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于漸/文     转载自信报2013年1月2日 时事评论

　　前周叁（12月19日）说及熊彼得分析过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后，无可奈何地推断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这个推断虽然并未成真，但大师开创了创 造性毁灭论（creative destruction）和选举竞争论（electoral competition），贡献良多。

　　熊彼得认為资本主义终将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引擎虽然挟创造性毁灭的威力，造成经济替换和混乱，破旧立新，但在民主社会里形成政治反弹，令社会主义看似好过资本主义；他深信社会主义最后必胜，而社会主义可以与民主兼容。

　　不过，佛利民二十年后出版的经典《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在「社会主义可以与民主兼容」这一观点上与熊彼得背道而驰。佛利民以大量实例说明，民主与社会主义无法共存；但同意熊彼得说，民主在某 些情形下会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但只有在经济上坚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民主才可以相辅相成。

　　外滙管制 影响自由

　　对佛利民来说，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代表经济自由，而开放的选举竞争代表政治自由，两种自由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繫；他认為熊彼得所说「社会主义令经济自由消失后仍然可以有政治自由」是一种误解。

　　佛利民所举的第一个实例是外滙管制。二战后初期，英国管制外滙，以致本土公民无法到美国度假；美国则在麦卡锡当权时，由於这位参议员强烈反共，公民不得到苏联度假。英国限制公民的经济自由，美国则限制政治自由，但最终都变成限制出境自由，所造成的效果并无分别。

　　政府剥夺个人经济自由的例子还包括：立法规定用一成收入购买退休保险；有牌照才能从事某些职业；立法规定「公平贸易」，售价不得低於专卖商指定的水平，禁止俗称「水货」的「平行进口」，或者就產品设置「进口限额」等等。这些限制决定了经济权力是集中还是分散，至关重要。

　　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将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分隔开来，不让政府插手经济活动，直接保障了经济自由。港人熟知的「小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对经济活动只用最低限度的权力，留待个人透过私人市场作自愿的选择。

　　佛利民写道：「不论来自帝皇、独裁者、寡头统治还是短暂的多数，对自由根本的威胁是强制权。想维护自由，就要尽可能消除这种集权，而且不能消除散发权力的行為，以作制衡」。

　　在人类歷史上，政治自由最早见於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体制，佛利民认為并非偶然。他认為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一个必要的条件，只不过单靠资本主义还不够。二战前夕，资本主义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变成法西斯。佛利民没有研究过这叁个轴心国為何会沦為法西斯，但相信美国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助长了这个趋势——经 济紧缩令这些国家的民眾寧可忍受极端的政党，压抑政治自由。

　　政治经济 并非单边

　　佛利民担心的是，在社会主义下，经济活动大都属国家所有，政治自由必然会受压；公民要靠国家养活，也就不敢反对国家，当然也不敢资助反政府的政治活动。

　　佛利民以已故英国首相邱吉尔為例说：「由1933年到二战爆发，邱吉尔都不得上英国电台讲话。那当然是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管理的政府垄断机构，……。而他（邱吉尔）的（反纳粹）立场太富争议性。」

　　佛利民以美国私营的荷里活片场与与英国公营的BBC作对比。在麦卡锡年头，荷里活「约有150名作家（电影编剧）因為涉嫌是共產党人或同路人，被行内列入黑名单。共產党人或曾经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作证）者被禁止角逐奥斯卡奖项」，但他们仍能找到出路。

　　黑名单盛行期间获颁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勇士》（The Brave One）由着名的「荷里活十君子」（Hollywood Ten）成员Dalton Trumbo匿名编剧。1947年，美国国会猛抓共党黑手，但「十君子」拒绝為此作证，被指藐视国会，列入黑名单，不得录用。《勇士》的製片家当时对外坚 称，编剧是「一个居於西班牙的大鬍子。我们有义务為股民选购最佳的剧本。Trumbo呈上《勇士》，我们就买下了……。」

　　佛利民写道：「荷里活和美国的电影业如果像英国那样是官方企业，那就成為由BBC僱用的问题，难以相信『荷里活十君子』还能找到工作。」美国维护政治自由度比英国有效，就是因為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曾经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作证）的作家匿名受僱。 但佛利民相信，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关系错综复杂，并非单边的。十九世纪时，由於政治上较為自由，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但到了二十世纪，随着政治自由的延伸，集体主义的倾向加速扩散，社会福利逐渐取代自由，成為民主国家主要的关注。

　　自由好处 应予宣扬

　　实行资本主义经济的民主国家日渐介入经济生產和规管私营企业。与此同时，经不起利益团体游说，增设各种社会转移计划，令重新调配激增。看【图】可 知，1870-1996年间，各国政府平均开支的增幅佔GDP（国民生產总值）的比重由10.7¿€增至45.6¼›期内，津贴和转移方面的政府平均开支 增幅更由1870年的1.1‹‚飆至1995年的23.2€‚

　　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有增无已，正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此消彼长的熊彼得预言。佛利民担心，国家在经济活动上日益扩权，不但有损资本主义引擎的创造力，更会压缩个人自由；国家愈大则权力愈大，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也愈大。

　　一如熊彼得，佛利民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忧心忡忡，但他认為不可能预测未来。佛利民在这方面受同期的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影响。波普尔认為，社会的未来取决於其成员现有和今后可能获得的知识。但社会成员今后可能获得哪种知识既无法预知，预测这个社会的未来无疑 瞎子摸象。

　　对佛利民来说，玩水晶球还不如多宣扬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好处。他相信，大眾只要了解问题，就会选择资本主义与自由。他用日常语言撰 写《资本主义与自由》，而且大量举例，使普罗大眾更易明白他的论点；其后与妻子Rose合撰的《自由抉择》（Free to Choose）就更加通俗易懂。

　　《资本主义与自由》有十叁章，就民主社会如何维护经济和政治自由提出一套政策，佛利民的论述在当时绝对原创新颖、深具啟发，而且实事求是。只要读过该书或者听过他演讲，往往都给他说服，深受鼓舞。

　　入市屏障 造成垄断

　　佛利民一开始就指出，政府的角色应主要限於订定规则和担任裁判、维持法律和秩序，提供国防和稳定的货币架构。无论统治者还是受统治者，都应该遵守这些规则。 人类之所以要有政府，因為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而须解决各人都要求享有某些行动自由时所形成的矛盾。他解说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这些矛盾可以藉着市场，通过 自愿的交换来解决，毋须由政府强制个人怎样做。

　　但有两种情况可能要政府採取行动或介入：一是垄断，二是界外因素（externalities）。

　　佛利民认為，大多数垄断其实是政府造成的，应予终止。港人近月对增发免费广播牌照的关注，就是因為牌照太少，造成垄断。由於同样的理由，佛利民反对要领牌才 能从事某些专业，认為架设入市屏障只会造成价格垄断，令顾客无法享有完全的选择。同理，他反对工会，因為令会员得以左右劳动市场，有损未加入工会的从业员。

　　至於说自然的垄断性（natural monopoly），佛利民写道：「这里似有叁种可能：私营垄断体、公营垄断体和公共规管。叁者均有害无益，但我们只能从中选择。」审视过经济学同行 Henry Simon有关公共规管的研究，以及同行Walter Eucken有关公营垄断体的研究后，佛利民写道：「就教於两位后，我勉為其难地决定，受得了的话，私营垄断或為害最轻。」

　　佛利民更注意到，在叁害之中择其一时，不应「一选永逸」（be made once and for all），此后再也不变。有时公营垄断体看似具自然垄断性，但不应禁止他人入行竞争。所谓日新月异，由於科技等因素，自然垄断体的技术条件有可能生变，令 其失却自然垄断性。佛利民认為，公营垄断体阻止他人加入竞争的可能性大过私营垄断体，故相信就中长期来说，以私营垄断体為害最轻。

　　可惜这概念在香港未获认同，近月通过的《竞争法》偏偏豁免所有的公营垄断体，不碰最需要有竞争因而法律最应该针对的领域。

　　政府干预 会失公信

　　佛利民觉得有必要时，政府可以介入，只不过现实里很多以界外因素為名的安排都是名不副实。他认為政府应首先尽可能鼓励私营，同时开放这些行业的竞争。他以公园為例，位於市区的公园公营或者有理，因為难以监控及向享用人士收费，但国家公园就毋须公营，因為很容易向用者收费，大可交由私营企业运作，好处是较灵 活，会积极利用现代管理和科技创意来加强保育。

　　在货币政策方面，佛利民建议将货币规则写入宪法，规定中央银行以固定的比率增加货币供应，以 稳定价格、容许经济平均成长。他不认為央银应兼顾就业等其他目的；而货币规则立宪后，应该让央行高度自主。他认為在各种公共產品里，货币具有关键的地位， 维持币值也就是维持公眾对政府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信心。

　　由於货币制度太重要，佛利民觉得不能让他人用来以遂短期的政治或政策目的。虽然商业周 期周而復始，令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面对压力，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冒起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健全的货币制度可建立较稳定的长远政策环 境，从而减轻商业周期的波幅；反之，政府若积极主动，依赖权宜的短期干预，只会令前景更不明朗。

　　佛利民明确区分政策规则与权宜的干预，是政 策推论上的一项突破，最终引发了大量诺贝尔经济学奖级的研究。这个简单实用的概念其实源自一个无人不知的儿童故事。有个小孩觉得叫「狼来了」很好玩，但孩 子贪玩叫了几次后，真的遇到狼再大叫时，再也没有人赶来救他。在经济上，政府频频干预市场的话，会失去公信力，日后再出手时，人们会无动於中。

　　佛利民接着力证自由贸易和让资本自由流通的好处。开放的国际经济须要有前后一致的国际收支安排，但只有两种制度与自由市场和经济自由兼容：全球划一的国际货币制度例如金本位，或者自由浮动的滙率。

　　自由市场 可消歧视

　　他打从开始就知道只要是民选的政府，就很难採用金本位。佛利民认為，一战结束后恢復金本位是其后大萧条，令纳粹在德国冒起的最重要原因。

　　但政客和选民求短利，民主政府受裹挟，很难在开放的国际经济里谨守政策纪律；要政府毋须整天「捍衞」滙率，又不会拖延金融方面必要的调整，则用浮动滙率会有效得多。

　　就凯恩斯主张用短期的财政开支来刺激经济，佛利民认為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证上，都严重夸大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不只於此，政府的开支甚至会「排挤」私人开支。原 因是政府开支主要靠举债，用未来的税收来偿还，但私营部门预期加税令收入减少，会即时压缩消费和投资。更由於政府开支的经济效益不及私人开支，政府多花钱 对整体经济的作用弊多於利。

　　佛利民认為，不管是针对种族、性别、宗教……，自由市场是消除歧视最有效的机制；僱主若出於歧视而拒绝僱用优秀的员工，市场也就会惩罚他，令他少赚钱。

　　在教育和房屋问题上，佛利民建议用代用券（voucher）為无力支付市场价格的人提供津贴。好处是不会削弱市场的竞争，让供应商竭尽所能来迎合消费者包括 获津贴人士的喜好。此外，无必要為穷人提供公营的教育和房屋；虽然各国都以扶贫為由办官校、建公屋，实际上只不过限制了竞争，保护了某些业者的利益。

　　同理，佛利民反对由公帑资助或提供的社会福利，包括强制的老年社会安全制度，因為会剥夺人们选择老年保险、存钱多少的自由。他最强调自由选择，反对强制，而且要求有竞争，不让公营机构垄断服务。

　　看似保守 实為激进
佛利民对於这类计划重新分配收入的做法甚不以為然，认為扶贫归扶贫，退休保障归退休保障，不应扯在一起。他建议用「负收入税」（negative income tax）或「收入保证计划」（income guarantee scheme）来帮助低收入阶层，认為应為他们直接提供收入，而不是津贴服务这样间接迂迴。

　　津贴服务通常惠及提供者多过消费者，尤其当限制他人入市时。服务的效益也不高，有时候造成浪费甚至引发诈骗。相对来说，通过资產审查或税制来派发现金，低收入家庭得益最多，成本也最小。经济学者不论左中右，都普遍支持佛利民的建议。

　　佛利民不仅提出了一套行动方案以捍衞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他也坚信政治自由很取决於经济自由。《资本主义与自由》解说如何透过自由选择，从种类繁多的政策选项，达致一套相同的政策目标。
佛利民坚持对「权力说真话」（truth to power），而对他来说，权力就是人民。他相信在民主社会里不可能说服政客，而应该说服人民，由人民对政客下指令：照做否则就滚蛋。佛利民认為，经济学 同行设计政策时，应从最佳办法（first-best solution）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因為政治上可行或可接受。

　　佛利民虽被传媒视為保守派，但其实是激进派；他深感上世纪社会福利国家风气日盛，想扭转偏向社会主义的趋势，终其一生致力游说公眾限制政府扩张，贡献良多，可惜他提出的大量议题仍未成功。

纪念熊彼得和佛利民的资本主义论．二之二．完．

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