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22/1/2012 章海陵
二零一一年亚洲周刊十大好书（非小说）揭晓，既有从史学家角度借古讽今，也有从治国经验揭开国家发展真相，更有从完整生命角度提出创意教育观点，岳南、唐宝林、朱镕基、熊培云、周德伟、司徒华、张鸣、罗海雷、尉天骢和严长寿都写出这一年的好书，展现出全球华人的软实力以及不断「向上的力量」。
挥别二零一一年，中国大陆的外汇存底已达三万二千亿美元。在不少华人心间，这天文数字般的巨大财富引起的不是由衷的赞美，而是沉重的叹息：与之匹配的文化财富的积累在哪儿？当代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又在哪儿？一个国家的崛起毕竟不能仅只是为了送走人穷志短的自卑，也更不能只为一展财大粗气的「豪迈」而得意忘形。
令人欣慰的是，在全球华人社会依然有无数「向上的力量」在运行。这就是全球华人知识分子和网民孜孜不倦的书写﹑思考与阅读；这就是台北敦化南路诚品书店﹑深圳书城似乎任何时候都挤满读者的「求知景观」。当然，华人世界「向上的力量」也包括近年中文好书的不断涌现。
二零一一年吸引读者眼球的中文好书，首推对复杂的现代史进行精心梳理﹑三大卷同时出版的《南渡北归》。两岸读书界对这套大书予以高度评价，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选的史诗巨著」。作者的感叹深沉而悲怆，也令人惊悚不已：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值得注意的是，洋洋洒洒「史诗」的作者岳南并非见证左祸浩劫﹑饱经沧桑的「过来人」，而是生于一九六二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新一代文化人。
学者唐宝林推出《陈独秀全传》则是一部「颠覆之作」，彻底推翻了长期强加在这位中共第一任总书记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作者凭着公民的正直与学人的良知，大力为传主「正名」，奋笔整整三十年。「全传」论证陈独秀无愧于时代和人民，堪称民主思想家、革命家和爱国者。陈独秀不屈不挠，既抗议满清、北洋与国民党独裁统治，也抗争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中共的专制主义。他浩然一生，可歌可泣。
注重对现状的剖析，以及对现实的批判，是该年度中文好书的又一特色。人们饶有兴味地读到《朱镕基讲话实录》，发现这位前总理讲真话﹑揭黑幕﹑批现实，似火激情与犀利词锋绝不亚于「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媒体人，甚至在有些问题上更有所超越。
学者熊培云立足于故乡村庄，考察百年中国乡村的「沦陷」与希望，推出专著《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其实，这部呕心沥血之书更是在为中国现代化寻找新路径。作者认为，中国农村建设六十年的荣辱沉浮，与所谓不可知的命运播弄全然无关，而人的理性﹑决策与行为才是主因。中国今天的企业改制﹑城巿化﹑维权与维稳﹑农民工进城等一系列问题，也莫不如此。
亚洲周刊二零一一年非小说十大好书揭晓：
（一）、《南渡北归》（岳南、湖南文艺／台湾时报）；（二）、《陈独秀全传》（唐宝林、香港中文大学）；（三）《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北京人民）；（四）、《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熊培云、北京新星）；（五）、《落笔惊风云》（周德伟﹑台湾远流）；（六）、《大江东去》 (司徒华、香港牛津)；（七）﹑《辛亥：摇晃的中国》（张鸣、台湾联经／香港中和／广西师范大学）；（八）﹑《我的父亲罗孚》（罗海雷、香港天地）；（九）、《回首我们的时代》(尉天骢、台湾印刻)；（十）、《教育应该不一样》（严长寿、台湾天下文化）。
「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伤别离》三卷，是作者岳南耗时八年，搜阅近千万字数据所完成。该书详述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剧烈变迁的命运。岳南在书中披露，国宝级大师陈寅恪，面对政治时局具有令人惊心的预见。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发表诗辞「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陈寅恪旋即就在赠好友吴宓的辞赋中写道「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有颂红妆」。双目失明﹑心思敏感的陈寅恪预感「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政治动乱的临近。仅过五年，「红妆退尽﹑绿装丛生」的红卫兵登场，文革「五尺枪」没有射击帝修反，而是瞄准了各行各业﹑尤其从事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从捆于绿军装中间宽大厚重的铜头皮带，所抽打的目标正是陈寅恪﹑吴宓之类千万教授与自由知识分子那薄薄的脑谷」。但毛泽东不知道，知识分子也是经济力，具有影响历史进程与人心向背的强大作用。侮辱﹑敌视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呢？四人帮那么快就成了阶下囚。
其实，国际史学界也流行中国式「时势造英雄」之论，认为若不是生逢其时或恭逢其盛，曾经大幅改变法兰西国运与世界格局的拿破仑，终其一生也不过是普通的上校团长。此规律也适用于毛泽东。《陈独秀全传》作者唐宝林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但他这部作品无法在大陆出版，而只能由香港中文大学推出。作者披露毛泽东曾承认，直到中共成立前一年，他的思想仍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不知世上还有马克思主义。是陈独秀引导他将马克思主义定于一尊。如果陈﹑毛之间没有这场谈话，如果陈独秀没有派毛泽东赴湖南建党，如果不是陈独秀全力将毛泽东提携到与总书记拥有同等权力的中共中央秘书，毛泽东必定仍是傅斯年﹑罗家伦一类实验主义信徒。「那么不仅毛泽东的历史要全部改写，中国的历史也要全部改写。」
唐宝林还在书中描述传主陈独秀的性格特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光明磊落，百折不挠。作者也不回避陈的错误缺点、他的辉煌与失败、他的不朽业绩与英明预言、他的喜剧与悲剧、以及四次独特的婚恋经过。
在一般读者心目中伟人著作﹑领袖文选﹑首长讲话等出版物几无阅读价值，可是《朱镕基讲话实录》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对此书随便翻翻，你就会发现中国大陆诸多报道不受群众欢迎是什么理由。在《实录》中你看不到吓走读者的套话﹑空话，而深具个人特色的朱氏妙语比比皆是，比很多电视剧对白都要精彩。比如，关于反贪腐，朱镕基表示，「江（泽民）主席讲过，我有问题，你来查我。江主席都說可以查他，什人不能查？為什不能查」？「我是你们的后台，江主席是我的后台」；「原则一定要坚持。我全都给你们担待，大不了我下台」。
可是，从另一角度看，朱镕基《实录》恰恰也是中国「病灶」的标本。在一个「党比法大」、执政者将行政﹑立法和监察集于一身的国度，曾发誓「抬一百零一口棺材反贪」的朱镕基遭遇大尴尬是必然的。比如，中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意出台官员公布财产的「阳光法案」，分明具有强大的合理性，更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但却无疾而终，不见下文。时至三十多年后的当下，还有什么执政表现比制度建设沦为空谈更令民众啼笑皆非的呢？
逻辑使人善辩，哲学使人深沉，而历史使人聪明（培根语）。《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作者熊培云面对历史，更注重心灵与真实。他汲汲营造关于「风险社会」的缜密论述并指出，正是当年人民公社的失败，饿死了大量农民，「他们有种粮食的义务，却没有获取粮食的权利」。
大灾荒更重要的另一个源头是，社会反对意见无立锥之地。对一个民族而言，反对意见是极其重要的生存资源。实际上，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惨剧，早在一九五零年就被一个名叫董时进的「留美海归学者」不幸言中了。他上书毛泽东称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从逻辑上说，「一旦田地社会化了」，将造成极其严重的灾难性后果。董时进走的是与钱学森﹑邓稼先等海归科学家相反的路。言路受阻后，董逃出中国，回到美国，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的农业顾问。可以想见，董时进的抱负若能实现，最起码能让三千多万农民好好活下来，仅这一点而言，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不知超过钱﹑邓等人多少倍。
《落笔惊风雨》的作者周德伟，很多人只知他曾出任台湾关税署长，却不知道他在「五四」期间就读北京大学，最早接触共产党，其后又参与国民党党务。周没被左派牵着鼻子走，也因信奉海耶克的自由主义而不受当政者青睐。周德伟三十万字回忆录蕴含非常丰富的史料，让读者了解民国史不为人知的一面。在尊崇儒家的周德伟眼中，黄兴的人格要比孙中山更接近于君子，汪精卫具有更明确的宪政理念，而蒋介石则有太多的私人权谋考虑，所以才会用各种理由拖延立宪。这一观点显然与所有的现代史不同，从而也打开一条重写现代史的通道。学者吴惠林认为，周德伟重新评估儒家传统思想，并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周德伟小儿子周渝称，父亲的描述「拆穿了蒋介石长期垄断，以他为中心，自我美化，污辱先贤，极端扭曲的民国史及国民党史。这段历史不只是一段血泪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良知受难史」。
二零一一年岁暮，香港舆论界再次掀起「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的论战。香港民主派元老﹑已故领袖司徒华出版回忆录《大江东去》，声称他至死都爱中国，因为他铭记中华民族的苦难；而新中国成立也曾令他热泪盈眶。但他却不是亲中派。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由司徒华领军的支联会打出「爱中国、爱香港、爱民主」的红色旗号举行大游行。亲中派表示，红色带有庆祝的意思，表示庆祝回归，认为司徒华「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应该给他颁发大紫荆奖章。而司徒华表示，他们并非在帮谁的忙。颁大紫荆奖章，虽是「开玩笑」，但也着实「太小觑了我。即使真的给我奖章，我会接受吗」？司徒华的政治信念是「爱国并不等于爱党，也不等于爱一个政权」。
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北京学者张鸣推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作者认为，戊戌维新是过于急促的变革，因为中国被日本打败，整个国民的心理负担都很重，光绪皇帝更想让中国有一个急剧的改变。而改革人士康有为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只是新近小臣，地位很低者要掀起大浪必须使用非常的雷霆手段，他的言论某种程度上硬把西太后给推到了亡国派那一边，把一个最有实力﹑可决定政局的人推到那一边，所以戊戌变革不可能成功。
作者张鸣说，清朝实行新政之后，民变在减少，一个王朝开始变好的时候，革命的言行却越演越烈。这一次是因为皇族组阁犯了大错：十二人内阁，四分之三是满人，无能又要揽权，错误就犯得更大。的确，大局改观不是革命党的成功﹐而是当政者把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的主体力量全都得罪了。这一切都尽收于《辛亥：摇晃的中国》这面镜子。
二零一一年夏天，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作者是香港知名报人、共产党员罗孚（本名罗承勋）幼子罗海雷。二十九年前，时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突然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为「美国间谍」，判刑十年。「机缘巧合」、「历史独特环境的产物」，罗海雷如是说。他在书中特别举出早年被指为中国第一冤案的潘汉年案，并与罗孚案做比较。他感慨二者都是「审判只是过场，法院只办理法律手续，根本就不是审查案件的事实。」
这是一个革命不断吞噬革命之子的故事，罗海雷说，这真是「让人感触的大时代故事」。至于谁是诬陷罗孚的元凶，经过推断后，心中有数，但既没有清晰证据，当事人也已离世，书中不再点名提及，反而，他格外感慨故事反映出整个体制的问题。罗海雷说，中共陶醉于自己的组织能力，不断审查自己人的忠诚，这在战争时期是正常的，而且敌人也变相成为了一股制衡力量，但是到主政时，没有民主法治制度，仍然不断审查自己人，而且在整个体制下可随便举报，被告无自辩的机会，结果不但害了人民，也害了自己人。
二零一一年﹐台湾教授作家尉天骢藉新书《回首我们的时代》，细数自己与二十三位、横跨三个时代的作家的情谊。其中包括台静农、高阳、子于、俞大纲、杨逵、程兆熊、何欣、王梦鸥、姚一苇、无名氏、陈映真、唐文标、王祯和、纪弦、商禽、楚戈、逯耀东、奚淞、聂华苓等人，「大家一起走过那段岁月，相互激励，也因此得到了往前的方向」。书中对陈映追忆真最令人感伤，深刻而伤感爬梳了他成为左翼思想家的过程。作者与他最后一次相聚时，陈竟对尉天骢说「大陆文革有它庄严的意义」。两人政治与文学理念渐行渐远。
尉天骢曾是作家无名氏的粉丝，自荐为他的论文讲评，因而相识，无名氏逝世前最后几日两人曾经相处。无名氏人生最后经济很困难，甚至还得请他代为买药送饭。在与高阳的对谈中，作者表示「明朝是历史上最腐烂的一代，也是在腐烂中最显现人格的一代。」他建议高拿这类故事当创作上的参考，而高阳也明白挚友在勉励他做中国的巴尔扎克。「如今高阳已经已逝世十五周年，每当想起他，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一个微屈着背﹑苍茫独立于挽歌声中的寂寞身影」。
台湾「公益平台基金会」董事长严长寿出版《教育应该不一样》一书，发人省思。严长寿年过六十，人生历程丰富，他说：「挑战自我、常保热忱，面对挫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用正面学习的态度，放下执着烦恼。」
严长寿认为填鸭式的教育法，「是无法点亮孩子的天赋与优势，因为教育不是倒满一壶水，而是点亮一根蜡烛。而许多父母都认为读书是唯一的方法和管道，怕输在起跑点，却没赢在人生的最终点」。孩子长大后无法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这为父母者最大的失败。学童的「天赋、热忱、沟通能力，及创作思考的能力，从中找到自己的真实价值，这也是社会的核心价值」。
放眼今日全球，权贵集团狂妄骄纵，奢华背后贫富悬殊，底层弱势辛酸困顿，倘若对此追根溯源，可发现都因违反普世价值﹑背离现代性所至。如何能使这个世界不一样？首先教育应该不一样。因为「天赋是由一种不得不然的热情所驱动，你热爱一件事，热爱到足以打死不退，全身有一股强烈饥渴往前追寻的力量。因此，必须强调任何天赋都需回到纪律的坚持上」。
■ （实习生毛莹、梁逸、李子辉与陈嘉宝参与研究）