写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又往往很容易忘掉出版人的作用与影响。巢峰先生的《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上海辞书出版社）就是提醒我们，出版人是不应该被忘记和忽略的。有一次，我听他说，东临碣石有遗篇，碣石早就没有了，遗篇还在，这就是出版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